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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要是我说实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儿童收容院去。于是我说我十六岁了。我留了下来，在训练班学习了四个多月，除了学习，大部分时间是照料伤员。
我们撤退时，带了很多伤员。我们不能走大路，因为大路常常遭到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走沼泽地，走羊肠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进。
我们路过了大片田野，地里庄稼多好啊！我们走着看着，踩踏着无人收割的黑麦。那是前所未有的丰收年景，庄稼长得很高很高。绿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阳光，可是地里却躺着死人，凝着血……死人当中也有活人。树木烧黑了……火车站被炸毁了……在熏黑的车厢上，挂着烧焦的尸体……我们就这样走到了罗斯托夫。
在那儿又遇上一场轰炸，我受了伤。当我恢复知觉时，已经在火车上了。这时迷迷糊糊听到一个老兵在训一个年轻人：“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她没哭，你倒哭了。”他回过头，看到我已经睁开了眼睛，就对我说：“你哭几声吧，孩子，哭几声吧。哭哭，心里好受些。你是可以哭的。”我想起了妈妈，于是哭了起来……
出院后上级安排我休长假。我就想方设法去找妈妈。妈妈也在四处找我，而奥丽雅也在找我们。真是奇迹！我们竟然通过莫斯科的一些熟人找到了彼此。我们都往熟人的地址写信询问，这样就找到了。真是神奇啊！
那是1941年年底……弟弟廖尼亚已经开上了拖拉机，他还完全是个孩子，才十三岁。他起先是当耕播助手，拖拉机手全都上了前线后，他便当了拖拉机手。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妈妈担心他会困得睡着，一头从拖拉机上栽下去，便常常到拖拉机上去看他，或跟他并排坐在一起。妈妈和廖尼亚睡在别人家里的地板上……都是穿衣睡觉，因为没有任何可以盖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不久，奥丽雅也来了，她被安排当会计员。 但她给兵役委员会写了信，申请上前线，可她的申请一直没被批准，于是我们决定（那时我已经是有战斗经验的人了）两人一起到斯大林格勒去，到那儿设法混进一支部队。我们哄骗妈妈安慰她说，我们到库班去投靠爸爸的朋友，那儿是个富有的地方……
我有一件旧军大衣、一件军便服、两条长裤。我给了奥丽雅一条长裤，她什么都没有。一双长筒靴我们两人可以轮流穿。妈妈用纯羊毛线给我们织了一双既不像袜子，又不像鞋子的东西，但穿上很暖和。我们俩步行了六十公里，到了斯大林格勒。二月天，饥寒交迫，我们冒着严寒行走：一个人穿长筒靴，一个人穿妈妈做的那种便鞋，然后再调换。妈妈给我们路上准备的吃的东西是什么？是用骨头汤做的肉冻和一些干粮。我们一路真是饿坏了……只要一睡觉做起梦来，就都是梦见吃的东西。在梦里，一个个大面包就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
我们到了斯大林格勒，可是那里的部队都不理睬我们，于是我们决定真的到库班去，按爸爸给的地址去找熟人。我们钻进了一辆货车：我穿着军大衣坐在车上，奥丽雅就钻到货架底下。然后我们换穿大衣，我再爬到货架底下去，让奥丽雅坐在外面，而我们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我们到了库班真是幸运，找到了爸爸的朋友。在那里我们得知，哥萨克志愿军（后改名近卫军）全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在这支部队里，年龄参差不齐：有老哥萨克，也有年轻人。反正我们也无处可去，我们被编入一个骑兵连。
每个人都发到了军装和马匹。自己的马必须自己喂、自己饮、自己照管，全部由自己负责。好在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有马，对马很熟悉，也喜爱它们。马一发到我手里，我就骑了上去，一点都不害怕。虽说它没有立刻驯服，但我却不慌张。我得到的是一匹精干可爱的小马，尾巴拖到地上，跑得快，听使唤。我很快就学会了骑术，扬扬得意。后来……后来我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马都会骑了。我是那么爱马，我发现自己直到现在都不能够漠然地从马儿身边走过，我喜欢拥抱马儿。我们在马儿的腿下睡觉，它连移动腿都很轻，绝不碰到人。它永远不会去踩踏死者，而对于活人，如果主人只是受伤了，它就绝不会离开，不会抛弃你，真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对于骑兵来说，马就是好朋友，永远忠诚的朋友。
第一次战斗洗礼……是我们军在库绍夫斯克参加的坦克大战，库绍夫斯克战役（很著名的库班哥萨克骑兵冲锋战）之后，我们军被授予“近卫军”称号。那次战斗十分残酷，对于我和奥丽雅来说尤为可怕，因为我们那时胆子还很小呢。我虽然打过仗，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可是这种场面……骑兵们像怒涛一般冲向前去，骑兵的契尔克斯战袍腾空翻起，马刀出鞘，战马嘶鸣，简直飞到空中了，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这股怒涛，扑向坦克，扑向大炮，扑向法西斯，这真是阴曹地府的梦境一般。绝不是人间的景象……法西斯人数很多，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挎着冲锋枪，跟着坦克并排前进，可是这下，他们顶不住了。德国鬼子知道自己无法抵抗这股怒涛，纷纷抛下武器，抱头鼠窜……就是那样一幅景象……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