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创作者联盟 “液态社会”是由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现代社会出现了各种异化和裂变,归纳为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的脆弱性、暂时性、易伤性和持续性的变化。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断变化、永无休止的流动状态,因而称之为液态社会。
目前全球有超过50亿人在使用手机,使用网络的人口有40多亿,有38亿人日常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另外由于疫情,手机使用时间增加的人数达到76%,电脑使用时间增加的比例为45%,其他数字设备和服务的使用,比如流媒体、游戏、智能音箱和可穿戴设备等等,也都有不同比例的上升。疫情期间,中国用户的日均上网时间超过五个小时,比2019年平均增加30%。
在虚拟化的网络世界中,我们的空间感将受到某种改造——大家感觉距离很近,但其实物理距离可能很远,这会改变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无论是浅层的娱乐消费行为,还是更深层次的价值观、世界观。
按照2018年的统计,中国有2.4亿单身人口。单身者的增加会带来单身经济的变化——从基本生活必需品向精神生活必需品的商品升级,从而创造出非常巨大的市场。除此之外,它还会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漂移,瓦解传统家庭观念,导致出生率下滑,加剧人口危机。
正如鲍曼所说,在液态的现代社会中不再有永恒的关系纽带,人际间互有牵连,但不再着重紧密扣紧,在于可以随时松绑。人们更希望获得瞬时快速的刺激而不是连续持久的期待;流动性与速度成为决定社会分层的因素;既有的规则与标准正快速液化。人们在这种状态下更需要一种圈层,就像在大海里寻找一个个孤岛,然后在里面求得一种圈层化的存在感。
比如在网络媒体的大量使用中,我们看到各路网红直播实际上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在如此流动而善变的环境下,人们反而聚集形成了一种圈层,希望跟随一些意见领袖。所以薇娅、李佳琪的直播形成了一种KOL效应,带动和影响了很多人的观点。
另外一个就是标签化。我们看到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类似的标签,打工人、内卷、抗糖斗士、社会性死亡等等。还有各种很标签化的表情符号,也代表了我们在每一个圈层的一些意见和想法。人们更希望在网络社会中寻找归宿感和认同感,在“液态社会”中以虚拟的方式不断更换自己的标签和表情,从中获得存在感。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在著作中提出了“信息茧房”这个概念。他发现在信息传播中,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不是全方位的,他们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感到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就桎梏于一个像蚕茧一般的“茧房”里。我想大家对此都有体会,你刷手机的时候,如果查看某样商品或者点开某个内容,就发现越来越多推送给你的信息都是你喜欢看、喜欢听的,这就导致你看不到其他的一些信息,久而久之使你无法公正、客观地去作出判断。
这种信息依赖,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算法的加持下,将导致人际关系更加的圈层化,导致群体极化,甚至形成对公共议题的一种挤压。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液态社会下的种种趋势?我做了一些基础总结:
一、液态社会中的消费形态可能会变成一种弹性的、符号的、时尚的、娱乐的,而且更讲究极致体验的东西。那种固化死板的,会慢慢不太受重视。
二、在液态社会的人物画像方面,相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形象,未来大家可能更注重打造自己在虚拟社会中的人设,因为虚拟社会能够把自我的内在价值观呈现出来,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用到多种标签,而且根据时间、状态和圈层的变化,画像也不会完全固化。我们过去针对消费者做的一些研究和理论模型将因此受到挑战。
三、对于组织属性而言,在网络化的液态社会下,传统死板的金字塔型管理可能会受到挑战。新的组织是以一种松散、灵活、动态的形式,可以随时被组织、解散和重聚,可以应对多元快速的变化。高度固化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无法应对未来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四、在疫情期间,由于传统模式已经不再行得通,一些企业展现出了较强的灵活性。面对新局面,企业能否进行快速响应,这涉及到进行柔性的、定制化的、以用户为导向的调整,同时通过算法来把握大的趋势和方向,而且必须是以一种从产品到服务全链路的方式。
我们如何应对这种液态社会,核心在于构建一套创新的思维基础,这包括三种很重要的思维:
设计思维——通过对用户问题的发现、定义,以创新方式不断寻找和解决问题,而不是一个固化的线性的思维模式。
生态思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且互动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系统思维——在系统的层面上,综合性地思考元素和改变,并不断地进行转换和对应。
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方式就是以变化对变化。而且我们要学会与复杂和不确定性共存,随时为这种不确定性去做好准备,最核心的就是对未来的趋势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