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1941年3月1日，孙二虎被新四军抓获了，第二天被押到掘港二旅旅部，陶勇司令亲自给他松绑，还端来一张太师椅，很客气地放在他面前给他坐下。孙二虎自知罪孽深重，这次被抓难逃一死。他抱着必死的心态大吼道：“要杀要剐无需废话，快动手吧！”但陶勇司令没有吱声，神态平和地向孙二虎表明：“我陶勇绝无害你之意。”孙二虎虽为匪多年，但对“拼命三郎”陶勇司令员早有耳闻，内心也确有几分敬意，如今见站在他面前的竟是陶勇不由得乱了方寸。他强作镇静，抱拳作揖：“啊呀，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遇见，三生有幸！”陶勇也抱拳还礼，并拉他坐下。
刹那间，剑拔弩张的气氛消失了，氛围渐渐融洽起来。陶勇与他谈笑风生拉家常，随即向他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劝他回去后收拾人马，改邪归正，共同打鬼子。孙二虎认识到为匪可耻，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孙二虎被陶勇的真诚所动，表示愿意弃暗投明，说服同伙袁国祥、吴道生等人一同加入新四军。陶勇当即答应放孙二虎回去。
海匪头子孙二虎，年纪轻轻时就本领超群，17岁就已经成为远近闻名、是令人叹服的弶港渔船老大。他十分熟悉黄海海情，据说他睡在船舱里，谛听海浪拍击船舷的声音，就能判断船底有多深；夜里抬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就能分辨渔船到了哪块洋面。凭着高超的航海技能、经验、胆略，孙二虎是保家乡抗海匪，创办了我军历史上著名的“红帆造船厂”，创造了活杀浅滩等等的传奇战法……为海上抗日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孙二虎曾两次改名。1941年初，新四军一师师部（当时在我们东台的三仓地区）面临三面受敌形势，但是第四面——沿海及海上也并非毫无险阻，那就是海匪猖獗。在新四军东进之前，海匪们在苏中沿海割据为王，大肆抢劫和勒索出海捕鱼的渔民。其中有几股主要海匪的势力控制了从新洋港至长江口的近海地区，孙二虎部就是沿海大股海匪中的一股。孙二虎靠“放旗子”,即渔民出海捕鱼，必须先出钱领他的旗子，才能免受抢劫。因为从“放旗子”中搜刮了渔民百姓的利益，富甲一方，因此，他改名叫二富，这是他第一次改名。
当时新四军要在海上打开局面，必须解决这几股海匪。粟裕师长就确定了收编和改造海匪、化害为利的这样一个政治争取的战略。当时沿海众多海匪中孙二虎最为强悍，影响较大，将其策反对我军控制海上“生命线”具有巨大的帮助。
说回孙二虎被释放后，怕新四军不相信他，心里产生了动摇。陶勇得知后，再次找孙二虎做工作，并约定下海到孙二虎的船上与他的同伙们进行正式谈判。出海与匪首们谈判那可是相当危险的，军分区党委很不放心，决定派一个连护送陶司令下海。但是，陶勇考虑到孙二虎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为了表明新四军的诚意，他决定单刀赴会。第二天，陶勇就真的只身来到孙二虎的船上，这使孙二虎、袁国祥、吴道生等人感到非常意外。陶勇晓之以理，大义凛然的姿态，也让他们不得不折服，所以这次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孙二虎当即表示听候收编，并交出了所有的枪支和船只。
苏中沿海一带从此太平了一段时间。但孙二虎匪性难改，受编不受令，他受不了新四军铁的纪律。于是竟然偷偷召集旧部，重新干起了“海盗”的老本行。1942年2月，他趁陶勇去盐阜地区华中党校学习期间，突然反水跑到如东，投靠了伪军陈懋卿，当了个伪军团长。年底，陶勇从党校学习回来，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陶勇带着两名警卫员登上了孙二虎过夜的木船。陶勇怒火中烧，对孙二虎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陶勇一通火发过后，又耐着性子启发他：“二虎你也算是条汉子，怎么非但不想着抗日，反而当起日本人的走狗来了？伪军是什么东西？那是汉奸卖国贼！” 陶勇的一番训斥和开导，震醒了孙二虎。但是他也怕回去后会被治罪，陶勇则大手一挥：“只要你肯再次回头，我既往不咎说话算话。但同时我也警告你，当伪军比当海匪更可耻，早晚死路一条！”
那时候巧得很伪军粮饷奇缺，伪军团长陈懋卿万分焦急，几次找孙二虎谋求生财之道。孙二虎就趁此机会，提出下海“放旗子”，说放一年的“旗”，够全团三年开销的。陈懋卿听了信以为真，立即决定让孙二虎去积极筹备。1943年春，清明节的前一天，孙二虎借下海“放旗子”的机会，成功反正起义归来。陶勇司令员和四分区政委姬鹏飞亲自前往慰问，并决定将孙部编为海防纵队第二团，孙二虎任团长。孙二虎十分激动，于是第二次改名为孙仲明，以示彻底弃暗投明。1956年1月，孙二虎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48岁，为了表彰他所做的贡献，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这就是老东台弶港人家喻户晓的《陶勇伏“虎”》的故事。 #历史冷知识##抗日战争##江苏##抗日老兵的故事#
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保安一旅驻地马塘镇，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而至。哨兵回过神来大声喝问：“哪一个？”陶勇！！”还没等哨兵明白过来，陶勇的摩托车已经开进了保安一旅詹长佑的司令部。
这一幕发生在1940年12月曹甸战役之后！
之前黄桥决战刚刚打完后，陈毅命令陶勇率领新四军三纵向东发展，直到黄海边，开辟通（南通）如（如皋）海（海安）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行进的途中，下属部队缴获了一辆日军摩托车，当时谁也不会开，便把它用马驮着送到了纵队司令部。陶勇如获至宝，左鼓捣，右鼓捣，竟然学会了驾驶，从此，这辆红色摩托车便替代了昔日的战马。
陶勇将军驾驶着这辆铁骑，在黄海之滨闯出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
1940年12月，韩德勤乘陶勇率领主力七团参加曹甸战役之际，密令江苏省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联合保安一旅詹长佑偷袭我三纵大本营掘港。当时持中立立场的詹长佑听信了徐承德的鼓动，答应次日拂晓发起进攻。
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保安一旅驻地马塘镇，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而至。哨兵回过神来大声喝问：“哪一个？”陶勇！！”还没等哨兵明白过来，陶勇的摩托车已经开进了詹长佑的司令部。
原来陶勇结束了曹甸战役后，立即率部回师解围。他命令一路部队直捣徐承德的老巢石港，另一路驰援掘港，而自己却只带两个警卫员直奔马塘，去说服詹长佑停止进攻计划。
保1旅旅部顿时乱成一团，到处都是奔跑的士兵。陶勇却镇定自若地把车停好，径直走进了大厅。
詹长佑听见外面的喊声，刚走进大厅，就和陶勇迎面相遇。面对突然出现的陶勇，詹长佑也慌了手脚。陶勇轻蔑地发问：“我听说詹旅长准备联合发兵攻打我们，正好送上门来，探望詹旅长。”
詹长佑掩饰地连连让座，随后向陶勇“赔罪”：“陶司令，我也向你负荆请罪。我们也是为难，要说你们团结抗战，詹某真诚拥护。只是韩德勤逼着要我们动手，也不得不意思意思，军人要服从命令嘛。”
陶勇道：“照你这个说法，韩德勤哪一天要是投敌叛国，你也要向我们‘意思意思’？”
詹长佑当场表示否认。
经陶勇说明利害，詹长佑答应不替韩德勤卖命。陶勇单骑而归，稳住了詹长佑，使我军摆脱了腹背受敌的险境，一举击溃徐承德的进攻。
1941年3月，陶勇率部包围了启东县久隆镇伪团长徐宝富的据点。将军“先兵后礼”。
经过一阵猛烈的炮击，陶勇见伪军枪声稀弱，军心不稳，便给徐宝富写了一封劝降信，指出：“兵临城下，只有投诚一条路，具体条件可商量。”
谁知徐宝福有意要挟，提出：“如果陶司令亲自来跟我谈判，我就投降。”其大小头目也纷纷应和：“对，对，只要亲眼看见陶司令，我们就缴枪！”
陶勇闻讯驾车来到阵地前沿，镇定地整整衣襟，把一支钢笔交给一位干部：“万一打坏了怪可惜，请代保管一下！”说着昂首向敌碉堡的吊桥前走去。在吊桥边，陶勇双手叉腰，大声喊道：“你们要见我，我就是陶勇！”
徐宝福被陶勇的英雄气概震慑住了，他急令放下吊桥，走出碉堡，紧紧握住陶勇的手：“幸会、幸会，英雄、英雄！”在徐宝福的率领下，伪军一团全部反正。
陶勇收编海匪孙二虎的故事，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孙二虎，又名孙仲明，他出身贫寒，但不甘旧社会压迫，成了如东一带有名的海匪。他不但有一身航海的好水性，而且身佩双枪，枪法极好。他带领一帮人常常登陆抢劫，敲诈勒索，破坏性很大。
陶勇决心收编孙二虎，来扩大海上抗日阵地。他设下了伏击圈，经过激战活捉了孙二虎。孙二虎以为必死无疑。不料，陶勇亲自给他松绑，晓以大义，劝他与新四军并肩战斗，共同对付日军。孙二虎动了心，要陶勇与他一起上船，去说服他的部下。
陶勇决定深入匪穴。许多同志认为，海匪言而无信，这比当初骑摩托车闯马塘风险更大，提出要派一个连护送。
陶勇摆摆手，毅然要求：“单刀赴会。”
这一天，陶勇驾着车，只带两位随身警卫，直驱黄海边。然后踏上孙二虎的小船，前往海匪的大船谈判。
孙二虎被陶勇的胆量和磊落所感动，竟与陶勇换了“金兰谱”，结拜为兄弟，并当场交出50支枪和所有船只。我军又多了一支打日本鬼子的有生力量。
但孙二虎自由散漫惯了，受不了人民军队的纪律约束，不久，乘陶勇到华中党校学习之机，投靠伪自卫总队，当上了伪军大队长。
陶勇学习归来，马上派人前往孙部，说明两条路任其择一：要么重归人民军队，要么全军覆灭。
1943年春，孙二虎又带二百多人，再次投诚过来。之后孙二虎在陶勇的教育帮助下，日渐进步，屡建战功，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在战争岁月中和陶勇将军共过事的战友们，都忘不了他曾驾着那辆摩托车在枪林弹雨中的雄姿。他们说：“那才叫真正的摩托骑士！”
但见一辆红色的摩托车在黄海之滨飞奔，一会儿跃过壕沟，一会儿冲进浅滩，左拐右弯，风驰电掣…… #战争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