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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贪官污吏，毛泽东历来深恶痛绝。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事件震惊全国，对于这两位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的开国功勋，毛泽东毫不留情，下定决心要处决他们，以此来挽救党内的其他干部。其实，除了刘青山和张子善外，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还曾先后处死过4名贪官。
第一位是曾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谢步升，瑞金九区叶坪乡人，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就靠给地主打短工谋生。1929年，谢步升参加了工农暴动，并于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
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谢步升的思想作风却逐渐变质，他利用职权，将打土豪所得的财物悉数贪污，并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公章，伪造通行证，将货物运至国统区出售，以此谋私利。这还不算完，为了谋妇夺妻，谢步升竟秘密杀害了一名红军军医。
1932年初，中央苏区展开了一次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就是在这次反腐运动中，谢步升事件被人扒了出来。当时，负责此案件的是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但是在办案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调查员故意发难，于是没有经过调查，就通知瑞金县委释放谢步升。
对此，邓小平十分气愤，他拍着桌子说道：“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随即，邓小平将此事上报给了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当即表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5月9日下午3时，谢步升被枪决。
第二位是曾担任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的左祥云。中央苏区时期，为了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攻略厅等建筑，中央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并任命左祥云为主任。为了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中央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等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然而刚开工没多久，1933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
中央人民委员会当即命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等行为。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祥云。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
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近五个小时，最后，左祥云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其余人员也依法作了相应的判决。
第三位是曾担任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的唐达仁。1933年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这立即引起了时任工农监察部部长何叔衡的警觉，于是他当即派人展开调查，在一番明察暗访后，何叔衡发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内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时任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的唐达仁就侵吞各类公款物资合计2000余块大洋。
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在听取了工农监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内部的贪污调查报告后，当即决定将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判决，并给予县苏主席杨世珠警告处分。
最终，唐达仁被法庭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蓝文勋故意隐瞒唐达仁的贪污事实，予以撤职查办。
第四位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肖玉璧。肖玉璧，陕西省清涧县马家村人。1933年，肖玉璧在家乡参加革命，自此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在后来的一系列战斗中，肖玉璧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屡立战功，很快就成为了部队内著名的战斗英雄。
1940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医院突然看到老战士肖玉璧瘦得皮包骨头，他满心担忧，询问医生肖玉璧到底得了什么病？医生告诉毛泽东：“肖玉璧的病非常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的饱饭就行了！”毛泽东听后，当即把中央特批给他每天半斤的牛奶证送给肖玉璧，要他好生补充营养。就这样，有了毛泽东送来的奶，肖玉璧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肖玉璧出院后，被安排到了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当局长，但肖玉璧认为自己战功显赫，仅被任命为一个小小的分局局长是大材小用，因此心生不满。上任不久后，肖玉璧就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做起了私人生意，甚至将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军队。
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肖玉璧曾向毛泽东求情，希望看在他有战功的份上，让他上前线，死在战场上。但毛泽东毫不留情，他表示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死刑。
【寰球• 时事-2021-466】国际观察：#日本东芝公司董事长永山治被罢免，首相菅义伟被曝牵涉其中#6月25日，日本东芝公司董事长永山治被外资股东投票罢免，舆论一片哗然。据报日本首相菅义伟牵涉其中，曾默许日企对外资施压。这家拥有145年历史的日本巨企，在2011年福岛核灾难中损失数十亿美元。2015年被曝光财务造假长达8年，虚报了2248亿日元利润，声誉亦一落千丈，昔日的“日本之光”已沦为今天的“日本之耻”。
《大公报》综合《华尔街日报》、彭博社报道：日本东芝公司管理层发生剧震：在6月25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董事长永山治被股东投票罢免。稍早前，一项外部独立调查揭发，东芝管理层与日本政府联手打压外国投资人，舆论一片哗然，据报日本首相菅义伟亦默许日企对外资施压。东芝的外国股东们于是决定，联手投票反对永山治连任董事长。
分析称，这是外国投资者取得的一次罕见维权胜利，但可能加剧东芝的动荡局面。
据报道，25日的东芝年度股东大会经历近三个小时争执，股东最终通过表决反对74岁的永山治续任董事长，确切的票数未被公开，另有一名审计委员会成员亦被罢免。同时，会议还决定暂扣前社长兼首席执行官（CEO）车谷畅昭不高于3100万日元的绩效薪酬。东芝现任社长纲川智随后被董事会任命为临时董事长。
彭博社报道，东芝董事长永山治被罢免一事，与6月10日第三方律师发布的东芝独立调查报告有关。这份报告长达140页，揭露了东芝管理层、东芝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负责人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官员进行广泛合作，以阻止外国股东在董事会获得影响力。
去年1月，长期陷入会计丑闻的东芝再被曝光账目造假，引发股东对管理层的不满，最大股东新加坡投资Effissimo基金公司同年7月提出自己的董事人选，以替换当时的社长车谷畅昭，但在股东大会上被否决。数个月后，股东大会被曝计票造假，第三方律师介入调查。
报告还指出，东芝董事会去年曾寻求政府协助，施压外国投资者，以便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如愿选出自己安排的董事人选。董事会高层使用“痛打他们一顿”等不恰当语言，而经济产业省顾问水野弘道则利用规管外资的法例，暗地里威胁当时手握逾4%股权的哈佛大学捐赠基金：若在股东大会上不支持车谷畅昭，就会被日本政府调查。最终逼迫哈佛基金放弃投票权。
据称，日本首相菅义伟也牵涉其中。报告称，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去年与东芝高层会面时，曾口头鼓励对外资施压，包括引用修订后的《外汇与外贸法》（FEA），限制海外投资者涉足事关日本核心国家安全的领域。但菅义伟在记者会上矢口否认指控，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持有7.2%股权的东芝第二大股东、新加坡的3D Investment Partners周五发表声明称表示，永山治一直对调查报告保持沉默，也没有为自己担任董事会主席时，发生的不当行为负起责任。希望这一次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能够标志着东芝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接下来期待与东芝的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持续、建设性的对话。
问题的症结在于：东芝并非只是一家普通的大型科技公司。除了消费电子产品外，东芝还是国防设备和核反应堆的制造商，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其具有“系统重要性”地位。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在东芝股东大会开始前表示，希望能够通过与股东的交流提升公司治理，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也需要确保重要技术和业务的稳定发展。
在周四，前经济产业大臣、自民党重量级议员甘利明更直白地指责那些投资者仅仅关注短期利益，并呼吁对他们采取更严格监管以确保经济安全。根据公司文件显示，受到东芝今年重回东证所TOPIX指数带动本土资金回流影响，外资持股比例已经从去年的63%下降至接近一半左右。受到上半年CVC资本200亿美元收购报价影响，年初至今东芝股价累计上涨近66%。虽然公司拒绝了这份报价，但也承诺重新审阅公司战略方向。
东芝董事长永山治被罢免一事，在日本刻板的企业文化中实属罕见。彭博社形容，这是在东芝多年丑闻和管理不善的指控下，激进投资者寻求根本改革迎来的罕见胜利。《华尔街日报》亦表示，这是日本激进股东行动的里程碑。金融咨询与顾问公司UFP亚洲研究部负责人Justin Tang认为，这一结果象征了日本式公司管理的转变，将令国内外的激进投资者备受鼓舞。
与此同时，董事会人事地震也加剧了东芝的动荡局面。这间拥有145年历史的日本巨企，近年来因管理不善，丑闻频频曝光。2011年福岛核灾令东芝损失数十亿美元，而2015年东芝被曝光财务造假长达8年，虚报了2248亿日利润。最终，它不但要缴纳巨额罚款，声誉亦一落千丈，昔日的“日本之光”已沦为今天的“日本之耻”。
东芝作为日本主要核能及国防工业巨头，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但丑闻加深令其被迫“断臂”求生，出售大部分业务并寻求海外投资者大量注资，激进投资者持股累计估计达25%。
日军进南京城后，三十几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杀气腾腾地冲进饭菜馆，把6000多块银元以及其他贵重物品抢劫一空，又用刺刀挑起挂在墙上的‘太斯米’（清真饭馆的标志）和名人字画，点火焚烧。不一会，他们又向楼上掷了几个燃烧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顿时火花四射，全楼起火燃烧起来。三个小时后，饭馆变成一堆废墟。
1938年6月，南京交通银行会计主任黄钰受命赴南京调查日军破坏情况，他在调查报告中提到中华路时说：“中华门至内桥之中华路，百分之九十九，全毁于火，破瓦颓垣，绵至数里，几无一完栋。” 与中华路平行的另一条商业街太平路，是1931年在花牌楼大街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南接夫子庙，北连大行宫，商店云集，车水马龙。日军占领南京后，这里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1938年2月1日，德国人沙尔芬贝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叙述了他在太平路看到的情况：“太平路两旁的房屋全部遭到破坏。我不得不尽力使自己相信这一点。这条街上的房屋全部烧毁。” 当时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克鲁治、史波林、费奇、史密斯等六人，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太平路一带进行有组织的纵火暴行，为此，他们于1937年12月21日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称： 12月20日下午5点到6点，费奇先生和史密斯医生沿保泰街行走，然后向南朝太平路走去，再顺太平路走到白下路南面。这一带路上挤满了卡车和汽车，正在装运商品货物。
北边从珠江路南边小河开始，南边一直到白下路，看到有15队到20队日军。这些日军显然是在下级军官统领下，有些站在大街两旁观看正在燃烧的房屋建筑，有些则从商店搬运商品货物；在另一些店铺里，看到有些日军在地板上烤火。 在日军纵火焚烧下，太平路从大行宫至白下路口，焚毁达百分之九十五六，除杨公井中华书局及毗连之十余户外，几乎全部毁于大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