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财务记账金额要用大写，这一制度最早是由明太祖朱元璋提出的。
朱元璋出身贫寒，自小耳闻目睹了元朝末年贪官污吏对黎民百姓的盘剥，因而执政后对官员贪腐决不姑息，他颁发《明大诰》规定，贪污60两银子就将被处以极刑，枭首示众，剥皮实草。然而，即使反腐如此严厉，还是出现了重大贪污案——“郭桓案”。
郭桓曾担任过户部侍郎，相当于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他任职期间利用职权，大肆侵吞政府的钱、粮。如浙西秋粮本应该上缴四百五十万石，郭桓只上缴两百多万石。又如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甚至通过篡改数据中饱私囊。在其任上，贪污累计达两千四百万石精粮。这个数字差不多与当时全国秋粮的实征总数。
朱元璋对此大为震惊。他下令将郭桓等同案犯斩首示众，同时制定了严格的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并在全国账务管理上把记载钱粮数字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以杜绝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贪赃枉法。此后，人们在使用“大写”记账的过程中，渐渐又用“佰仟”二字取代了“陌阡”。到了后来，随着阿拉伯数字引入我国，并与汉字的大写数字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记账数字体系，一直沿用至今。
涉及到财务数字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大写数字。而这种我国独有的财务大写制度的出现，是因为明朝的一件特大贪腐案---郭桓案。
户部侍郎郭桓等中央六部高官，伙同各省官吏和地主，盗卖官粮。他们一方面巧立名目、多收税收，一方面又向朝廷少报数量 ，私扣下来的就被他们贪腐卖掉了。一些地方的钱粮收上来以后，就一分也没交到国库，直接被他们私分了。总涉案数达2400万石粮食，相当于明朝一年的税收收入。
老朱知道涉案金额后，不只是生气啊，他都觉得害怕了。这么多人团伙作案，贪腐了老朱如此巨多的钱粮!这些人，胆子太大了。
杀!老朱真有这个魄力，不怕没人给他打工。从六部往下杀，涉案的地主商贾一个跑不了，上万人被杀头。
后来，老朱觉得杀人多了，民怨起来了，他就以滥用极刑的罪名把负责审讯的审刑司吴庸杀了。。。因涉案金额太大，怕老百姓不信，就只报了700万。。。
为了加强对记账的管理，老朱还下令把记载钱粮数字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 。“ 陌阡”后来写成了“佰仟”。
做为一名财务，实在是忍无可忍!在此，向国家建议：请把数字分位符按中国传统习惯，以万位进行分位。或者至少在国内按中国人书写习惯进行分位。
以下两组数字，请大家看，哪一个一目了然?
1,2345,6789.00元
123,456,789.00元
为什么现在会以千位为分隔符?那是英文上数字都是以1000为单位的，thousand(千)，million(百万)，billion(十亿)。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国家的数字分隔符就以欧美的习惯来分隔!问题是，这是在我们国内，每次写数字时，金额小的还好说，金额大的，我的一个一个数过去才能念的出来。对外的文书，按国际惯例，怎么写都行。那为什么国内给自己人用的也要按外国的习惯?每次念数字，念的难受!
在此，强烈建议国家，在国内的数字书写中，按国人的书写习惯，以万位为分隔符!
#杭州头条#
借条的标准写法
最好用统一格式的纸，比如横格纸。
第1行你空两个字，剩下不要留空，每一行的字都要顶到头和尾，防止被写入别的东西，然后有数字相关的大写小写都写上。
按照会计专业理论来讲，人民币币种和人民币符号要同时标注(因为日元符号和人民币符号相同，为了避免混淆要这样标注，还有更多原因)，而且元要写成“圆”。
11月18日晚，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贵州黔南经济学院“梦想新起点·青春在绽放”2021级迎新晚会在体育馆成功举办。院长周游，副院长张陆军、汤中伟、曾昌良，党委副书记谢立达，助理院长兼财务处处长万飞以及各系主任(二级学院院长)，各行政部门负责人到场观看。晚会分为“启航新征程”、“奋进新时代”两个篇章，通过形式多样的节目展现学院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晚会不仅是对新生的欢迎，更表达着寄托：青春由磨砺而精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希望每一位初入校园的莘莘学子，在校园里秉持初心、茁壮成长，用砥砺奋进书写青春底色，以青春之名，为梦想护航。
朱元璋治贪
有一天，朱元璋坐在皇宫上，仔细查看各地上报的财政账目。突然，他在一本账本中发现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一本账本中的“十万两银子”被人为地改成了“五万两银子”，也就是在“十”上加了三笔，就成了“五”。
朱元璋看完倒吸一口冷气。一字之差让国家面临5.2万损失的危机。同时，他又暗暗佩服那些改账的人。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谁这么大胆，擅自修改政府财务账目?它的目的是什么?腐败，肯定是腐败。朱元璋一想到这两个字就牙根疼。
原来朱元璋是佃农出身的孤儿。做皇帝之前，他讨过饭，当过和尚，打过杂，深知老百姓的疾苦。因此，他对穷人有着发自内心的怜悯，对贪官污吏有着异常强烈的仇恨。因此，他下定决心要调查清楚这件事，严惩那些作弊和贪污的人。
他仔细看了帐本，断定是户部侍郎郭桓报来的，便派大内总管去叫郭桓前来觐见。在郭桓到来之前，他效仿郭桓，在“五万两银子”之间的狭窄空隙处加了一个“十”，立即变成了“五十万两银子”。
不一会儿，郭桓挺着大肚子来了。见到朱元璋后，他巧妙地站到了一边。
朱元璋强压怒火，问:“郭，我问你，这账本是你提交的吗?”郭桓接过账本，看了看。他小心翼翼地答道:“启禀皇上，这账本是下官呈上的。”
“你提交的时候仔细检查了吗?”朱元璋继续问郭桓。
“启禀皇上，下官已查实真相，请仔细观察。”郭桓说。
“好，现在我请你仔细检查是否有遗漏。”说完，朱元璋把书扔给了郭桓。郭桓接住了书，他的心里很紧张，他猜不出朱元璋的本意。但当他仔细看完这些书，脊背上立刻起了一股寒意，他想不到自己的在乎。他被朱元璋刚刚改好的数字惊呆了。他久久没有缓过来，脸色越来越难看。但他平静地问朱元璋:“告诉皇上，账本已经改了。”
“哦?告诉我哪里改了。”朱元璋一脸惊讶。
“陛下，各省政府每年缴纳的税费只有500-10万两白银，但这个账本是‘50万两白银’，其中的‘10’是后来补上的。”郭桓仍然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是吗?但不止如此，对吧?仔细看看有什么没有被改变。”朱元璋进一步说。
“再也没有了。”郭桓回答道。
“真的没了吗?”朱元璋加重语气问道。
郭桓浑身一激灵，意识到朱元璋要来捣乱了。但他还是故作镇定地说:“请你原谅。”
朱元璋一听，火就上来了，一巴掌拍在龙案上，手指着郭桓，吼道:“你一个郭桓，吃着皇粮，拿着俸禄，却贪得无厌。明明是你篡改了账本，却还在这里说三道四。说，账本上的五万两银子去了哪里?”
这下，郭桓没报了，一下子瘫在地上。朱元璋立即下令将郭桓投入监狱。
后来，经过反复审理，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浮出水面。郭桓勾结刑、礼、兵、工等六个小官，以及各省官僚、地主，侵吞赋税、粮食、鱼盐等。，耗费2400多万石，侵吞大量金银。朱元璋大怒，下令将郭桓等6个部门的12名高官和侍郎以下的数万名帮凶处以死刑，并将其多名同伴发配边境。
经过这次大案，朱元璋意识到了数字在财政账目中的重要性，也觉得现在的数字很容易被篡改，如果继续下去会带来无穷的危害，于是果断出台了一个规定，将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大写，使用“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千”。这个决定一出，贪官的财源就断了，再也不敢作恶了。
朱元璋痛恨腐败和贪官污吏。他几乎一生都在与腐败作斗争。纠正数字惩治腐败，一方面显示了他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反腐倡廉的决心和勇气。
漳州历史名人之潘振承
潘振承(1714～1788年，“承”一作成)，字逊贤，号文岩，又名启，是广州十三行的商总(即行商首领)、十八世纪世界首富。潘振承早年家贫，习商贾，青年自闽入粤，从事海外贸易。由于诚信经营、眼界开阔、经营有方、敢为人先，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足可敌国，被《法国杂志》评为十八世纪“世界首富”
潘启善于学习，深通多国语言。在帆船时代，由于气候、洋流的影响，商船每次售空货物后，不能及时返航，潘启只好留在吕宋一段时期，静待顺风顺流时返航。在逗留吕宋期间，潘启不断与所接触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学习语言。长此下去，他慢慢能听并学会书写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但都夹杂闽南话音，如英语today(今天)，念成闽南话“土地”。正是“夷语深通”，为潘启日后在广州行商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关系，大展商业鸿运。
潘启辗转广州，适时开设洋行。斗风险赢利后，潘启于乾隆三年(1738年)以后开始谋求稳定的生意，由闽入粤，离家只身寄居广州(广州是清朝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在闽籍一个姓陈的洋行里经理事务。由于诚实经营，每天所卖货物与财务完全相符，陈姓老板十分信任他，就委任他全权经营洋行一切商务。潘启由此积累了与外国商贸集团打交道的经验。几年后，陈姓老板获得巨大利润就回乡。这时，积攒足够资金的潘启适时抓住这一机遇，于乾隆七年(1742年)左右向清政府请旨开设同文行，开始独立成为行商老板，把原来陈姓老板的客户吸引过来，并先后娶两周氏为妾。等生意稳定后，潘启才派人回乡接妻子黄氏到广州帮助打理家务。
家庭和睦相处，也为潘启专心致力于商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潘启一生娶妻妾十人，生有七个儿子，其中第三子潘有勋为元配妻子黄氏所生。潘有勋后来举家迁回故里，独自发展。如今，在龙海市角美镇白礁村潘厝社还有金碧辉煌的潘氏祖祠和潘家大院。
潘启诚信经营，行商大器晚成。由于擅长外语，潘启与外国商人做生意可直接对话，比其他行商经翻译对话更有优势。许多外国商人喜欢跟潘启进行贸易往来，主要因为潘启笃守诚信的商业本质，对质量不好的商品给予退赔，维护了商号的信誉。因此，潘启被外国商人称为“最可信赖的商人”，是“行商中最有信用之惟一人物”。有了良好的信誉，外国商人经常预付定金给潘启，而且预付款都在10万两白银(1万两白银等于200万英镑)以上，最多一次预付款达到60.15万两白银。1753年，潘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成一笔贸易数额相当大的生意：生丝1192担、丝织品1900匹、南京布1500匹;仅生丝一项贸易额就达20.86万两白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闽、浙、沪海关，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规定“茶叶、生丝、土布、绸缎”出口，只能由洋商经办，使同文行等洋行获得了跨国垄断贸易的特权。当年6月，一艘西班牙商船运来约20万两西班牙银元，全部从潘启手中购买大批南京布、丝织品和生丝等。有了雄厚的资金和源源不断的订单，潘启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到18世纪60年代初，潘启更加富有，逐渐成为广州洋商首富。
潘启几乎垄断了与英公司的生丝贸易。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英公司要求订购生丝2000担，因其价格优惠，数量较多，遂与之成交。此后，同文行每年都有1000～2000担生丝交售给公司。四十七年(1782年)，粤海关监督重申限制生丝出口的禁令，规定每艘外船运出生丝不得超过100担。潘振承向监督行贿4000两，使他取消限制。次年，又将生丝价格每担提高5两，将提价所得货款向海关监督送礼，使生丝交易照常进行。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豪富的潘启被清政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是连续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洋商。潘家究竟有多少钱?根据当时一个与潘启做过生意的法国商人发回《法国杂志》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多达300万法郎，财产比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因此，潘启被《法国杂志》评为十八世纪“世界首富”。
潘启乐善好施，遵循儒商之道。富裕起来的潘启自始至终遵守清王朝的禁律，拒售鸦片，照章纳税，每年向清政府缴纳5.5万两税银，还经常捐银助军，最多一次捐献了3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在处理商务的同时，潘启也经常捐资助学，鼓励子弟认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次子潘有为就是子弟中最有成就的读书人。潘有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考中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参与编校《四库全书》，且工书善画、喜诗好藏，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书画家、诗人、收藏家。自此，潘家官商结合，生意更加兴隆。潘氏后裔也由此人才辈出，其家族有24人被《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录入，被史学界誉为广东省自清朝以来最显赫的家族。在倡导儒学的同时，潘启也注重培养商业人才。其第四子潘有度就是商业能手。1788年潘启死后，潘有度马上接手同文行的一切商务，后任广州十三行商总10多年
有学者将这些出土的古埃及信件按内容和主题，分为官方信件和私人信件两种。
官方书信又包括三种：一是经济活动信件，以税物的征收和运输为主要内容;二是外交信件，以新王国第十八王朝阿玛纳时代的阿玛纳信件为代表;三是行政管理信件，以王室敕令和行政公文为主。
私人信件内容广泛，通信的主体遍及从王室到平民。
内容涉及法律诉讼、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问候等方面，是古代埃及人社会生活的集中且真实的反映。因此，私人信件中蕴含着玛阿特观念是不言而喻的。
有学者以下面这两封信为例，探究一下古埃及书信的玛阿特观念。
中王国第十二王朝的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国王写给财务总管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活着的荷鲁斯：神圣显现;两夫人：生来圣洁;金荷鲁斯：神圣无比;上、下埃及之王：卡赫考尔;拉之子：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像拉神一样永生。王室法令颁布给世袭贵族、法官、王室掌印者、国王唯一的朋友，两金屋和两银屋的总管，财库主管，拥有荣耀之人伊赫尔奈菲尔提。
陛下命令你乘船去提尼特诺姆，为了给西方最重要之人—我的父亲奥西里斯制作纪念碑，也就是为了重修用陛下在奥西里斯的命令下从征服努比亚的胜利中带回的金银合金制作的奥西里斯的神秘崇拜雕像。
现在这种正确的做事方式是有益于我的父亲奥西里斯的，自从陛下委派了你，你就要做这件事，相信你做的一切首先是为证明陛下(对你的)信任，因为你是陛下一手抚养起来的养子，你是在王宫中长大的唯一的孩子，所以你受益于陛下威严的监护是事实。
当你还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时，陛下任命你为他的同伴。因为我看出你是一个行为良好，口齿伶俐，天生聪慧的人，陛下才选择了你。
现在陛下差遣你去做这件事，因为陛下知道除了你以外，再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了。现在就去，照陛下所吩咐的一切行事后就返回。
而在这封信的开头，同时列出了国王与官员的头衔，表示出出对收信人的尊重，使国王对其下发指令分派任务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接着，国王用曾给予收件人的一系列提携和恩泽，提示收信人—官员伊赫尔奈菲尔提要“知恩图报”，现在就是报答国王的恩泽的最好时机。
最后国王在信件中提出要求，命令他乘船前往阿拜多斯，为国王的父亲奥西里斯神重修纪念碑。
国王希望塑造在下属官员的心里的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形象，希望他们严格遵从自己的命令，但他并没有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命令属下。他很好地把握了君臣关系的“度”，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性。
他并没有像中国古代君王那样，在给臣属的公文中，一味通过自己身为君王的无上权势使臣属不得不服从，而是恩威并施。潜台词就是：“正是因为我对你有恩，所以你才要以帮我做这件事的方式回报我的恩情。”
通过将收信人，即属下官员的头衔开列出来的方式，以此表示对属下的赞赏。意思就是：“我对你如此赞赏，那么，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臣属必将心甘情愿地为国王服务。
玛阿特观念中的公正和仁慈正是由此得到体现。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埃及社会，王权之上，所有的臣属都是为皇帝服务。
然而上述书信揭示出，在作为古代埃及主流意识形态的玛阿特观念的指导下，王权不仅有威严暴虐的一面，也有仁慈温情的另一面。
由此可见，正是玛阿特观念让国王与臣民鹭港相处，从而达到了稳固王权稳定社会的目的。
在古埃及，只有约1%的人具有识字书写能力，因此对于大多数埃及人来说，想要写信就只能假借他人之手，而书吏便承担了这个代写信件的任务。
书吏在写信中，也要秉承玛阿特观念。
国王通过书吏，用玛阿特观念教化百姓，将王权的指令准确地传达给百姓。因此，玛阿特观念中的责任意识对于书吏来说尤为重要。而这些书信就恰恰体现了书吏对玛阿特观念中的责任意识的具体而有效的实践。
中王国第十三王朝国王命令书吏在给他的一位宰相的书信中写道：
[第五年]，播种季的第三个月的第二十天(左右)。一份王室敕令带到南方城市(底比斯)的一位[传令官]的办公地。
王室敕令[给]城市[长官]、宰相兼六大法庭的总管安虎：
现在将国王的敕令带给你以通知你，门前长者伊比亚,瑞孟彦赫之子，请愿道“可付诸文字，起草一份在国王仆人的庭帐中[……]对犯人的同伙皮伊的指控，他一直非法利用逃犯尚克胡，(应该)把他(皮伊)带回王宫以便对他所犯的罪行进行审问。”他如此说。
现在请愿书已被批准。把皮伊监管在你的住所，以便你之后可以对他采取行动。
书吏在信中传达国王的命令时以第三人称“现在将国王的敕令带给你以通知你”作为开始，这是因为在传达国王的命令时，书吏很可能对信件的接收者朗读这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