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为什么会有股东知情权?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现代化的企业中往往实行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也就是说投资的人不一定去管理和经营这家企业，而经营和管理这家企业的人未必是出资人，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矛盾：我出了钱，就要你帮我管这家公司，而我根本不知道这家公司的基本情况，比如说每个月给员工的工资薪水是多少，每个月公司的盈利情况怎么样，纳税情况怎么样等等，都不知道。
而一些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却自认为县官不如现管，完全忽视股东利益，根本不把投资者放在眼里，最后慢慢地掌握了很多经营权之后，他会误认为自己才是这家公司的主人。
由此当今社会上，股东知情权纠纷越来越多，所以我国法律对股东的知情权主要规定的是：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和复制公司的章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以及公司的财务账册。股份有限公司，它往往是上市公司，股东可以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决议和公司的财务账目。
但注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只有查阅的权利，没有复制的权利。这是他和有限公司股东的知情权的差异。因此，当企业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快的时候，股东想要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往往会遭遇股东知情权受到阻碍的情况。#股东##财经##企业家##投资#
一位朋友认为，金融控股公司将是省联社改革主流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虽然改革彻底，但实施难度较大(需要省级政府投入巨资)，所以我认为省农商联合银行是省联社改革的现实选择。这位朋友提出，“省联社改革不能将管理权与服务权分离”，我非常赞同。不少专家建议分离省联社的管理权(划给银保监局或地方金融监管局)和服务权(成立金融服务公司)——这样的建议理论上很完美，但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专家们还是需要走出象牙塔，多了解真实的金融世界。[大笑][大笑]
国企改革与下岗工人的关系，总结了以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由易到难，逐步推进，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从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到实行两权分离的阶段，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到2000年左右，国家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国企改革取得的成就。国有企业富余人员过多，人浮于事，一直是制约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状况，首先使国有企业不堪重负，每年用于工资、福利和养老、医疗保险等开销较大，我国财政收入无力承担。无疑，供养冗员是企业亏损、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如果把大量富余人员剥离出去，国有企业的负担将大为减轻，可以用以发展生产的资金将大大增加，这样，企业的状况无疑会发生很大的改观。企业发展了，国民经济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反过来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逐步实现社会的充分就业。同时，还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激发劳动者更新知识、提高素质、奋发向上的积极性，改变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纪律松驰、效率低下的状况，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基础。
总之，国有企业富余人员过多是改革中必须解决的课题。问题在于，分流出来的富余人员，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将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因此，我们必须把解决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摆在企业改革的突出位置和战略全局来认真研究，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否则，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将很难实现!
和我们CEO聊一下做企业之道。中国的政治伦理就是权、钱分开的，当官不经商，经商不当官。
一个社会如果权钱一体，一定是会产生更大的效益，通过权钱的结合，造成财富、资源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件事对双方都不是好事。一个社会资源和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社会就不公平，这个社会的下层就会失去保障和机会。另一方面那些获得更多财富和资源的人，也不是好事，想想，如果你要手中有2000亿，把它传自己的儿子，这儿子肯定不会有好下场，这钱不是自己挣出来的，这么多钱，一定会被人盯上，最后被人搞掉。
所以一个拥有了财富的人，一定不要有什么政治抱负。当了官，会有很好的保障，但是一定不能挣大钱，想把权和钱都占据的人，一般很难有什么好下场。
一个商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治国的才能，商业成功说明你有才能，但是也很大是基于运气，以为自己有治国之才，想想几千万党员，运转几千年的政治体系，哪是赚了点钱，就可以颠覆的?
【《民法典》提出董事会是执行机构，与《指导意见》有差异】今天是《民法典》生效的第一天。另外注意到，民法典第规定营利法人(含国有公司)应当设立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其中，董事会的权利放在了执行机构。这意味着《民法典》营利法人的执行机构履行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职权，将两权合一。这与国企改革的方向不符。
根据2017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是决策机构，经理层是执行机构，实行“两权分离”，这样做主要是防止管理层的权力过于集中。主要改革措施包括1.董事会的外部董事要占董事会席位的一半以上;2.董事会聘任、考核与解聘经理层;3.董事长原则上不得兼任总经理。
老吴认为，决策权与执行权相分离更有利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企，央企，民企，国有控股等有什么区别?
民企
先说民企，顾名思义就是民营企业，通常情况下民营企业是由民间私人投资、民间私人经营、民间私人享受投资收益、民间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法人经济实体。不过，民企分为私有民营和国有民营。
国有民营是指改革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国家所有、民间主体经营的新型企业。简而言之，就是私人承包国家企业。对于国企考试来说，国有民营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企单位。
国企
国有企业是指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出资的企业，分为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受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资委)和其他部门监管形成的企业。
国企其实就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出资的企业单位，更多的是地方性的企业。比如：辽宁省交通建设投资集团、辽宁省体育产业集团、辽勤集团等。
央企
央企是由中央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其主营业务或企业运营方向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其中，电网公司、中国烟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实质上都是大型央企。而大家经常会听到的招聘考试，大多也是大型央企。
不过，不论是央企还是国企，其薪资待遇和稳定性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没必要将央企与国企区分的那么清晰，所以大家习惯上也会把央企叫做国企.
国有控股
国有控股企业是指企业的资本中，国家资本占据较高比例并由国家实际控制，其中包含绝对控股企业和相对控股企业，且国家拥有实际控制权。国有控股企业包含中国石化、国电电力、中国联通等。
其实，国有控股企业属于国企范畴，因为虽然是国家占一定比例股份，但仍然是国家/国资委控制，所以国有控股企业也是国企单位。
国企全资子公司
国企全资子公司其实就是国企单位出资成立的下属公司，直属于出资母公司(国企)。其实，国企全资子公司也是国企单位的一种，只不过是国资委-国企单位-全资子公司中的末端。辽宁省农村电力服务有限公司就是一家由辽宁电网公司出资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所以从性质上来说，也属于国企大家庭的一员。
中国文化的伟大和奇特之处在于，实现了钱和权分开，富和贵分开，名和利分开，使得一个人得之于此，必失之于彼，无法垄断和兼得。这样就对个人价值实现一种平衡，对社会正义和良知实现一种分散和捍卫。
钱是富，权是贵，都是利，但是，有钱的人，掌权的人，如果不能正确获取和使用金钱，掌权的人不能正确获取和使用权力，是不可能有好名声的，甚至象秦桧一样，落个千古骂名。
而即便无钱无权的人，如果你有高深的学养，仁义的胸怀，坚韧的意志，依然可以收获人们的敬仰，获得一个好名声，好声望，做到青史留名，甚至万世敬仰。庄子、陶渊明，凭借知识、气节而青史留名，孔子凭学问、胸怀和意志，而成“素王”，成万世师表。
要直接挣大钱，唯有经商。官员，哪怕天子，都是不可以直接挣钱的，他们的钱是来自人民的税收，不仅间接获取，还面临人民的监督和制约。所以在中国，做官不能发财，发财不能做官。既做官又想发财，一定是贪官，一定是昏君。而既发财又想做官，就是商人干政，商人从政，乃中国历史和文化之大忌，少有善终。
改开以来，很多富起来的商人，对中国文化的这些基本特征变得陌生而遗忘了，但中国文化是坚韧的，不会因为某些人的陌生和遗忘而不存在，而只会让对其陌生和遗忘的人受到惩罚。
马云变富以后，开始频频出访国外，结交政要，好不风光。在国内则批评政策，指点官员，以创新要挟政府，狂妄之极。很快成为被整治对象，上市被叫停，公司涉嫌垄。马云从此沉默不语，声望急剧下降。这是触碰商人干政之下场。
柳传志变富以后，盲目西化，对美国亦步亦趋，将总部搬至纽约，杨元庆忙着学英语，重美国客户，轻中国人民，宁愿花巨资收购美国的淘汰业务、落魄公司而讨好美国，也不愿发展核心技术而开罪美国。多年以前就赢得“美帝良心想”之恶名，但仍不知悔改，一意孤行，终于在美国以芯片断供打压中国之际，迎来国人排山倒海之骂名。
早期的联想是个真正的技术公司，而非如今的贸易公司、买办公司，其技术基石和领袖就是倪光南，“联想”之名也取自相关汉字信息技术的联想功能，但因理念不和被排挤出走。失去倪光南，联想也日益贸易化、买办化，虽快速暴富，却落骂名。
而失去联想平台的倪光南也命运多舛， 从此再无成功产品化的技术创建，无钱无权，唯有院士之清名。但是，现在美国越打压中国，中国人就越想骂联想;中国人越想骂柳传志，就越想念当年的倪光南。于是，柳传志声望急剧下降的同时，倪光南的名望却在急剧升高。非常戏剧。
柳传志得了财，失了名;倪光南失了财，得了名。这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最新版本吧。
曹德旺也是一个发了财后又孜孜于求名之典范，想利名兼得。多年以来就标榜自己捐了100亿，现在又说要出100亿建大学。出入于论坛电视，一心想把自己塑造成企业界楷模。他以中国民族企业领袖自居，却忘记了民族文化中的重要一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倪光南成功评价，华为是一家堪称伟大的公司，对任正非的欣赏溢于言表，或许任正非实现了他昔日的梦想。本来联想也有可能成为北方的华为。在美国打压中国的背景下，联想、华为成为两个极端，华为成民族图腾，联想则成民族败类。
毫无疑问，任正非是自晚清办洋务以来，中国最伟大的企业家，是“实业救国”、“实业报国”的最坚定和最成功的践行者。任正非的名字注定要写入历史，而受后人敬仰。
任正非能够如此成功，在创办一流公司的同时，获得如此高的荣誉，根源在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名利不可得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华为早已是世界一流公司，但是各种富豪排行榜上却看不到任正非的名字，因为他将华为的股权结构设计成共产主义式的，高度分散，员工持有，而他自己却仅占一个极少的比例。这意味着，他把华为赚的钱大部分分给了员工，自己所拿不多。
所以，任正非拿不出100个亿去捐款，更拿不出第二个100亿去办大学。但200亿绝对买不到任正非式的声望，多少亿也不行，这不是钱的事。
尽管华为的高工资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但是任正非却说华为人不爱钱。能够直观体现华为不爱钱精神的，是华为对拒斥社会资本的封闭的投资结构。华为的股权结构，不仅高度分散，共产主义化，而且是一个内循环的封闭结构，不接受外部资本的投资，而是全部以来内部积累。只有华为自己的员工有资格购买和持有华为股票，离开华为，股票必须转让。这样华为就成为一个可以屏蔽外界影响的技术领域里的世外桃源，技术人员可以安于研发而不管资本界的魏晋。这成就了华为技术上的伟大。
所以，任正非不求孜孜于求利而得大利，不孜孜于求名而得盛名，不愿假民族之名却成民族英雄，刻意与爱国切割却成爱国之典范。
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是制度，玉帛、钟鼓是狭义的礼乐的执行器物。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制度的内核不在外在器物层面的表现，而在人执行礼乐时的内心。礼乐在心不在物。
“华裔蒋濛将任普渡大学校长”
1，6月10日，年仅45岁的华裔科学家蒋濛被任命为美国普渡大学第13任校长。2023年1月1日生效。普渡大学董事会主席Michael Berghoff表示：
「蒋濛是领导普渡大学实现下一次飞跃的理想人选。董事会对这一选择信心百倍，因为我们见证了他过去五年来的出色表现。」
「他不仅展示了卓越的学术成就，还展示了敏锐的行政管理才能和公共沟通能力，与学术界、政府和商业伙伴建立了有效的关系。他具备带领我们进一步前进所需的全部才能和经验。董事会感谢他对普渡大学的忠诚。」
2，蒋濛于1977年出生于天津，1988年在香港读中学，1996年进入斯坦福大学读本科，2003年获得斯坦福电气工程博士学位，2004-2013年于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蒋濛是普林斯顿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在2004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2008年成为终身副教授，2011年晋升为教授。2017年任普渡大学工程学院院长。2019年年底，进入美国国务院，任首席科学顾问。
3，在研究方面，蒋濛曾因「对无线网络的分析、设计和优化的基本贡献」荣获2013年第38届艾伦·沃特曼(Alan T. Waterman)奖，该奖项是40岁以下美国研究人员的最高荣誉。他不仅是普林斯顿大学第四名获得该奖的教师，也是获奖者中唯一一个来自无线网络领域的学者。
蒋濛在边缘计算、网络效用最大化和无线资源分配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获得了IEEE INFOCOM成就奖(2022年)、古根海姆奖学金(2014年)、IEEE Kiyo Tomiyasu奖(2012年)、总统科学家和工程师早期职业奖(2008年)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TR35奖(2007年)。
他在互联网拥堵控制和路由、无线电力控制和调度、云和视频优化、智能数据定价和社会学习网络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已获得超过30000次引用，H指数为81，并在IEEE INFOCOM(2012)、IEEE SECON(2013)和ACM MobiHoc(2021)获得最佳论文奖。此外，他还在2012年当选IEEE Fellow，并被选入美国国家发明家学院(2020年)和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2021年)。
4，美国大学治理结构与美国国家分权制的政治制度相似，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各权力机构相互牵制和制约。美国大学普遍实行董事会制。不论私立还是公立大学，都有专门、独立的立法权力机构，即董事会。董事会是托管制的产物，充分体现大学自主办学的精神。董事会成员是大学的受托人，受公众所托治理学校，对公众的信任负责，对学校的未来负责，也对学生的利益负责。董事会是美国高校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统领学校发展的各个方面。
5，美国大学董事会的职能主要包括：1)拥有学校的立法权，制定各项规章制度;2)争取外界的资金支持;3)对大学管理实施监督，确保学校资金及各项功能的良性运转;4)对包括校长在内的高级管理层进行人事任免。
董事会最突出的特点是其独立性，它独立于学校任何管理部门。董事会成员大多为校外人士，不兼任学校的管理职位。根据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只有约38%的大学校长兼任校董，大部分学校的领导通常不兼任校董事会成员，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董事会能对学校进行客观、全面和公正的治理与监督。而且，董事会不代表某一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是受全体公众所托治理大学。
#蔡子说美国# #头号周刊# #教育# #美国大学# #海外条友说# #海外奇遇见闻录第四期#
以前很好奇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的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咋分离。原来就是花钱买蛋糕、决定买啥样的蛋糕、把蛋糕做大的关系(官方名词：委托代理)[狗头][狗头]
ps：财务管理这门课真实用
pps：企业运营就是大家都绕着钱转
〖随想〗政教为什么分离?上帝和凯撒为什么区别开来?因为精神引领者与社会治理者遵循了两种迥异的逻辑系统和评价尺度。
前者必须“金口玉言”、惜字如金，尤其要做到逻辑严密，以求自冾，争取他冾、续冾。决不能漏洞百出，自相矛盾。除此之外还要抽象至形而上抑或不可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信众产生仰视感、神圣感，以至虔诚追随。
后者则要时时面对纷繁复杂的具体而又实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有些现实而又紧迫，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甚至不考虑前后矛盾，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要。
正是二者存在巨大差异甚至直接对立，决定了必须区分开来，倘若借助行政权强制性将二者合二为一，所谓政教合一，其结果注定是精神大厦的垮塌与社会治理的紊乱。除非建构起极度封闭，大众长期被洗脑以至于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统一台湾?1986年，一位美国记者曾向邓小平问出这一举世关注的问题。
“统一台湾是每一位炎黄子孙的使命。”这便是邓公给出的答案。
1978年12月16日，一则由中美两国联合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震惊了世界。
全世界都惊讶于这两个大国，竟然跨过太平洋完成了一次握手。而震惊的同时，又纷纷关心起了：“台湾怎么办?”
台湾问题应该怎么处理?祖国的统一如何实现?邓小平在会见美、苏政要时，多次表露了中国的态度：
“只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就允许他们保留现在的制度。”
这便是一国两制的雏形，而这种处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优秀范例，最早就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
但这也不是一国两制构想最初的起源，事实上，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就在着手进行台湾问题的解决。
自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开始，大陆一直没有放弃统一台湾，蒋介石也一直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
这倒也使得有心促成台湾独立的美国政府束手无策，只能调整政策，将台湾岛作为封锁我国的第一岛链关键位置来对待。
如何在美国的影响下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党中央开始在理论策略上做出尝试。
1955年，周恩来总理就公开表示，中国愿意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意愿。
到了1960年，毛主席甚至拿出了一个统一后的政治方案，表态称台湾只要回归大陆，仅必须将外交一权统于中央，所有的军政大权、人事任免大权都交由台湾自由掌控。
这是前所未有的让步，也是邓小平系统总结出“一国两制”现实路径的历史渊源。
但是美国对中国要统一台湾的决心有些低估。早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台湾地区政权就被认为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不合法代表，被逐出门外。
其后，美、日先后访中，似乎预示着西方世界对台湾的放弃。然而，他们只是想两个都要。
就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后，美国又单方面通过了一部《对台军事法》，继续对台进行军售和意图驻军，公然违背中美联合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
台湾问题怎么可能让步?祖国统一的问题哪里容得了美国在那无理叫嚣!
邓小平立即指示中央政府同美国进行谈判，事关祖国统一，这次中方代表格外坚决，毫无退让可能。
经过持续了十个多月的艰苦谈判，美国做出了“近几年维持现状，并最终废止对台武器军售”的承诺。
这自然是中国政府考虑到美国对台武器军售是历史遗留问题，有必要留足时间分段解决。
却也在国际场合发出来明显的信号：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搞事情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的。
1982年8月17日，中美再次签订了《八一七公报》并公告世界，世界范围内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议终于平安落地。
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已经公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表示自己无意违背这一原则，去搞什么“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政策。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事实终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
其后，即便美国常常围绕台湾问题大做文章，但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和立场，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这都是不容辩驳的。
对此，您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台湾##美国##邓公千古##伟大的邓小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通常都说欧美国家制度三权分立。实际上不是的。国家权力或者基本制度不限于这三种。他们至少舆论权和发钞权是独立分开的。舆论权掌握在媒体手中，直接影响政治和社会观念。发钞权掌握在金融集团手中，直接把握国家经济命脉。这两个国家基本权力合起来，欧美国家至少是五种权力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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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认为最伟大的土地革命有三次：第一次是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城市“土地批租”，实质是我国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第三次就是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的城市与集体土地全国市场化流动。#土地市场# #农业规划# #遇见好书# #
韩国现任总统和候任总统在玩“无间道”?
离卸任总统职务已经不足一个月了，对于誓言在卸任前完成司法改革任务的文在寅来说，可谓是只争朝夕。所幸的是，执政的共同民主党与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终于对削弱韩国检方权利，将侦查权和起诉权“分离”的改革达成了“折中方案”。搞得韩国现任总检察长金浯洙率领韩国检察系统7名高级别检察长集体辞职以示抗议。
奇怪的是，一年前在总检察长任上曾因为执政党推行的司法改革而与文在寅公开翻脸，且闹得不可开交的韩国候任总统尹锡悦居然同意了这项改革方案。
尹锡悦因为经办朴槿惠和李明博案件得到文在寅欣赏，并被文在寅破格提拔为韩国检察总长，曾一度被认为是“文在寅的人”。然而，在总检察长任上时，尹锡悦却又因为反对文在寅推行的旨在削弱韩国检方权力的司法改革而与文在寅彻底翻脸，在较量中，尹锡悦还导致了曹国和秋美爱两任司法部长被迫辞职。而尹锡悦也在后来辞去了总检察长职务，转而加入了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阵营，并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选举中获胜后，现在是韩国的“候任总统”。
对于尹锡悦在“削弱检方权力”问题上态度的“前后不一”，有分析认为：此一时彼一时，尹锡悦即将就任韩国总统，他将来也可能遇到朴槿惠和李明博类似的问题，所以，同意这个“方案”是“未雨绸缪”。甚至还有观点认为，也许文在寅和尹锡悦从一开始就是在玩“无间道”。
受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启发，英国人创造性的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方式运用到了治国过程中，形成了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为英国持续上升，最终横行世界几百年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这个制度模式下，国王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实际权力很小，而内阁大臣们名义上是国王的大臣，实际权力却很大。整个国家就好比一家公司，国王有所有权，却无经营权，议会就是董事会，首相就是总经理。
如果公司经营不善，那么最多内阁倒台，然后换新一批的政治精英上来，确保管理层始终是最优秀的团队，而国王家族也不会被内阁牵连，安稳的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福利，大家都很满意。
把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高校，可进一步扩大学校的自主权，但并不能真正解决当前职称评审中的问题。之前，我国就有一些高校拥有职称评审权，2017年，教育部把副教授职称评审权下放给所有高校。把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高校后，如果不推进大学办学改革，依旧是行政治校，那唯学历、唯职称的问题很难改观。
推进职称评审改革，必须同步推进学校治理改革，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基于教育和学术的管理和评价体系，要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不能再由行政主导职称评审。否则，职称评审的各项指标，就必定是行政指标，评审就会注重结果评价和数量评价。而且，在行政主导评价的情况下，教师们担心破除唯论文评价，会变成关系评价，领导会视关系亲疏评职称。
而全面解决职称评审和职务两张皮问题，则需要取消职称评审，实行基于职务的教师聘任、管理体系。在把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高校后，下一步，就可以取消职称评审，教授不再是职称，而是职务，担任什么职务，就按什么职务获得待遇，由此重视每个教师的岗位贡献，而不是把大家的精力导向评职称。
#恒丰银行蔡国华贪11亿被判死缓#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无法无天，正如西哲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
恒丰银行是一家地方国有控股银行，国有控股银行最大特点就是董事长权力过大，一旦缺少有效的监管，董事长就可能出现一言堂，干出一手遮天的违法行为。
恒丰银行原董事长蔡国华被控犯有五宗罪，涉嫌滥用职权造成恒丰银行经济损失8.9亿余元、涉嫌贪污1018万余元、涉嫌挪用公款48亿元用于个人经营、涉嫌受贿11.8亿余元(10.7亿余元系未遂)、涉嫌违法发放贷款35亿元。
一个董事长，可以给银行带来8.9亿元的损失，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也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一定需要一些属下协助，可是为什么很多违规违法行为可以畅通无阻的在恒生银行顺利实施，比如涉嫌挪用48亿元资金用于个人经营，没有有关人员签字转款如何完成，违法发放贷款35亿元，又是如何通过风控部门的审核呢?可见恒丰银行的内控机制就是虚设的，在董事长的授意下，一切的程序都是过场子而已。
追究根源在于恒丰银行内部问责追究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不到位，国资出资也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
按照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开的，董事长代表的出资人的利益，行长代表经营层，属于职业经理人角色，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董事长监督行长经营好公司，而不是任意插手银行的日常管理运营，可是从有关迹象看，恒生银行的权力被董事长掌控，行长的权力被董事长架空，实际上形成了董事长的权力巅峰一言堂也就失去了监督机制，也就可以为所欲为。
据新京报，恒丰银行一系列风波背后的根本，系存在“三会一层”边界不清晰等公司治理问题，董事会下设经营管理部门，人、财、物、风险均由董事长蔡国华说了算，作为经营层的行长被“架空”。恒丰银行董事会设置略有不同，董事会架构下，除了常规的董事会委员会外，还有“董事会层面部门”，下辖组织人力部、审计部、国内机构发展部等。而在其他银行，很少将“组织人力部”“审计部”等经营管理部门直接下设在董事会。这样的涉及，董事长的权力就进一步增加。
这就衍生出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这是被中国很多案例证实了的事情。
公司法公司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1、检查公司财务
2、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但是在恒丰银行一案中，监事会并没有发挥出应该有的作用，任由董事长挪用48亿元资金和违规发放35亿元贷款，显然没有尽到检查公司财务的作用，也没有对董事执行公司职务进行监督，更没有对违反违规的高管提出罢免，背后是监事会没有实际权力，形同虚设。
出现这个问题，原因不详，但是与目前监事会人选的机制有关，大概率是由董事长来提名的，因此监事会对董事长可能是唯命是从，不敢有任何的监督。
王永庆，男，汉族。1917年1月18日生于台北县新店，原籍福建省安溪县。其父王长庚以种茶为生，生活颇为艰辛。15岁小学毕业那年，王永庆便到茶园当杂工，后又到一家小米店做学徒。第二年，他就用父亲借来的200元钱做本金自己开了一家小米店。
1954年筹资创办台塑公司，1957年建成投产。靠“坚持两权彻底分离”的管理制度，他的“台塑集团”发展成为台湾企业的王中之王，下辖：台湾塑胶公司、南亚塑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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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化学纤维公司、台湾化学染整公司、台旭纤维公司、台丽成衣公司、育志工业公司、朝阳木材公司和新茂木材公司等9家公司，在美国还经营着几家大公司;部资本额在1984年就达45亿多美元，年营业额达30亿美元，占台湾辚民生产毛额的5.5%，在民间企业中首屈一指。与台塑集团企业有着存亡与共关系的下游加工厂超过1500家，如今，在台湾的富豪中他雄居首席，在世界化学工业界他居“50强”之列，是台湾唯一进入“世界企业50强”的企业王。
王永庆出生寒微，是“茶农之子”，只有小学毕业，十五岁当学徒，十六岁时向父亲借了二百元开米店;1954年，三十八岁的王永庆创办台塑，开创了“石化王国”，他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参与者，也是见证人
王永庆身价被估有六十八亿美元，但他坚持勤奋、节俭精神，不浮华、不浪费，这也成为他治理台塑和家族的精神。数十年来，台塑未闻有官商勾结弊案，其子女事业有成，这种精神，不啻为最大的支柱。
1988年，美国权威杂志《福布斯》报道，在全世界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中，王永庆以40亿美元居第16位!在世界化工行业，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在台湾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式人物。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亿万富豪，从不识“塑料”二字的外行到赫赫有名的塑料博士、“世界塑胶大王”，他的奋斗历程传遍了全世界…
你知道股东为什么叫股东吗?对应的西是什么呢?双方分红是怎样的呢?
股东、东家、房东，有这么多东方，你知道东是什么意思吗?
东，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主人，古时主位在东，宾位在西，出资方是东方，公司所有权是属于股东的。
那与之对应公司管理层，比如掌柜的，就属于西fang。当然也有股东兼任掌柜的，这在早些年是也叫柜东。
伴随市场的发展，原本家庭手工作坊的规模扩大，开始引入家庭外成员参与劳动分工协作。引入的人员规模扩大，就需要专职的管理人员来进行业务和人员的系统管理。于是东家与掌柜的分离就变成了一种趋势。
比如《乔家大院》里，乔家在包头的生意有多处，每一处都有一个掌柜的角色，相当于店长，旗舰店的掌柜的级别更高，称呼为大掌柜的。
乔致庸在生意中发现了马荀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拜马荀为大掌柜的，让其统筹管理乔家在包头的生意，大掌柜的人选，相当于CEO，需要有战略上的眼界，也需要有业务敏感度，能管理员工完成既定目标也了解生意的流程和风险。
马荀从一个招虫啃了的高粱穗里发现了次年有可能高粱歉收，高粱价格有利可图。他能够把生意的眼界从包头扩展到内蒙和新疆，从单向的输出生意想到双向的生意往来，在现有品类下进行多元化的探索，有魄力也有细致，是生意场上难得的将才。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不是舶来品，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股东方在完成初始的资本积累后，由于多种原因无法深入完成企业的经营运作，而借助家族外部的专业力量实现财富的继续扩张会成为一种选择;同时由于产业规模扩张，单一家族无力完成大额的投资，合资或者募资成立公司下设立的公司成为新的趋势，这时候有公推的有能力的管理者将承担西fang的职责。
那东西fang的分红是怎样安排的呢?
在《乔家大院》掌柜的级别是有分红权的，乔致庸后来改进了股权激励方式，让在各号出徒的员工根据资历都有身股，极大的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
身股是以厘来起算的，也就是千分之一股，学徒出徒就算一厘身股。
1908年乔家票号盈利74万两白银，此时银股20股和身股23.95股分红分别约为33.67万两白银和40.33万两白银。银股与身股具有同等的分红权，相当于超过一半的利润分给了员工。
《大染坊》里，没有说过股权激励的事情，但是跟着陈六子从周村到青岛又到厦门的老吴，多次有提到自己年底有分红。
我们从一些史料里面看到了东西fang分红的实例。
《大染坊》的原型，厦门东元盛染厂起源于清朝末年桓台的一家小作坊，掌柜的张启恒出身贫农，他内弟史懋冉和史懋曾两人一人出资250吊买下了一家经营不善的染厂，让懂得经营的张启恒担任掌柜的。
此后在张启恒的经营下，染厂从手工染扩展到机器染，东元盛发展为厦门最大的染厂。
东元盛的东西fang是对半分劈红利，也就是张启恒获得50%分红，史懋冉和史懋曾各拿25%分红。由于张启恒崇尚节俭，他在企业中的分红一直没有足额领，放在公司用于扩大生产，股东方感觉有愧，于是1929年，三方协议增加注册资本至25000元，史懋冉和史懋曾各10000元，张启恒5000元，从此史懋冉和史懋曾各自占股40%、张启恒占股20%。
此后西方的一半分红外，张启恒还会从东方拿到20%的股东分红，合计可以拿到年度分红的60%。
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东西fang都有各自的角色定位，东西fang的协同、分红的处理方式，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让员工分享企业的经营成果，能够提高员工的归属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更大范围地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东西双fang都因此而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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