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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同年，淞沪抗战失利，北京、南京相继失陷。随着战局的恶化，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大批人员、民族工商业及军工物资陆续内迁至武汉，再云集宜昌，然后通过长江三峡水道抢运入川。于是，当时的弹丸之城宜昌成了侵华日军的关注重点。
日军兽行焦土宜昌
据史料记载，从1938年1月到1943年5月，侵华日军大规模轰炸宜昌达95次之多。投弹2031枚，炸死居民1863人，炸伤居民1967人，摧毁房屋2870栋，物资损失时值现银2321亿元，整个宜昌几乎被炸成废墟。10多万人的宜昌城较后仅存不到2000人，多数人背井离乡，无家可归。日寇的疯狂暴行使宜昌人民遭到空前浩劫。
疯狂至极地进行反复轰炸。日军对宜昌的轰炸持续了5年半，而且进行了三个阶段的疯狂轰炸。在1938年1月至6月的次疯狂轰炸中，日机轰炸机20多架次袭击宜昌。尤其是6月21日下午，日机投下的大批硫磺弹除将大公路和四道巷子完全烧毁外，还将停靠江边的几十条船只焚毁，200余人被炸死。在1939年1月至5月的第二次疯狂轰炸中，先后实施了13次轰炸。其中3月8日日军出动了36架飞机进行了4次轮番轰炸。大北门、东正街、璞宝街、二架牌坊、学院街、环城南路、通惠路、中山路一带大片房屋被炸毁，死伤市民无数。为此，在宜昌督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三游洞愤怒地题记了“是谁杀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石刻。在1940年6月的第三次疯狂轰炸中，宜昌市区及郊外十余处街道及建筑物惨遭摧毁。也就是在这次疯狂轰炸后，宜昌沦陷，并被日寇全面占领。
肆无忌惮地实施无差别轰炸。按照国际法规定，战争中不允许对学校、民居、医院、敬老院和宗教等场所进行轰炸和侵犯。但侵华日军全然不顾国际法准则，肆无忌惮地践踏蹂躏无辜群众，随意轰炸任何目标。1938年11月18日，日军飞机在袭击宜昌时，炸毁了位于九码头的法国天主教堂，正在院内避难的50余名难民被炸死炸伤。1938年12月，日军飞机毫无人性地轰炸了学院街小学，当场致60多名学生死伤，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4月15日，日军9架飞机排成“T”字型窜入宜昌西坝上空，炸毁了黄陵庙，从此，黄陵庙便从宜昌城区地图中消失。
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弹轰炸。1940年6月起，日军多次在宜昌周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仅日军第13师团步兵第103旅团和山炮兵第19联队，分别从1941年8月28日至10月13日，在宜昌磨基山、土门垭、东山寺等地，发射和空投黄弹1000多发、赤弹1500多发、九八式发射特殊筒1125只、九四式山炮赤弹62发、特殊弹27发，日军在宣传中称“使用毒气收到了巨大的效果，致使中国军队遭极惨重伤亡”。其中，在1941年9月28日中国军队反攻宜昌之战打响后，面对五个师的中国军队攻势，驻宜日军第13师团顽固死守，在使用毒气弹后仍无转机的情况下，一方面烧毁军旗和文件，准备集体自杀，另一方面还要作较后垂死挣扎，准备再次使用毒气。10月8日，当中国军队主攻部队第2军第9师从东山突入宜昌市区时，日军一次大规模使用了2500多枚毒气弹，阻挡了中国军队进攻，延缓了时间。10日日军援军赶到，中国军队不得已撤退。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有1600多人中毒，600余人死亡。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副武官史迪威将军下属化学军官约翰上校在调查材料中写道：“在1941年10月8日在宜昌的攻防战中，日军使用了芥子气和氯化气体的事实一目了然。”
迫不及待地启用较先进飞机协同轰炸。零式飞机是一度代表日本航空较高水准的战斗机，当时在全世界也处于先进行列，1940年由日本研制并定型批量生产。因在日本神武纪年2600年诞生，于是飞机被取名“零零式飞机”。后来为了方便表述，干脆取名“零式飞机”。 1940年7月15日，零式飞机刚刚完成测试试飞，还没来得及正式投产，就被侵华日军盯上。7月21日，侵华日军海军航空队提出申请，要求立即将该飞机投入中国战场，于是批12架零式飞机飞到武汉。随机飞来的日军飞行员表示，需要训练3个月才能投入战斗。联合航空队司令山口多闻少将和大西潼次郎少将亲自迎接了这批飞机和飞行员，当听说要训练3个月才能投入战斗时，恼怒地说，“较多训练半个月时间”。8月19日，12架零式战斗机开始协同轰炸机作战。由于那时候的宜昌已经被日军完全占领，他们只是在宜昌上空进行了一些短期的训练性协同轰炸，很快就以宜昌为基地，协同轰炸机西飞轰炸重庆去了。
宜昌这座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城区还保存着大量明清建筑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还有中西结合式的欧式建筑，有200多条大小街道和10多万居民。中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5月，《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记录》称：宜昌从城市毁灭的程度讲，“可谓破坏之甚，为全国冠”。从狂施轰炸的天起，宜昌市区遂不分日夜，空袭频仍，敌机或一日数至，或数日一至，常以人烟稠密商业繁盛之区为目标，除投弹之外，还以机枪扫射，弹丸所至之处，血肉横飞，物品粉碎，天昏地暗，烟尘弥漫，城区机关、军队、学校、民居、商店、车船、人畜顷刻间遭受毁灭性打击。
占据宜昌扼困重庆
侵华日军之所以对宜昌这个小城市实施长达5年半的惨烈轰炸，几乎毁掉了这座城市，不仅仅暴露了侵略者的残暴和野蛮，更暴露了他们毁我中华的狼子野心。
扼住川鄂咽喉，截断联络要冲。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后，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素有川鄂咽喉的宜昌遂成了拱卫陪都的道大门，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时期的重要运输线。作为长江三峡的东口，尤其是武汉失守后，宜昌便成为中国军队各战区后勤交通枢纽，确保宜昌对前方之军需补给特别是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安全至关重要。日军也深知宜昌“联结华北、华南与中原及长江南北的交通要冲”地位，也深知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宜昌至重庆以上长江水道是较好西行通道。基于此，日第11军下达攻占宜昌的命令：“军决定攻占敌军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江南北联络要冲宜昌，尔后迅速保持机动状态势。”为此，大批抢运入川的人员和物资被迫截断，有的被日军抢占，有的被日军炸毁。
牢固占领宜昌，进攻阵地前移。据日本《井田日志》记载，日军占领宜昌后，在是否保住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第1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认为，他的辖区战线长，兵力不够分配，担心中国军队一旦反攻，会使他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因此主张放弃宜昌，退守原驻地。而侵华派遣军总部则力主保住宜昌。作战参谋井本认为， “宜昌不可放弃，确保宜昌，一方面可以切断和武汉周围与中原及长江南北的交通，还可以因击败企图回宜昌而聚集的敌人，组织有利的消耗战，同时更可以支持政治谋略（指引诱蒋介石投降）的成功”。由于双方意见相左，这个问题便提到了日本东京大本营。圆部司令官却于1940年6月15日下达了撤军命令。6月17日凌晨，日军沿汉宜公路撤退，刚退至土门垭一带，又奉命返回宜昌，因为日本参谋总部认为占据宜昌利大于弊。又因日海军也向天皇上奏航空队轰炸重庆的问题，提出“把宜昌作为中继基地有极大价值”。天皇裕仁当即问：“陆军对宜昌有什么好办法吗？”参谋总长闲阮宫陈述了陆军对确保宜昌的意见，得到天皇的批准。其旨意很快传到宜昌前线，日寇重返宜昌，并大肆修建飞机场，屯积战略物资，开建进攻阵地，很快宜昌便成了日寇进攻重庆的中继基地。
#p#分页标题#e#攻克重庆西进，妄图吞并中国。1939年底，中国军队发动了冬季攻势，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日军清楚地认识到，战线过长是他们腹背受敌、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1940年，日军决定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华战场上，日军意欲占领襄樊，南下夺取宜昌，然后沿长江西进，攻克战时陪都重庆，一举占领整个中国。因此，日军拼命轰炸宜昌，也就是企图打开中国的较后一道国门，摧毁国民政府抗战意志，逼迫其放弃抵抗，从而轻而易举地全面吞并中国。
血洗宜昌有史为证
抗战胜利后，侵华日军有的成了战犯，有的逃回了日本，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也反省了当年在中国犯下的同样的罪行。
承认使用了毒气弹。在侵华日军自供状《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中，承认“发射了1000枚黄色弹，1500枚红色弹……总算保住了宜昌”等等。一些日本军人战后也进行了反省和忏悔。一个叫佐佐木治的化学武器小队长参加了对宜化学攻击。他在忏悔书中写道：“那里有20几个抗日战士被毒气熏窒息了，口吐鲜血，流出鼻涕，但斗志仍然昂扬，紧握手中枪。”
当时以学兵身份参加瓦斯毒气弹效力试验训练的日军一等兵平田日出雄《笔供》称：1939年9月14日起约10天中，在酒井中将统辖下，以39师团工兵39联队长金原大佑为教官，由13师团、39师团、独立混成旅团挑选的军官、下士官、士兵150人，及野战瓦斯队员，在当阳县西南方3仅公里处的丘陵地区，实行持久性瓦斯，腐烂性，催泪性，短时性红、篮筒及瓦斯弹、榴弹的效力，并演习放毒。日军将抗日军人俘虏，赤裸身体，向脸上撒糜烂性瓦斯。随后由士兵将其枪杀或将其绑上手脚，扔进交通壕及两个碉堡里，然后发射瓦斯弹。在演习10天里，其中有两天就杀害抗日军人俘虏80名。
承认遭遇了“飞虎队”。在日军的战地回忆中，是这样表述在轰炸宜昌的过程中遭遇美军“飞虎队”的：“江南歼灭作战”以敌人超级轰炸机对宜昌进行轰炸的一幕而结束。从全局来看，这次作战的一个结点是制空权发生了逆转。1943年5月30日，是出击的联队主力返回宜昌的日子。事情出于偶然，这一天敌人的飞机轰炸了宜昌。当时留守宜昌的第十二中队的小队长盛田少尉回忆道，直属联队都出发到前线，只留下他留守宜昌。正当其在为欢迎归来的联队作准备工作时，突然约30架飞机出现在天空一角。不久，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悠然地通过上空。正在思索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其中两架折返飞回投下了一批炸弹，有一枚正好落在他附近爆炸。骤然响起的爆炸声和随之而来的冲击波一下震聋了耳朵。宜昌市街面好像也落下了炸弹。突然听到：“前面的地方人在吗？”是留守部队深町中校在喊，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盛田便急忙赶到小队长宿舍。宿舍正好被击中，那里留下了一个直径约十米、深几米的大坑，但没有气味。当然，建筑物成了木头碎片，尘土到处都是。“那天，因B-25藐视我地面部队，从东山附近到飞机场一带悠然自得地飞行，高度仅700米。我方以强有力的野战炮弹打了几发，恰好正面击中飞机，机体被打成两截，冒着红红的火焰坠落。只见两名飞行员跳伞，一人的伞没有打开坠地死亡，另一人炸伤落地。飞机里究竟几个人不得而知，但看见有烧焦的人掉下来。落地的是美国人，盛田副官将他收容到可以治疗的疗养所，10天后这名飞行员死亡。”
据宜昌市档案馆原馆长孙维玉老先生考证，当时牺牲的美军飞虎队员共6名，5人当场死亡，受伤的一人由于拒绝日军治疗，10天后牺牲。这6人全部被葬于铁路坝飞机场附近，抗战胜利后美方将其遗骸运回了英雄的故土。
承认实施了惨烈轰炸。1940年6月11日，日军出动上百架飞机日夜轮番轰炸宜昌城区及郊外的中国军队。二架牌坊和教军场及郊区杨岔路等十多处街道和建筑物被日军炸毁，行人被炸死，有的大腿被炸飞挂在树上，有的四肢与人体分离，低洼积水处一片殷红……《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称，日军“对宜昌市街进行了猛爆”，“巨弹像暴雨一样降落”。
他们亲历了
宜昌大轰炸
1938年2月起，日军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作为入川门户，宜昌从1938年1月24日开始，也惨遭日机的持续轰炸，宜昌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宜昌这座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当时的人们看到了什么，内心经历了什么，遭受了怎样的损失，又是如何逃难的？为此，记者采访了3位宜昌大轰炸的亲历者，他们的记忆为我们呈现了当时的情景。
“坐在扁担箩筐里逃难”
朱静：我1936年10月出生，家住现在西坝的三峡制药厂这一带。1938年日军打到宜昌的时候，我还不到两岁，长大后听父母讲起过一起逃难的经历。那时候，我们一大家总共十口人，一起逃到前坪（现小溪塔方向）避难。我姑婆婆抱着我姐坐滑竿，大哥扶着滑竿走，有一个人挑扁担，扁担一头的箩筐装着我，另一头挑着妹妹，我爹牵着二哥跑，我妈和幺姑跟在后面走。家里人多，在前坪吃住都成问题，所以只呆了一个月，全家便返回西坝。
听我妈说,1939年的一天,我和还没满岁的妹妹在后门玩，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大堆大堆的土就掉到我们身上。我妈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把我和妹妹抱着往屋里跑。后来才知道，是飞机把炸弹丢在我们家斜对面的园子田里，那里被炸了蛮大的一个坑。
#p#分页标题#e#我6岁在西霞寺小学读书的时候，每天放学，老师就叮嘱我们：要快点跑回家，小心飞机丢炸弹；路上要找有掩体的地方走，不要乱跑；看到飞机就躲起来或趴在地上不动。从学校到我家，走内河街，沿途屋很少，都是菜园子，园子旁边有个院墙，我总是紧挨着围墙走，生怕成为飞机的目标。那时候，人们不敢穿白色的衣服，连生火做饭也提心吊胆。浅色和烟火都会成为日机的目标。有一次，我妈在屋里做饭，邻居大喊“赵姐，你快点把灶里火灭了，飞机来了!”我妈跑出来一看果然飞机来了，慌忙跑进屋。她前脚进屋，一大块铁片就落在我们家厕所旁。后来听说，向家牌坊皂角树下有户人家的人就因为烟囱冒烟，而被飞机丢下的铁片砸断了腿。
“几百年的房产被炸毁”
刘古珍：1938年宜昌大轰炸的时候，我10岁，家住北门外正街。那时候，日军对献福路、东门、北门外正街轰炸得较狠，我也因此没读私塾了，跟父母东躲西藏，较后逃到巴东、重庆。我至今都记得，那时候日机成天在宜昌上空飞来飞去，有时候是6架，有时候是9架。每次，它们都是先摆成三角形飞来，转个圈，然后摆成“一”字，开始轰炸。当时我们还是小孩子，一开始看到飞机飞来，并不知道害怕，还趴在窗口看。经历过一次后，被吓到了，以后再听到飞机的声音，就吓得到处乱钻，躲到桌子下、椅子下、床下，凡是可以躲进去的地方，我们就乱躲。每次轰炸后，街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有的房子也塌了，地上被炸出了一个个大坑。我也吓得只知道哭，扯着大人的衣裳跑。
我儿子马绍华根据祖辈们的讲述，也记录下了北门马氏家族在宜昌轰炸中的损失。当时马氏家族占据了北门的半条街，前面是门面，后面是厂房。大轰炸炸毁了马氏几百年在宜昌的房产，包括三进三出天井房屋、二层楼住宅等，7家店铺货物损失200多万元，共炸伤12人，炸死3人。1940年5月23日，日军3架飞机在宜昌低空盘旋，我们马氏一百多人不惧轰炸，参加了宜昌迎送张自忠将军遗体的万人公祭。
“两个叔伯哥哥都死于轰炸”
郭诚：我是1920年出生的，家住夷陵区鸦鹊岭镇民主村（现梅林村）六组。1938年，我去参军，后来因为脚受伤了，回家养病。
1940年阴历五月初四，听到日机飞来的声音，我们全家七口就从屋里跑出来，到对面山上的树林里躲飞机。因为怕飞机对着房屋轰炸，觉得躲在山上林子里有掩护，相对安全些。我们只听到飞机飞行的声音跟轰炸的巨响，日军在鸦鹊岭上空狂轰乱炸。飞机轰炸完后，我们回到村里，看到树丫上挂着一只血肉模糊的胳膊。后来才知道，当天轰炸就炸死了同村的三个人，其中有两个就是我的叔伯哥哥郭新贵和郭新凯。原来，他们看到飞机来了，从家里跑出来正准备躲到小学旁边堰塘的坎下面，谁知道，还没来得及躲就被日军的飞机炸死了。当我们找到叔伯哥哥尸体的时候，他们也被炸得四分五裂，难以辨认。 记者 陈璐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