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宪兵特务为在汤原抓住下江特委书记白江绪(又名潘瞎子),不管男女,不分年龄,凡是一只眼的都抓起来,抓来的无辜百姓被强迫跪满一院子,让他们挨训斥,遭打骂,受折磨。佳木斯市委女党员张宗兰、金淑英摆脱敌特监视潜出佳市投奔他乡,到达哈尔滨后又遇敌人跟踪,为保守党的机密,免受凌辱,两位女党员在旅店中服毒自杀。白江绪最终脱险。
此前,1938年3月15日拂晓,日寇佳木斯宪兵队本部所辖的佳木斯、汤原、勃利、富锦宪兵分队,依兰、鹤立镇、林口宪兵分遭队集合,同时纠集日满军警、伪自卫团、“特别工作班”的特务1000余人倾巢出动,采用各种手段实施疯狂大逮捕,从3月15日到17日为止逮捕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15名。汤原宪兵分队从5月20日到7月8日又逮捕了下江特委组织部长兼桦川县委书记赵明九等13人。中共佳木斯市委受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下江特委领导,市委下设组织、宣传、妇女、士兵各部,并有6个支部,党员60余名,市委书记童仙桥。3月15日在佳木斯首先逮捕了敖其小学校长李恩举,随后逮捕桦中教员董仙桥等37人,均送往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本部。
汤原县太平区抗日救国会第七分会长倪权被日本宪兵打得皮开肉裂,夜晚睡在地板上血肉都贴在上面,第二天起来浑身象刀子刮的血人一样。时作洲被打得皮肤开裂,全身冒血,口吐血沫子。
关恨波是以莲江口伪警察署警察身分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四、五个日本宪兵每人提一条鞭子轮流抽打,血肉模糊,然后又让其跪在地上,用碗口粗的杠子压在腿弯处,每端各踏上两人,酷刑至极。日特见其还没招供,便大头朝下按进水缸里,人立即昏死过去。
佳木斯市委书记董仙桥,在日宪疲倦轰炸下昼夜审讯3天,不给水喝,不让睡觉,遍体鳞伤,使他几次昏厥,又用冷水喷面使其复醒,继续审讯。董仙桥的嘴唇迸裂,鲜血顺口流出,染透衣服,但他坚不吐露任何秘密。
日特对于满脸稚气,身体文弱的桦中学生党员李树昌,采取诱供方法,但他只字不提党的机密。于是日宪采用灌辣椒水、上大挂、坐电椅,最后用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脊背上,顿时人体的焦糊味充溢整个刑讯室。李树昌时年仅18岁,一直坚贞不屈。
依兰宪兵分遗队对被押的人威逼利诱,严刑逼供。审讯中残暴的敌人使用的刑法五花八门,用木棒打、皮鞭抽、上大挂、坐老虎凳。用粗木棒或铁棍拧被捕人的脚镣,直到把人的脚脖筋拧断为止。把被捕人的手用粗锥子扎上,用力往桌子上按,或者用钢笔等东西把被害人的手指夹上用力揉搓。日特给人灌凉水、灌辣椒水、灌混合煤油的水,把被害人的肚子灌大,再用脚把水踩出来。弄得被害者从鼻子、嘴往外冒血水。把人折磨到昏死过去后放在一边,往头上泼凉水,等人苏醒后再继续折磨。把烙铁烧红,在前胸后背烙,甚至把女人的裤子扒下来,用烙铁烙,倒煤油。用成扎的香火烧烤小腹,直到把被捕者的小腹烤崩 ,而惨死于刑讯中。李恩举、刘振中等人即死于日寇的酷刑之下。
在依兰县委被捕的人中,徐达民,又名徐万亿,依兰第三小学教员,由日伪警察向佳木斯押送途中,投江而死;依兰商工会长王子和,在审讯中被打折肋骨,向佳木斯押送途中死在码头上;依兰县财务科长赵天华、依兰第三小学校校长吕谦、在清真寺工作的回族人宫福润,均在审讯中被打死;张庆云,依兰第一小学教员,在审讯中被灌凉水伤肺,不久即死去;孙国珍,商人,刑讯伤肺,吐血身亡。侥幸没有刑讯致死的人,有16名被送伪三江省检察厅,其中六、七人被判刑。其余被捕者经过严刑审讯后,查无共产党嫌疑事实而释放,但释放后能活下来的人很少。
血腥的“三•一五”事件遭逮捕的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共365人,日寇对其中112人,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和伪高等法院进行所谓判决,将高雨春等18人判处死刑,其中2名刑讯中折磨致死,余者分别判外无期或有期徒刑。董仙桥坚不吐实,被判刑20年。关恨波死不招供,被判刑10年。
1945年东北光复后董仙桥出狱,担任佳木斯市政府第一任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松江法院院长、吉林省政协常委。1990年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