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令人费解的是，唐德宗李适时期著名奸相卢杞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忠臣，卢杞的儿子官声也不错，唯独卢杞声名狼藉，人神共愤，莫非卢氏一脉的基因在卢杞这里发生了突变？
仔细想来，或许可以找到原因，那就是卢杞运气不好，他天生相貌丑陋。
因为卢杞从小丑陋，在别人的白眼和歧视中长大，他的心越长越硬，他的心越长越敏感，他比一般人更渴望成功，他比一般人更心狠手辣，当他好不容易登上权力巅峰时，他要做的便是死死抓住，然后将所有威胁到他的人打落马下。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卢杞也是，而且变本加厉。
时间走到公元782年，大唐帝国更加不平静。
之前的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去世，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上书李适皇帝要求接替父亲的成德节度使职务。
在李适皇帝的父亲唐代宗李豫时代，对于这些尾大不掉的节度使都采用了鸵鸟政策，一旦老节度使去世，便由老节度使的子侄或者部将接替，朝廷很难插手这些藩镇的人事安排，久而久之便成了惯例。
李适新皇登基，想打破惯例，绝不能再听之任之。再这样下去，河北的藩镇会越来越不听指挥，大唐帝国想重回大一统局面必定是难上加难。
该解决的问题，早晚要解决，像鸵鸟一样装看不见是不行的。李适皇帝他不想当鸵鸟，他要把帝国的一切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不是视而不见。
在李适皇帝的心中，河北的藩镇是一定要收复的，尤其是成德，当年，成德李宝臣两次改姓让皇族受尽了侮辱，即便李宝臣死了，但这笔账还是要算的。
李适皇帝决绝地驳回了李惟岳的请求，李惟岳自然不会轻言放弃，战事由此而起。
这一次还是依照以往惯例，对于不服从管教的藩镇，李适皇帝沿用了“藩镇打藩镇”的老办法，调动周边忠于朝廷的藩镇对反叛的藩镇进攻，力争将反叛藩镇剿灭或者打服。
突然爆红的卢克文究竟是谁？又是谁制造了卢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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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了在统一北方的进程中不再被宿敌柔然掣肘，于公元429年4月下令在平城南郊集结大军，随后举行祭天仪式，决定再度大举北伐柔然。
结果如同此前征讨柔然和胡夏一样，满朝文武百官都不赞成拓跋焘此次出兵，甚至还把倍受尊崇的保太后从后宫搬了出来，力劝拓跋焘放弃出兵。
拓跋焘很为难，也很恼怒。
为更有效地劝阻，让拓跋焘心服口服地解散已集结的大军，以尚书令刘洁（也作刘絜）、尚书左仆射安原（安同之子）为首的反战派接着又联系了在宫中任职的黄门侍郎仇齐，让仇齐积极联络同样在宫中任职的精通天文的太史令张渊和徐辩，让二人以天象为依据说服拓跋焘。
张渊和徐辩都曾是胡夏的太史令，以善测天象闻名，拓跋焘攻下统万城后将二人带回平城，仍任命为太史令。张渊早年曾在前秦苻坚朝任职，后又在后秦、胡夏任职，历经四国，一直从事天象观测，著有《观象赋》留存至今。
这天朝会上，张渊和徐辩首先站出来发言：“陛下，今年是乙巳年，恰好是三种阴气交合相汇之年。近来岁星（即木星）突然靠近月亮，而太白星（即金星）又移到了西方。这些天象都意味着今年不宜动兵，一旦出兵必败无疑，即便侥幸取胜，也一定会出现对陛下不利之事”。
两位专业人士用如此专业的理由，有理有据，言语间又满含威胁，实在让人无力辩驳。对天象毫不了解却又深信天象的拓跋焘被说得一愣一愣，眉头紧锁，无言以对。
众臣见拓跋焘沉默不语，知道是张渊和徐辩二人的话起了作用，于是纷纷附和道：“太史令张渊早年在苻坚朝时就曾力劝苻坚不要南征，苻坚没有听从，结果一败涂地。张渊的预言每次都能应验，陛下不能违背。如今天时、人事都不符合出兵条件，陛下不可轻易动兵”。
此时的拓跋焘已面如猪肝，始终一言未发。
众人以为大功即将告成，可惜这次众人又想错了，尽管拓跋焘嘴上功夫不行，无力辩解，但北伐柔然的决心却非常坚定。对拓跋焘来说，现在不是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堵住众人的嘴。
好在拓跋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充斥整个朝堂的一片反对声浪中却有一人坚定地支持拓跋焘。
他就是东郡公、太常卿崔浩。
崔浩在父亲崔宏死后承袭父亲白马公的爵位，拓跋焘继位之初因群臣联合诋毁崔浩，迫使拓跋焘革去崔浩一切官职，仅保留白马公爵位，把崔浩打发回家。426年左右，拓跋焘西征胡夏前重新启用崔浩，拜崔浩为太常卿，升爵位为东郡公。有人写历史时一直称崔浩为白马公是不准确的。
崔浩刚刚在上个月，也就是429年3月完成了《国书》三十卷的编纂。有了解崔浩结局的人都知道，这部《国书》在二十年后竟直接导致崔浩，不，准确地说是清河崔氏的灭门。不论和崔浩的族属关系有多疏远，只要出身清河崔氏，凡在北魏境内的一个不留，杀得干干净净。
不仅如此，和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多个北方汉人大族也无一例外全被灭门，其他崔浩的门生故吏、好友朋党等等被杀的更是难以计数……这便是北魏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国史之狱”。 国史之狱可以说是拓跋鲜卑对汉人士族的一次血洗。
《国书》最早叫《国记》，也叫《代记》，顾名思义就是记录北魏及其前身代国的历史，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时下令让尚书吏部郎邓渊负责编纂。这位邓渊也是名门之后，他的爷爷就是前秦第一名将邓羌，邓羌当时和张蚝一起被人称为“万人敌”。
不过邓渊仅仅只编纂了十几卷就被拓跋珪杀了，死因是牵涉到另一个被杀的大臣，和跋。
一直身居要职、倍受拓跋珪信任的和跋，最终却因“好修虚誉，眩曜于时，性尤奢淫”，就是爱慕虚名，好炫耀，骄奢淫逸，就因为这些而被拓跋珪在出巡途中，于路边就直接杀了。和跋被杀后，其在京城的子弟畏罪潜逃后秦，有传言说这些人出逃时受到邓晖协助，于是邓晖卒。邓晖正是邓渊堂弟，两人关系非常要好，拓跋珪便怀疑邓渊知情不报，于是邓渊也卒了。
拓跋珪执政后期杀了很多人，正史记载里这些都被归因于拓跋珪长期服用寒食散，导致性情大变，喜怒无常，任何常人看来很无稽的理由都能成为拓跋珪杀人的借口。
因为有些杀人理由太过荒谬，荒谬到令人生疑，于是有人推测另有其因，而邓渊很可能是因为在《代记》中披露了一些拓跋氏见不得光的糗事丑事而引起拓跋珪以及鲜卑贵族的反感，于是被以怀疑有罪的莫须有罪名处死。
邓渊死后《国记》编纂随即终止，后来拓跋嗣一朝也未再提及，直到拓跋焘上台后又想起此事，重新召集崔浩、崔览（崔浩弟弟）、邓颖（邓渊之子）、高谠、晃继、范亨、黄辅等一批文人，将《国记》更名为《国书》，在原基础上于429年3月完成了三十卷的编纂。
因为这次北征柔然前，编纂《国书》是崔浩一大业绩，所以引出以上内容，至于崔浩在朝堂上如何支持拓跋焘，如何智斗群臣，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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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秋天，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产下一女，取名张首芳(即张冠英)。这年夏天，张作霖与人赌博时打伤了李氏赌徒，该赌徒便向广宁县衙上告说张作霖通匪，县衙于是将张作霖逮捕。
张作霖被岳父赵占元托人送礼求情开释后，决意进山投靠绿林，赵氏生性刚强，坚持反对丈夫落草为寇。最终，赵氏拦不住张作霖，就靠为别人缝缝补补与幼女首芳相依为命，发誓与夫决裂。
不久，一家远房亲戚前来向赵家哭求，原来张作霖投靠的董大虎子不久前将该亲戚家的一位小媳妇绑架，由张作霖看管，还开出天价赎金。
于是，赵占元和赵氏一起进山说情。赵氏抱着刚满月的女儿见到了张作霖，又哭又骂，张作霖无奈将“人票”开释，却遭到董大虎等人的忌恨。赵氏从此就带着女儿留在张作霖身边，不时地对丈夫规劝开导，张作霖与董大虎等人的矛盾也日渐加深。
1899年冬，董大虎在一次年关大集后又劫持一大车“女票”，张作霖因此与董大虎反目，一气之下另立山头。
1900年，各地兴起了义和团运动，一些地方士绅纷纷组成自己的“保镖队”。张作霖听了赵氏劝告，回到赵家庙村办起了“保险队”，为全村百姓看家护园。
但是后来，村里还是遭金寿山匪股洗劫。怀孕的赵氏逃出重围后，被张作霖安排赵氏亲戚家待产，于1901年旧历4月17日产下一子，即张学良。
赵氏再与张作霖见面时，已是1902年。那时，张作霖虽结识了张景惠组成新“保险队”，发展势头也不错，可赵氏却劝丈夫还是要归顺朝廷，才是安身立命之本。这年秋天，张作霖终于在新民县受抚，成为官军游击马队营的管带。
1908年，张作霖因受徐世昌(东三省总督)等的排挤，不得不前往陌生的辽北地区剿匪，一度萌升返回故乡重操匪业的想法。赵夫人苦苦相劝说:“官场虽然有诸多坎坷，然而毕竟是正道。只要你肯忍耐一时之苦，久后必有光明坦途。”
张景惠后来曾感叹地说:“当年在漠北剿匪时，如果没有赵夫人在旁开导他，也许张作霖一赌气就回辽西当土匪了！”
可惜的是，赵氏与张作霖只能共甘苦，却难以同富贵。
张作霖早在与赵氏结婚不久，在中安堡组织“保险队”时，就在一次意外的邂逅中结识了卢氏之女卢寿萓。赵夫人十分识大体，心平气和地同意将卢寿萱迎娶进门。卢寿萓嫁进张家以后，赵氏与卢氏夫人相处甚好，形同姊妹。
后来，张作霖不断移情别恋，仅在1906和1907两年中，就先后迎娶了三太太宪夫人、四太太许夫人和五太太寿夫人。
1909年夏天，张作霖在剿灭了陶克陶胡残兵后，统军驻防洮南。那时，赵氏生下的次子学铭还不足两岁。她因小事不时与张作霖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独自返回辽西老家新民。
赵氏回到新民后，将全部心思放在培养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身上。张作霖虽然不时派人送来生活之资，但是彼此并无书信往来。久而久之，旧情日疏。
1911年冬，张作霖长期住在奉天城外军营里，长时间没给赵氏送去生活之资，万不得已，赵氏带次子张学铭来找张作霖要钱。那时，张作霖在城里尚无官邸，她便住在奉天城西一家客栈。
张作霖公务实在太忙，直到第二天夜里才来到客栈。夜里，张作霖和赵氏睡在内室，学铭与奶娘睡在外间。深夜时分，劳累了一天的张作霖刚睡着，不料被生病的学铭哭声吵醒。张作霖顿时大怒，将学铭痛打一顿，爱子如命的赵氏立即与张作霖发生争吵。
这是二人争吵得最激烈的一次，性情刚烈的赵氏一气之下，次日清晨不辞而别。赵氏自回到新民老家后，积火难消，不久即郁郁染病。
赵氏得病的消息传到奉天时，张作霖不肯相信，误以为是赵氏与他赌气。1912年春节过后，赵氏已病入膏肓，张作霖却仍以为是赵氏有意与他作梗，只委托二夫人卢氏替自己前往新民探视。
卢夫人到时，赵氏已面白若纸，躺在炕上不能言语。卢夫人急忙求医讨药，可是为时已晚，不几日，1912年4月15日，赵氏去世，时年仅38岁。她身边的一女二子(张冠英、张学良和张学铭)均未成年。
当时，张作霖已经独揽了奉天军权，所以新民县官员极尽地主之谊，将赵氏的丧礼办得格外隆重。举丧之日，张作霖由奉天赶来新民，奉天和新民县的各级官员都为赵氏披麻戴孝。
此前，张家的祖坟茔在海城，可那些巴结张作霖的官员主张将就赵氏近葬于辽西。当地权贵纷纷无偿捐献坟地，张作霖最后选了一块距北镇县极近，处于群峦环抱中的朝阳之地。此处背靠青山，面临流水，景色十分别致，名曰“驿马坊”。张作霖十分满意。
1913年，张作霖的生母王氏在奉天病故，王太夫人临殁前感念死去的儿媳妇赵氏生前的恩惠，主张她死后不与亡故多年的丈夫合葬，而与赵氏合葬于一墓。张作霖遂遵母命，将二人合葬。
1917年，张作霖升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这一年清明，16岁的张学良随父再次为赵氏祭扫，并立下“海霸九龙透孔”石碑一座，由袁金铠题写碑文。这是张氏父子最后一次一起为赵氏祭扫。
张学良对生母赵氏至孝，90年代在台湾重获自由后，还曾经委托侄女由台北飞到东北驿马坊祭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