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地下党钱瑛撤退时不幸被捕。她为了不暴露身份,借口肚子疼要去上厕所,趁此机会,她把身上的一块怀表扔进草丛里,刚丢完就看到敌人来催促她了。
钱瑛是湖北省咸宁县人,她自幼天资聪颖,小小年纪,除帮助母亲做家务和田间劳动外,还会绣花。闲时在母亲和哥哥的教导下,识字、吟诗。她写的诗词在乡间广为传颂,当地老百姓都称她为“才女”钱六姐。
因为钱瑛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商人,所以钱瑛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外界的新事物和新思想。这也使得钱瑛对封建陋习深恶痛绝。
1922年,钱瑛考入潜江县职业女校,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
当时19岁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慕名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她的父母经过挑选,收下一个大户人家的聘礼,为女儿订了婚。
但钱瑛非常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坚决要求父母帮自己退掉这门婚事,结果遭到父母的严厉训斥。
钱瑛为了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便用剪刀刺喉自杀,幸好被家人及时发觉,抢救及时,才幸免一死。
母亲见她秉性如此刚烈,难移其志,只好将其婚事放下。
1923年,钱瑛考上了湖北女师。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是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思想的基地,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汉俊等人曾在该校任教。
在进步思想引导下,钱瑛阅读了大量的革命文章,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1927年3月,24岁的钱瑛在湖北女师经吴瑞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入党后,党组织把钱瑛送到汉口劳动训练班受训,派往江西九江总工会任组织干事。
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九江,党组织指示她迅速离开岗位。钱瑛难以舍弃刚开辟的工作,直到敌人从前门闯进,她才机智的从后窗逃脱。
大革命失败后,钱瑛接受党的派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兼交通员。
在工作中,她结识了全总秘书长谭寿林。谭寿林是广西贵县人,早年毕业于北大文学系,人品高洁,学识渊博。
1923年入党,后任广西梧州特委书记,1928年到上海。钱瑛和谭寿林在革命征途上相遇相识,又从相知到相爱。
1928年12月,经党组织同意,钱瑛和谭寿林正式结为夫妻,这一年钱瑛25岁,谭寿林32岁。
1929年初,二人新婚未满百日,钱瑛被党组织安排前往苏联学习。在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后,钱瑛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她与谭寿林爱情的结晶。
孩子生下来以后,钱瑛把女儿送进了一家保育院代为抚养。紧张的学习,使她几乎没有时间去看望女儿。
1931年春,钱瑛在苏联留学结束,钱瑛想到回国后等待着自己的大量工作,决定只身回国,把女儿留在苏联。当她临行前最后一次去保育院看望女儿时,抱着女儿久久舍不得放下。
钱瑛回国后,和谭寿林久别重逢。不久,组织派他俩到湖北洪湖苏区工作。正当二人准备前往洪湖时,总工会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谭寿林决定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让钱瑛先赶赴洪湖。
结果,钱瑛刚走,谭寿林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在狱中,谭寿林受尽酷刑,但他始终不肯透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
1931年5月30日,国民党特务对谭寿林彻底失去了耐心,于是在在南京雨花台枪杀了他,时年35岁。
钱瑛获悉谭寿林英勇就义的噩耗后,悲痛欲绝,她立志要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事业。
1933年,党组织派遣钱瑛到江苏省妇委工作,担任周超英的秘书。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出于安全考虑,钱瑛化名彭友姑,隐瞒了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闹革命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防范措施,后来救了她一命。
1933年4月,周超英被捕叛变,带领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的特务去抓捕钱瑛。
钱瑛在撤退时不幸被捕,此时,她身上的重要资料已经全部销毁,但是她的身上还戴着一块谭寿林送给她的怀表,这块怀表一旦被敌人发现,钱瑛的真实身份就有可能会泄漏。
情急之下,钱瑛蹲在地上大喊:“我肚子疼,我要去上个厕所。”
敌人怎么拉扯她都不肯走,无奈敌人只能先让她去上厕所,利用这个时间,钱瑛迅速将怀表扔到了草丛里。
钱瑛被捕后,被押送到了南京国民党模范监狱,在监狱里,她遭到特务的毒打,但她毫不屈服,无论敌人怎么用刑,她都坚称自己叫彭友姑,并不是什么共产党。
因为敌人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只能判处她15年有期徒刑,随后,钱瑛被转移至首都反省院,被分编至乙组。
钱瑛在首都反省院带领乙组利用一切机会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首都反省院把钱瑛关进小号子,但是钱瑛决不妥协。3个月过去了,院方无计可施,只好把钱瑛等人又送回女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党组织来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钱瑛就此结束了四年多的牢狱生活。
此后,钱瑛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钱瑛任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兼任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纪委副书记、军政委员、人事部长等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