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贵州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姓关注》栏目组记者实名举报唐山警察暴力执法这个事件，不应该不了了之，也应该给老百姓给网民一个交代。
这个事件发生后，就应该由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比如公安部和中宣部或者国家广电总局，一起调查事件真相，然后不纵不枉，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该是谁的责任就打谁的板子。
这个事件，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调查清楚：
1、不让记者出火车站是唐山抗疫政策还是打人事件后，为了堵截记者？记者在暗示堵记者，但事实真相是什么？比如记者当时是否出具了记者证，是否说明了执行公务采访？这个需要调查清楚，这个问题尤为关键。
2、拍摄放哀乐撒尿是巧合还是策划？我们可以在《百姓关注》栏目的抖音中，看到这个视频，这个视频作为媒体发布肯定是不合适的，是三俗的，这个需要广电部门认定处理，问题是，这个视频是怎么产生的？是否两人有串通？这个好解决，因为放哀乐撒尿的人，涉嫌寻衅滋事，依法应该拘留的。
3、到派出所是单独抓记者还是与放哀乐的人一起？这个事件，记者被带到派出所，按照记者描述，是单独被抓，但事实上，是两个人一起被带到派出所，那么，警方是否因为有店主报警，才出警抓获放哀乐撒尿的，还有拍视频的，而把两个人当做团伙，一起抓的，这决定了警方抓人是否正当！
4、记者什么时候出示的记者证？
记者证是记者采访工作的凭据，出具记者证，记者的权益应该得到保护，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记者被警察带到派出所，是否及时出具记者证，并说明情况。如果是，那么警察责任很大，如果不是，那么警察并无什么责任。因为他们在办理一起两人的寻衅滋事违法。实事求是的说，出具记者，有关部门，还是都能给点面子的。
5、记者因为什么被按倒在地被暴力执法？记者描述警方暴力执法，这个地方语焉不详，我不相信警方无缘无故的就要难为记者。那么当时的前因后果是什么？这个应该说清楚，而不能仅仅说对自己有利的，回避不利的，趋利避害可以理解，但不利于获得真相，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明显这个地方事实缺失，比如，是否此处记者有违法行为，比如偷拍透录或者有自残行为等，此处必有缘故。
6、什么情况下被宣传干部接走？又做什么了？按我分析，当记者出具记者证，警方核对完记者身份，那么，一般警方都不会难为记者，通常做法是，归还物品，把记者接走，安抚安抚，吃顿便饭，送回酒店，这个记者没说，不知道是否如此。
这个事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调查路径。就是除了调查唐山。还要调查贵州电视台，是否栏目组派出这个记者前往唐山采访，这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选题单，是谁签字？签到哪个级别？这些都是需要调查的问题。
毛岸青夫妇结婚后，请父亲写诗留念，毛主席颤抖写下：我失杨花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或许并不像哥哥毛岸英那般家喻户晓，但他一生的功绩也是极大的，之所以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那是因为毛岸青本就是个比较内敛的人，不善于与人交流，而且他在为人处世上也是相当低调的。
1923年11月23日，毛岸青出生于湖南长沙，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大他一岁多的哥哥——毛岸英。虽然他们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孩子，想来两人应该过着幸福欢快的童年生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此时的社会还处在动荡时期，父亲毛泽东为着革命事业常年在外四处奔波，而他们的母亲杨开慧也是早早加入我党，一直也在为着党的事业而奋斗。父母皆是特殊工作者，就意味着孩子的童年也会与大多数人不同。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遭反动军阀残杀，年仅29岁。母亲的离世，让两个年纪尚小的孩子瞬间失去了避风的港湾，而作为父亲的毛泽东却因为极为特殊的工作性，并不能及时赶到他们的身边。加之时局动荡，于是两个年幼的孩子不得不在社会上流荡起来，孤苦无依的孩子更是惺惺相惜。
这种恶劣的状况直到两人十二、三岁才结束，因为父亲终于在乱世中找到了他们。原以为回到父亲身边的他们，之后就会在父亲的庇护下快乐地长大，但其实并不然。毛泽东在找回两个孩子不久之后，就将两人送往了苏联。
直到解放前夕，两人才回国定居下来。但作为父亲的毛泽东并不希望儿子是从国外回来的文人墨客，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将两个儿子又送到了我国黑龙江省克山县的土改试点进行磨练。对于习惯了国外作息和饮食的两兄弟来说，初来大东北，水土不服定是很严重的，但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两人硬是从留学归来的学生蜕变成了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村大小伙。
1949年，兄弟两人下乡学习归来。哥哥毛岸英曾跟随李克农访问苏联并担当翻译，后又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但毛岸青却不如哥哥好动，回北京后的他一直留在了中宣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任俄文翻译，且一干就是几十年。
1950年初，毛岸英与刘思齐成婚。作为丈母娘的张文秋看着毛岸青为人老实本分，同时又是个可塑之才，便有意将自己的小女儿，也就是刘思齐同母异父的妹妹邵华介绍给毛岸青，奈何此时的邵华年纪尚小，两人仅以书信往来。
毛岸英结婚还不到一年，就自主请命去往了朝鲜战场，一个月后在战场上不幸殒命。毛岸英的离世，让一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可是一直如此也不是办法。后来，刘思齐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去往了苏联学习。去一个人曾经生活的地方，寻找他在那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怀念一个远去的人，莫过于此。
哥哥故去后不久，毛岸青害了病，在大连的疗养院里躺了很长一段时间。某个夏天，嫂嫂刘思齐带着邵华一同去看望生病住院的毛岸青。此次探病，对于毛岸青而言可是意义重大，因为父亲已经下达了最后“通碟”，让他自己把握住机会，与人家姑娘好好培养感情。毛岸青深知过来这个村可就没了这个店的道理，所以他也格外看重这次的会面。
好在两个年轻人初次见面就给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在你来我往的交流中，感情也日渐加深。后来邵华还为了毛岸青特意转校去了大连师范学院。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1960年，两人在大连结了婚，并把家安在了大连。儿子大婚，毛泽东最终却因为公务繁忙，实在脱不开身，以致于不能亲自到场见证他们的幸福，但他还是差人送去一块手表和一台收音机，以示祝贺。
对于父亲不能亲临婚礼现场，毛岸青也深表理解，毕竟国家大事重于家庭“小事”，取舍间应当毫不犹豫。既然父亲忙于政务，无法脱身前来，那作为儿子的就应该主动去探望父亲，说做就做，毛岸青在1962年携妻子邵华一同前往北京探望了毛泽东。
回去后的两人总是时刻寄挂着远在北京的父亲，因此也总是尽量抽出时间去看望老父亲。1963年，两人再一次去往北京，并带了上好的纸和笔墨，想让毛主席为他们题诗一首，以此作为纪念。对此，毛主席也是答应得十分豪爽，于是提笔为两人写了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
其实此词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曾写下，而且是为了纪念发妻杨开慧而作。收到父亲的这首词，让毛岸青很高兴，可是他却发现词中出了错，原因在于毛主席写的是“我失杨花君失柳”，而此前的句子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困惑的毛岸青向父亲询问了一番，才终于明白这个“错误”的用意。
在毛主席看来，杨开慧既是坚韧挺拔的杨树，也是飘零的杨花，在乱世浮沉中坚韧不拔，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可她同时也如同杨花一般，在这世上随风飘零着。
独此一份的词作，是父亲对母亲无尽的怀念，也是对母亲一生的赞扬和肯定，自然是人世间的无价之宝。
毛岸青明白母亲和哥哥的早逝，是心中难以涂抹的伤痛，如今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母亲和哥哥的期望好好活着，创造自己的价值。而他也确实做到了，他一生译下无数马列译本，同时，又苦心专研毛泽东思想，为我国和我党的早期政治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