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新中国反贪第一大案﹣二
刘青山呢，爱吃水饺，刘书记吃的饺子要有韭菜味儿，但
又不能吃到韭菜，这怎么可能呢？炊事员想来想去，还真想出一个办法。包饺子的时候，他往每个饺子里面都放了几根，洗净挑好的韭菜，那让韭菜根儿露在这饺子皮儿外面。饺子煮熟以后，趁热捏住露在外面的韭菜根儿，将包在饺子里的韭菜叶一起抽出来。这样端到刘青山面前的饺子，有韭菜味儿，但又吃不到韭菜。
在别的方面，刘青山享受起来，那就更不
含糊。天津地面这新的旧的土的洋的，那只要是能享受的，他都要享受。
到天津工作没几天，刘青山就以养病为借口，离开了设在郊区杨柳青镇的地委大院，住进了位于天津城马场到18号一栋花园小洋楼，十天半个月，他也难得回去一次地委大院，刘青山最爱干的一件事，那就是逛南市，解放初期，这里依然还是一个酒楼，妓院，烟馆林立的藏污纳垢之地，而堂堂的天津地委书记，却成了这种地方的常客。其他时间，刘青山在天津基本上就是闭门不出。在家里抽大烟，而且毒瘾非常大，大烟这事儿当然知道的人不多，不过他的其他做派，大家却都看在眼里。
这人确实是变了，比如说天津地委有一辆美式吉普车，原本是供全体工作人员处理紧急公务时使用，可后来这车却成了刘青山的私人专车，别人再也甭想用。
再后来因为嫌旧吉普车，坐着不气派，刘青山还花高价从香港进口的两部最新的美国高级轿车供自己享用。
而他的搭档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也开始有样学样，除了不在天津城里住，这生活的奢侈落后。
当然了，不管哪一种享受，那都是要花钱的，而且还要花大钱。这么多的钱，俩人都是从什么地方榨出来的？
1950年夏天，天津14个区县暴雨成灾，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于是国家就决定在1950年秋天以及1951年春天，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天津境内的五条河流。
可在刘青山，张子善眼里，这几万农民的救命口粮却成了捞钱的好机会。通过克扣民工口粮，用发霉的坏粮冒充好粮，他们把220万斤粮食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换来了大量的商品，而它导致的结果是几万农民要长期忍饥挨饿，更有甚者，因为吃了变质的粮食，几十位民工死在了工地上。除了克扣公粮，刘青山，张子善还把国家为渡过难关而开展的机关生产活动变成了他们的又一条敛财之道。1951年
4月，天津的木材市场价格上涨，看到来了赚钱的机会，刘张二人就打着天津机关生产处为灾民造船的旗号，冒充军人从东北骗购到了4000立方米的木材运回天津，然后一转手，上亿的利润流进了两人的口袋。
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被保镖林怀部击毙于家中。这次行动是军统策划的，在除掉张啸林后，戴笠又让军统上海区限期除去伪上海市长傅筱庵。
傅筱庵，字彦伯，浙江镇海人，1892年出生。早年他靠着攀附盛宣怀，进入了招商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傅筱庵已是上海滩上集官僚、买办、金融巨子、商号老板于一身的显要人物。
当军阀孙传芳和国民革命军在江西作战时，傅筱庵以招商局名义密电孙传芳：“所有江轮，悉供调遣。”当北伐军抵达上海前，傅筱庵又公开支持孙传芳，出资二百万当军费。
所以，北伐军在抵达上海后，总司令蒋介石发布命令，通缉傅筱庵。
傅筱庵既恨又怕，却也无可奈何，他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带着家眷及金银细软，趁夜登上日本邮船，北逃大连。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最初扶植了一个名叫“大道市政府”的伪政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日军企图以此名称来博取上海百姓的好感，殊不知，上海老百姓却把其称为“大盗”政府，因为这是一个由大盗组成的伪政府。
“大道市政府”设在浦东东昌路，伪市长苏锡文。这个“大道市政府”的主要管辖区仅在浦东。伪政府的收入微乎其微，一切开支都要向日本人领取。苏锡文唯一胜任的工作，就是组织一批当地人，穿着长衫马褂，扮成绅士模样，迎送日方要人。
日方很快就发现“大道市政府”的那些人作用不大，于是他们决定重新物色一个既有工商界权势又有组织能力的人来主持伪政权。开始，他们把目光盯住了黄金荣，但黄金荣良心未泯，称病未予就任。
黄金荣推脱傀儡市长的消息传出后，一些甘心当汉奸的人，为了争夺这个伪市长的宝座，都暗地里施展手段，以打通日军的门路。
例如号称多子大王的王晓籁、汉奸李士群、周佛海、罗君强等人，他们勾心斗角地想追逐此职。只是日方当时只看中了黄金荣，一时还没看上他们。
对日方来说，要选择一个在上海稍有声望的人来充当他的傀儡，的确不那么容易。因为只要是稍有民族气节，谁愿意去当汉奸。不过，想谋取这个伪职的汉奸还是有的，其中以李士群最为积极。
李士群投日后，组织了七十六号特务总部后，为了加强这个魔窟组织的力量，他委派了张志刚为行动队长，吴世宝为警卫队长。李士群不满足于当特务头目，四处找人活动伪上海市长一职。
但日方却认为李士群影响力太小，不足以担当市长重任，便想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最后，日方选中了当时的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
傅筱庵在大连潜居几年后，由虞洽卿等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请求撤掉通缉令，蒋介石发电照准后，傅筱庵便于1931年10月16日回到上海。1936年，傅筱庵又身任上海华兴水火保险公司董事长、汉冶萍煤铁矿公司董事长等十几个头衔，重新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一个显赫人物。
日军占领上海时，傅筱庵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等待时机。
对于要日方让自己出任伪上海市长，傅筱庵非常满意，但还是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是将“大道市政府”改称为“特别市政府”，市政府所在地不能设在浦东，要设在原上海市政府的旧址。因为上海除租界仍在英、美、法等国控制之下，剩下的地盘只有浦东、南市、闸北等处，如果只管辖浦东，他的权力岂不可怜，所以他力争把市政府地点移往市区。
二是“上海特别市政府”所属的十个局的局长人选全部由他支配，日方不要插手。
三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已退出上海，上海租界以外地区的治安工作，由他的警察来负责，不要日军干预。
傅筱庵当上伪市长后，每天从虹口私宅坐一辆汽车出发，前后有四辆汽车护送，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这是总商会会长所不能享受的。而市政府所在地，四周都布满了军队，严加防范。
同时，为迎送日方要人，傅筱庵特地组织一支伪警察乐队，那些穿着制服，操着西洋乐器的吹鼓手，比起“大道市政府”那些只会作揖的小汉奸来说，无疑是气派了许多。
傅筱庵和伪政府的那些局长们一样，每天上午去办公室里装模作样地办些“公务”，中午一过，各自溜之大吉。傅筱庵原来每天中午都在九江路东乡饭店进西餐，饭店为他安排了一个固定的座位，那是一把特制的藤椅。他当上伪市长后，仍保持这个习惯，只不过饭店的门外面增加了一批杀气腾腾的警卫。
伪政府成立之初，其“市政府”的办公费用，多是傅筱庵自己掏腰包贴出来的，甚至办公室里的大红地毯，也是从自己家里搬去的。傅筱庵贴钱当“市长”，成为上海街头巷尾的笑谈。傅筱庵自己也说：“我每月薪水公费收入为两千元，只够用来敷衍日本的海、陆军官和浪人，有时还得贴本，这是一笔蚀本生意，非始料所及。”
但实际上，傅筱庵当了伪市长后，大发其财，当时就有人评论道：“现在傅筱庵的市政开支，全靠沪西的红、黄、蓝、白、黑。所谓红是红丸，黄是色情，蓝是赌场，白是白粉，黑是鸦片。这五种收入，每月直线上升，为数极为可观。”
对于傅筱庵这样的铁杆汉奸，重庆方面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但是傅筱庵出入护卫森严，如何下手让军统上海区颇为头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