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人从哪里来呢，鲜卑人，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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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鲜卑人从哪里来呢：鲜卑人，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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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篇全球人文与地理

作者：那日苏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养乐多

中国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民族，基本可以按照地缘分为两个大系。

一是以肃慎、挹娄为祖源，操通古斯语系语言的东北亚民族。随着历史的推进，他们逐渐经历了扶余—靺鞨—高句丽—女真主体民族的演化，到今天发展出了56个民族中的满、锡伯、赫哲、鄂温克和鄂伦春族。

另一系则是雄踞蒙古高原的草原民族。草原的开阔让这一系的成分变得复杂，最早的荤粥（xūn yù）—匈奴族群已在现代社会中没了踪影，西来的突厥语民族、东部的东胡蒙古语民族都先后入主过这一地区，强者成就霸业，弱者销声匿迹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周而复始。

若要说这两系民族在地理上的分割点在哪里，那就非大兴安岭莫属。巍巍大兴安岭横亘在两个少数民族发展的地理板块之间，为他们提供了独自演化文明方向的可能。

大名鼎鼎的鲜卑民族就是从大兴安岭走出，逐渐称霸草原，并赋予了这座广阔山脉以“大鲜卑山”的称号。

山中蛰伏

大兴安岭纵贯于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东段延伸到黑龙江省西部，南北长约1400公里、平均宽度宽约200公里，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沼泽湿地。

这座山脉是我国陆地地势划分的二三级阶梯分界线，从气候上看是季风气候区和大陆性气候区的分界线，因此山脉东西两侧呈现出明显的降水差异。

内蒙古虽然整体上较为干旱

但在东北部的大兴安岭山区降水线却在400mm以上

再向西就是蒙古高原，降水量也迅速下降▼

气候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产方式，今天大兴安岭以东的松嫩平原是我国商品粮生产基地，以西的呼伦贝尔草原则是优质的天然牧场。在古代，更是因为大兴安岭两侧迥然不同的环境，诞生出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即草原游牧文明和东北亚渔猎文明。

虽然同在长城以北

大兴安岭和蒙古高原的环境、经济、文化其实迥异▼

根据文献记载，最早在蒙古草原活动的族群分别是西部的匈奴和东部的东胡。商周时期东胡诸部落占领了草原最丰饶的西辽河流域和额尔古纳河流域，并与燕赵等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最强盛时号称“控弦之士十余万”。以每户五人出一弓骑手计算，东胡盛时的人口至少在50~100万之间。

此时草原世界和农耕世界还没出现真正的统一帝国

甚至两者之间的区别也相当模糊▼

实物史料方面，内蒙古赤峰市出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表明，东胡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进入到青铜时代，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独立发展出了灿烂的文明。

夏家店上层文化大致出现在西周到春秋早期

其遗址中发现的青铜镐也意味着东胡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中原地区相差不大

但东北地区的农业条件受气候影响很大，多有变动

（图片来自@老山货 / 图虫创意）▼

但是蒙古草原一直都是不同民族之间残酷的角斗场，能否获得生存空间才是胜利的标准。

先秦时期，匈奴数次南下，先后兼并了阴山以南的几个少数民族，扩充了人口和经济实力，是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交互的主角。

兼并阴山以南，就是指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

河套又分为前套、后套、西套

是今天宁夏和内蒙古西部的核心地带

匈奴南下河套，隔鄂尔多斯与秦的关中对峙

（底图来自：NASA）▼

匈奴人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牲畜利用上。在出土的匈奴墓葬中，有大量的随葬品是马具、动物搏斗佣等民族特点鲜明的器物，说明匈奴人比东胡人更崇尚武力，也更善于利用马这一古代交通工具。

秦汉时期的匈奴鞍马具

（图片来自@老山货 / 图虫创意）▼

然而由于蒙古草原上没有明显的地理分界线，匈奴和东胡的摩擦不可避免，只等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领取这一历史任务。

公元前234年，匈奴头曼单于的有了第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冒顿单于。

也许是为了锻炼年轻的继承人，亦或是预见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想借他人之手除掉这个野心勃勃的长子，老单于头曼将冒顿送到大月氏为人质，尔后向月氏发起了攻击。而冒顿胆色过人，在月氏盗马逃回了匈奴，博得了他父亲的赏识，成了骑兵统帅。

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

首先需要争夺高原周边相对湿润的草原地带

大致三个方向：阴山与河套、大兴安岭、河西走廊

当时的东胡在大兴安岭，而大月氏则在河西走廊▼

得到兵权后，冒顿制造了鸣镝——一种在射出时会发出响声的箭，作为他权力的象征，也是弓骑手们令行禁止的标记。后来他就用这支箭射杀了他的父亲，成为了匈奴的新单于。

鸣镝为响箭，鸣是响声，镝则是箭头

（图片来自@老山货 / 图虫创意）▼

冒顿单于即位后对东胡发动了征服战争，最终统一了蒙古草原，将版图扩张到了大兴安岭脚下。草原战争极为残酷，战败者会失去一切，原本的文化、图腾、语言也随之消亡。

但是东胡民族保存下了火种。在匈奴人残酷的侵略之下，有部分东胡人被迫向东迁徙，走进了人迹罕至的深山，分别退入了大兴安岭南北部的大鲜卑山和乌桓山之中，多年以后大兴安岭中走出了鲜卑和乌桓两个民族。

在这个历史时段，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都在趋于统一

而这两种统一之间也有相互促进的因素在

农耕世界在秦的扩张下继续向南扩大

游牧世界也有所扩大，无论是向东还是向西▼

1980年，考古学家在大兴安岭深处发现了嘎仙洞遗址，并证实这里就是鲜卑祖源地。嘎仙洞所在的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位于大兴安岭东坡，面向松嫩平原，位置隐秘、空间狭小。

可以推断为了躲避匈奴的追杀，东胡人跋涉漫长的路途，翻越高山密林，绝大多数人口折损在迁徙途中，但幸运地最终找到了一处栖身之所。

嘎仙洞是拓跋鲜卑的祖庙所在之地

洞中的《祝文》石碑也验证了这是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

（图片来自@老山货 / 图虫创意）▼

渔猎场

魏书序言记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据考证，鲜卑在古蒙古语中是森林的意思，大兴安岭的茂密的林海，就是这个民族的最初记忆。

从东胡到鲜卑，是民族认同的变化，是地理的迁移，也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进了森林，但也一直观望着西面的草原世界

（图片来自：老山货 / 图虫创意）▼

大兴安岭地区树林茂密，是嫩江流域和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分水岭。不同于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上时令干枯的河流，大兴安岭平均上千米的海拔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让该地区在夏季拥有充足的降水，河网纵横、地下水资源丰富。

西侧的额尔古纳河和东侧的嫩江、松花江

最后都向东汇入黑龙江

大兴安岭是黑龙江流域最重要的水塔之一了▼

在全国范围来看，东北的冬天气候寒冷，而东北地区最寒冷的地方莫过于大兴安岭林区。冬季将近-50℃的极寒，使得大兴安岭北部有着长达半年的冬天，封冻的湖泊河流避免了水分的流失。

前阵东北的突发暴雪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

而东北地区的冷极在漠河-根河-塔河一带

全国同样冷的可能也就是新疆阿勒泰了

（4月20日东北地区气温，参考：中央气象台）▼

地形和气候塑造了林区的形态，沼泽湿地遍布不适合放牧牛羊，冬季漫长寒冷也不利于种植农作物，早期的鲜卑人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

后来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魏书中记载鲜卑先民在大鲜卑山中“畜牧迁徙”，但是从出土遗存来看，在嘎仙洞一代活动的早期鲜卑人没有进行农业和牧业的生产工具，以及驯养家畜的证据。

生存方式还是以打猎为主

（复原蜡像 图片来自@老山货 / 图虫创意）▼

毫无疑问，鲜卑人在失去富饶的西辽河流域之后，又经历了一次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的降级，从圈养能积累财富的放牧畜群，回归到了原始的渔猎采集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效率极低的热量获取方式，猎人被迫花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去追寻猎物，还要承担失败的风险。

但是大鲜卑山显然不在此列。开发北大荒时期“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谚语在古代必然也成立。大兴安岭地区丰富的驯鹿、犴、野猪、棒鸡等400多种陆生动物以及鲟鳇鱼、大马哈鱼等68种淡水鱼类资源，填饱了鲜卑先民的肚子。

寒冷的冬天也可以大鱼大肉

（查干湖冬捕，图片来自：ic / 图虫创意）▼

到鲜卑人离开大鲜卑山进入草原的时候，鲜卑族已经发展成“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北方大族。

在大鲜卑山的庇护下，鲜卑民族慢慢繁衍生息，等待下一个窗口机遇期的到来。

南迁，继续南迁

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匈奴贵族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混乱。受中原影响，匈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本名舆）想要将匈奴王位继承兄终弟及的传统，改为父子继承制度，引起了相关利益集团的不满，分裂的种子就此埋下。

两种权力继承制度的简单对比

相比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

游牧部落会先在同一代兄弟间相互传递，然后下一代

但实际上要比这更加复杂，甚至很混乱

结果就是权力继承往往造成内战和分裂，极其残酷▼

此时恰逢匈奴辖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人畜死伤大半。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乌桓趁机复仇，让匈奴被迫向北迁徙数千里，漠南大片水草丰美的草原成了无主之地。两年后，匈奴王位继承矛盾无可调和，分裂为南北二部，相互攻伐，自此匈奴走向了衰败。

应该说刘秀的运气开了挂一样

东汉新立，百废待兴如履薄冰之时

西汉时代难以解决的匈奴因自身问题解体了...▼

那个曾经让鲜卑人翻山越岭躲进山洞的匈奴，走向了末路，而隐居山林300余年的鲜卑，却积蓄了不少实力，需要出山寻找更肥沃的栖息地了。

公元一世纪左右，鲜卑人开始逐渐走出大兴安岭林区，来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呼伦湖畔，史称“南迁大泽”。

祖先曾经从这里逃遁山林，如今回来了

（图片来自：menkuang / 图虫创意）▼

最初来到草原的鲜卑人仍保留了很深的森林居民印记，他们使用桦树皮做的工具，用贝壳作交易和装饰品，仍然周期性地返回大兴安岭打猎，以获取肉食来源。

鲜卑族早期使用的桦树盒

桦树耐寒，皮可剥，时至今日，桦树皮做的盛器或工艺品依然是大兴安岭的特色

（复刻品 图片来自@老山货 / 图虫创意）▼

然而随着东汉时期，北匈奴远遁中亚，南匈奴改姓易服迁往中原，鲜卑民族最终还是告别了大兴安岭这个摇篮，趁机成为了蒙古草原的又一个主人。在这个过程中，匈奴在草原上的遗民被大量吸纳进鲜卑，鲜卑人也因为血缘和地域的差别形成了新的分化，“鲜卑父匈奴母”就是拓跋鲜卑的标志。

草原上的大帝国如匈奴、突厥等

其实是众多部落的联合体

而大部分人是“附庸的大多数”

一个游牧帝国垮台并不意味着完整消失

“附庸的大多数”会再次聚集在新的权力中心周围▼

这时鲜卑的地盘空前，但人口主要集聚在三个最富裕的地区，即额尔古纳河流域、辽河流域和黄河河套地区。他们虽是同一个民族，但是中间隔着茫茫草原，联系过于松散，逐渐分化为漠北鲜卑、东部鲜卑和河西鲜卑三部分。

所以到三国时期

曹魏所面对的北方游牧政权主要是鲜卑各部了

拓跋、宇文、慕容是其中最著名的三支

宇文鲜卑可能是匈奴血统最多的，鲜卑化的匈奴人▼

公元235年，为了防止鲜卑部族与蜀汉勾结，曹魏政权派刺客刺杀了鲜卑首领柯比能，鲜卑开始部落离散，相互攻伐。

漠北部分秃发鲜卑从拓跋部分裂出来，辽西部分分裂为慕容部、宇文部和段部，河西鲜卑则大规模迁入汉地，与当地各民族杂糅，形成了新的民族——党项羌。

发源于漠北的拓跋鲜卑部从额尔古纳河流域逐渐南迁，政权中心从大泽（内蒙古呼伦贝尔）到盛乐（内蒙古呼和浩特）再到定都平城（山西大同）建立北魏政权，最后迁都洛阳成为了南北朝第一个统一北方的政权。

从北方迁都洛阳的北魏政权

既面临着自身如何转变的问题（洛阳与北方的矛盾）

也面临着中原王朝的问题（应对北方新的游牧政权）▼

北魏时期的鲜卑人几乎已经不记得祖先在大兴安岭深处的生活方式了，仅有一个遥远“石室祖庙”的传说在民间口耳相传。直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乌洛侯国来中原朝拜，向皇帝禀报发现了鲜卑先帝旧墟，也就是嘎仙洞，这个传说才得以证实，唤起鲜卑人对于祖先的记忆。

但这并没有让他们中断逐渐汉化的历史进程。北魏在迁都洛阳后“断诸北语”，兴汉俗说汉话，成为了今天汉族人的一部分，鲜卑民族的特点也消失在历史大潮当中。

在鲜卑族南迁大泽的800年后，又有一个操蒙古语的民族——室韦从大兴安岭走出，进入到蒙古草原，这群人后来又分化出诸多部落性质的早期民族，有塔塔儿、蔑儿乞、札剌亦儿以及蒙古，继续演绎着高原上骑马民族的传奇。

参考文献：

呼伦贝尔地区早期拓跋鲜卑文化概述 胡雪艳，梁云

东胡民族考 白鸟库吉

我国大兴安岭北部鱼类资源现状 杨富亿

浅谈拓跋鲜卑迁徙中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 颜炳鑫

2、鲜卑人从哪里来呢，鲜卑人的前世今生

南北朝总结（四）胡汉混一

有个困扰了很多历史爱好者和人类学家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民族，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且不说上古时期的那些犬戎、东夷，就说秦汉以后，有很多民族至今已难觅踪迹。比如匈奴，又比如契丹、党项，还比如北朝的统治民族——鲜卑。

鲜卑这个民族，说起来真的是和汉人渊源不浅。在东汉末年，匈奴势力已经势微的时候，鲜卑人在辽东方向开始崛起了。汉末魏初，鲜卑部族还涌现出一位杰出的部落领袖——轲比能。

对于曹魏而言，轲比能绝对是个比蜀汉和孙吴更难对付的对手。曹操在世的时候，就曾派曹彰收拾过他；随着曹操、曹丕的相继去世，轲比能又在草原上重整旗鼓，甚至与蜀汉结盟准备夹击曹魏（与《三国演义》中“安居平五路”的剧情恰好相反）。

诸葛亮去世后次年，曹魏终于出手，派去刺客深入到鲜卑内部刺杀了轲比能。逼得中华正朔王朝做出此等行径，轲比能堪称一代人杰。

此后鲜卑诸部落重新陷入了混战，并在西晋时期形成了三股势力——段部鲜卑、宇文鲜卑和慕容鲜卑。其中段部鲜卑和刘琨相爱相杀，其首领段匹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以晋朝大臣自居；宇文鲜卑在和慕容鲜卑的战争中落败，使得慕容家族成为了四世纪中后期东北及华北地区的主人。

然而最后脱颖而出的，却并不是这三者，反倒是在此前一直相对默默无闻的拓跋鲜卑。在前秦覆灭后的各民族复国运动之中，拓跋珪带着代国旧部一路栉风沐雨，披荆斩棘，最终建立了北魏帝国。

而在经历了近两百年的风风雨雨以后，在隋唐盛世到来时，我们却发现，“鲜卑”这个族裔，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这个曾经影响了华夏数百年的民族，就这么神秘的人间蒸发了。

当然，平白无故抹去一个民族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这样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而鲜卑的消失，和其他民族的消失又不同——因为它是融入到中华大家庭里去了。

请看下面这份名单——尉迟敬德、封常清、元稹、折赛花、呼延赞、万俟卨、元好问。这些唐宋时期赫赫有名的文人武将，在他们的民族一栏统统填着“汉”。可单单从他们的姓氏来看，你就知道并不简单。

元氏是拓跋家族的改姓，这一点无可厚非，元稹和元好问也承认自己是鲜卑后裔；尉迟、呼延和万俟也是鲜卑大姓，自不必言。比较难理解的，是封常清和佘赛花。

封姓虽然中华古已有之，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鲜卑汉化过程中贲氏改姓而来，封常清就很有可能来自于这一支；而佘赛花的历史原型——折赛花，就更加确信无疑是鲜卑折兰氏的后裔了。

在这里，历史就变得非常有趣了——且不说为唐朝开疆拓土的尉迟恭和封常清，就说折赛花和呼延赞：折家在北宋年间一直担任着西北边陲的防御任务，可谓满门忠烈；呼延赞更是北宋开国名将，甚至在身上纹了“赤心杀贼”四个字，堪称北宋版的“精忠报国”。他们和他们子孙的故事，更为后人所演绎传唱，成为爱国典范。

遥想当年，桓温在攻克洛阳时，曾经咬牙切齿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而如今，那些被视作乱华之人的夷狄之后，却成为了为了汉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细细想来，岂不有趣？

其实，消失的又何止是一个鲜卑族？参与五胡乱华的民族其实并不止五胡，其他诸如高车、丁零、仇池等民族，更是早早地跟随着历史的长河中，奔腾向民族大融合的大海之中。

同样的，汉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深刻地影响。不说那些高屋建瓴的文化、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只说衣食住行——从胡床到板凳，从汤饼到面条，从被视作胡乐到成为中华传统的琵琶，哪一项不是“胡人”带过来的？

胡汉混一，兼容并蓄，这是北朝乃至隋唐能够屹立不倒的基础；苟且偷安，拒绝融合，这是南朝衰败的内部规律。这一点，无论古今中外，都概莫能免。朱子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诚乃金玉良言。

当然，融合不可能是一片安静祥和的。当孝文帝为了推进改革，不惜废杀自己的太子的时候，就意味着这场大融合不可能不沾上鲜血。而在六镇起义以后，在中国的北方，又掀起了一阵以尔朱荣为首的“反汉复胡”的热潮。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开倒车”运动，最终又为何会失败呢？咱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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