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1596年，袁宏道双手颤抖地接过罢官令，脸上竟闪过一丝喜色。袁宏道被罢官，并不是朝廷对他的工作不满意，也不是治下百姓不欢迎他，而是他苦苦打了7次辞官报告，想遍了辞职理由才得到的批准。
袁宏道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从小就喜欢读书，擅长诗文。他在十六岁的时候组建了一个文社，自任社长，主要进行诗词古文的创作。
二十一岁时，去京城参加会试的袁宏道名落孙山，感觉有点失落，于是去找李贽学习，在诗文创作上受到了很多启发。
翌年，袁宏道再次参加会试并中得进士，不过朝廷没有立即给他安排岗位，这一等就是三年。
1595年，朝廷派袁宏道去吴县担任县令。
袁宏道是一个能力很强又勤勉务实的人，能做到“一县大治”，深得百姓拥戴。吏部考核官员业绩时，对他称赞道：“二百年来无此令矣”。
可是，袁宏道自己却苦不堪言，他不喜欢仕途上的阿谀奉承、迎来送往，觉得仕途束缚了自己那颗不羁的灵魂。
1595年的中秋节，袁宏道约了两位好友江近之和方子公，一起去虎丘观看中秋晚会。
这次袁宏道是微服私访，想要融入到百姓之中，好好地享受这难得的时光。他们三人早早出发，到达了袁宏道提前选中的观看地点，虎丘山下的大石头。
正在几人等待月华初上晚会开始的时候，袁宏道的伪装被旁边的老农识破。老农一见县太爷过来了，赶紧打声招呼，然后就远远地避开了。
没想到这老农的嗓门比较亮，他这一声招呼，附近的百姓都听到了。只闻叩见县太爷的声音此起彼伏，然后袁宏道三人所在的大石头四周，顿时空了一片，人们都四散避开了。
这时，正准备表演节目的艺人也听说县太爷来了，担心和官老爷打交道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于是赶紧收拾好演出道具，逃跑了。
望着眼前的情境，袁宏道很尴尬，多好的中秋晚会就这么没了。他和朋友叹气道：“哥俩看见没有，老百姓看见我都躲得远远地，这不是我多有气场，多么气派，而是平时有些官老爷横行霸道，衙役们嚣张跋扈，老百姓被伤到了。”
袁宏道思索了一下，拍了拍坐着的石头说道：“以后不想做官了，这样我就能安心在这里听曲了。”袁宏道笑着指了指天上的皎月，“对了，以月亮为证。”
袁宏道果然说到做到，没过多久他就去找上峰辞官了，不过辞职报告接连被打回七次，后来他是以庶祖母詹姑病危为借口，才辞官成功的。
庶祖母就是祖父的小妾，在大家族里面的地位是非常低的，袁宏道以此为借口，可见他已经黔驴技穷了。不过这回上峰反而批准他辞官，可能也是觉得他去意已决，留不住了。
辞官后的袁宏道仍然居住在吴县，次年中秋，他又去了虎丘，还特意拍了拍之前坐着的那块石头，抬头望着月亮开心地说：“虎丘的月亮，你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吗？”
袁宏道离开朝廷后游遍江南，留下了很多游记诗篇。不过他潇洒不羁的日子并没有享受多久，两年后，受哥哥袁宗道的邀请，去顺天府担任教习，次年迁任国子监助教，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虽然仕途很顺畅，可袁宏道对仕途的环境还是看不惯，于是在京城还没待够一年，他便又辞职了。
这一回，袁宏道回到了故乡，每天潜心修学。
两年后，袁宏道再度受人邀请入朝为官，成为吏部主事，不久又转任考核官员业绩的考公员外郎，去陕西主持乡试。
乡试结束后，袁宏道再度请假回家，没成想，他突然得了重病，不久便遽然去世，享年四十三岁。
袁宏道的一生其实是比较纠结的，他即讨厌当官，又多次入朝为官。他喜欢游历，撰写了许多游记，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却并没有被人们识得和认可。他对中国文学史做出了巨大贡献，摆脱了唐宋桎梏，使诗文创作焕发生机。
#历史##中秋挑战赛#
好多年前，台湾流传着的几个幽默小品，说的是蒋纬国心中的怨言和苦闷。
一个小品说的是蒋纬国一次对父亲讲：“在中华民国的军事将领中，有两位是一直没有升迁的。其一是你（蒋介石是五星特级上将为国民党军界最高军衔)，其二是我（蒋纬国自1961年当中将后一直没动)。”以此表达自己对应该晋升而未晋升的不满。
另一个小品说的是在一次社会场合，一位属龙的年轻女歌星在唱完一曲《龙的传人》后，端起酒杯向同为属龙的蒋纬国祝寿，祝词是“龙的传人向龙的传人敬酒”。
蒋纬国“幽默而感伤”地回答：“龙的传人算什么，这年头龙是连猪（蒋介石属相）狗（蒋经国属相）都不如了。”以发泄对自己不受重用的不满。
第三个小品说的是蒋纬国在演说时，常用的开场白是：“我的国语虽然讲得不标准，却是我们蒋家成员中讲得最标准的一个，”此话虽然说的是口音问题，可音外有音，话中有话。是以“话”喻“才”，隐喻自己“才”过父兄，可只能充当蒋府里的“二等公民”矣。
蒋介石的早期计划是大儿子接班，小儿子掌握军队撑腰，一文一武，武为文用。可他为何改变计划，放弃了让蒋纬国执掌军队的打算？
“湖口兵变”后，蒋介石则根据自已办黄埔的经验和蒋经国从政接班的经验，希望蒋纬国自己寻找机会表现自己，提高自己。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办教育，通过执教办校，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种威信来得容易，也来得迅速。于是，蒋纬国彻底从军事指挥系统转到军事教育、军事研究系统。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蒋纬国在50年代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任职时，结识了国民党的所谓“战略泰斗”宋伯泉，开始萌生出对军事战略研究和军事教育的兴趣，但那时毕竟只是业余爱好而已。孰料若干年后，竟会以此为职业消度时日。他从“陆军指参大学”到“三军大学”一干就是18年，直到晚年才应其兄蒋经国之召，重返部队，“以军监国”。
18年的军事教育和军事研究生涯，蒋纬国对蒋家王朝的最大贡献，就是继蒋介石的“黄埔系”、蒋经国“凤山系统”之后，在国民党军队中又培育出效忠于蒋家的“军学系”。
18年间，师从蒋纬国的将校军官愈万名，蒋纬国的门生遍布国民党陆、海、空三军，且不少为军中重臣。这也成为日后蒋纬国出山时重掌兵权的最大的政治资本。
但是，蒋纬国对于自己“无过”而被踢出军事一线位置，始终“颇有微词”。
蒋介石过世后，按照蒋介石生前的预定安排，由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和台湾“总统”，蒋纬国备受冷落的命运并没有所改变。
蒋经国上台后，下达的第一道军政人事升迁命令为：“联勤总司令”郑为元转任“警备总司令”；“空军副总司令”司徒福晋升“空军总司令”……唯有蒋纬国依旧是“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不见有任何升迁之希望。
后来，许多国民党元老看不过去，向宋美龄进言，并向蒋经国暗示蒋纬国的出处，应有合理的安排。不料，却遭蒋经国婉拒，理由是没有适当位置安插。
直到“三军大学”校长余伯泉上将主动向蒋经国提出退役辞呈，并力荐蒋纬国接替他的校长遗缺；又经宋美龄说情，蒋纬国才得以出任“三军大学”校长，并晋升为上将。
关于蒋纬国“升迁”的这上曲折过程，台湾尚有一则流传的故事。
1975年8月，宋美龄准备赴美定居。这一天，蒋纬国比启程早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与往日不同的是，这天他穿着一身军服，不佩着勋章勋标。以前家里团聚，所有的人都是便服前往，现在宋美龄看到蒋纬国全副武装出现，一进门又给自己敬了个军礼，心中敏感地意识到其中有问题，就问：“你穿军装的确很有精神，但平常来这时都不穿，啥事情今天给我送行又穿军装又行军礼？”
蒋纬国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因为再过不久，我就没有资格穿军装了。”
宋美龄更加奇怪，就问：“为什么？”
“今天已到了我中将限龄退役的年龄，我已在报请退役了。妈回来时，我已退了役，自然，不能再穿军装给妈妈看了。”蒋纬国不无凄凉地说。
“何敬之（应钦）为什么可以继续穿？”
“那是一级上将，终身制。”
宋美龄终于明白了。说着说着，蒋经国一家也到了，蒋纬国一见他，也站起来行了一个军礼。蒋经国有点莫名其妙：“在家里干什么来这一套？”
宋美龄却指着蒋纬国问：“纬国做军人还行吗？”
“他本来就是军人，干得很出色”，蒋经国不知底细，所以只能这么回答。
“既然他于军人很出色，为什么所说他在办报请退役手续，要脱掉军装？”
“纬国中将年龄到了，也听说他报请及龄退役，不过我已经交待给办升级上将的事体。”
蒋纬国当了14年中将，临到退役时才借助宋美龄的力量升任上将。其中曲曲折折，使台湾人大不解，因为按蒋家的一贯做法，应早就升任上将，这甚至让很多人怀疑蒋纬国是不是蒋介石之子。实际上，这与中国传统太子继位一样，对兄弟进行打压，才能保障自己“皇权”稳固罢了。
处长提拔为副厅长，厅长来处里宣布由副处长的他，来主持全面工作。他认为机会来了，这次处长的位置非他莫属。
优势一，任职时间长，他任副处长12年，始终没挪过地方，辅佐过4任处长，都提拔为副厅级干部，其中有3人就在本厅当权。
优势二，和上级主管部门关系好，他经常进京汇报工作，不仅和对口司局熟悉，和其他部门也处的不错，有事打个电话就好使。
优势三，年龄正合适。26岁就提拔为副处，经过多年历练，完全能独挡一方面工作，在单位中层干部中是佼佼者。
一年后，厅长不仅没给他提拔为处长，还拿下他副处长职务，转任二级调研员，原因就是他找主管部门的司局长做掮客，逼迫厅长提拔他。厅长不提拔他的理由就是民主评议票数少，不够半数。
县官不如现管，做事用上级领导压下边领导，往往事与愿违。
武汉自清末直到上世纪80年代压广州一头，张之洞真不愧武汉之父！张之洞钳制李鸿章，奏请修建卢汉铁路，烫手山芋没有人接，解铃还须系铃人，只好把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转任湖广总督，来修筑卢汉铁路，武汉是一个可以干大事情的地方，是英雄的城市，1889年转任湖广总督，1907年秋离鄂赴京任军机大臣。18年督鄂之路，张之洞成就了武汉，武汉也成就了张南皮。张之洞成为武汉之父，听我娓娓道来。
1888年10月，李鸿章主持的天津到塘沽全线通车后，又开始奏议朝廷修建天津至通州铁路。清府起初同意，但由于通州京师东大门的地理位置特殊、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的政治派系斗争和利益冲突等因素，表面上风平浪静，私下可是明争暗斗，大批官员接连上奏，反对修路。
同年12月，紫禁城贞度门失火，反对者又借机舆论。此时的清廷，在慈禧之下，掌握权力的醇亲王决定召开扩大会议，要13位地方督抚上奏折。实际上这也属于一种方法方式，可以找理由同意还是拒绝，借口说话。地方督抚持明确支持或反对的都不多，老奸巨猾的这些老油条都是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大部分人持调和态度。1889年4月，唯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另辟蹊径，其《请缓造津通改建腹省干路折》。成为与众不同的折，从国际国内全局出发，强调要修铁路就要修对国家最有利的，宜从京城之卢沟桥，经豫，达鄂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他以一路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辐辏，贸易必胜…经纬纵横，各省旁通等8条利国利民的理由，奏准修卢汉铁路。1895年清政府决议修建卢汉铁路。
而当时的湖广总督是喜塔腊·裕禄，字寿山，湖北巡抚崇纶之子，满洲正白旗人。按道理来说，顺理成章地承担卢汉铁路的工作。但是这些纨绔子弟，哪里愿意搞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裕禄本人对铁路事业并不热心，听闻卢汉铁路的修建计划后，甚至上奏明确反对修路。他这个样子，你还指望他能修铁路吗？解铃还须系铃人，1889年8月，裕禄调离武昌，改任盛京将军，张之洞转任湖广总督，督办卢汉铁路事宜。成就了张之洞，更成就了武汉。1889年12月17日,一艘名叫“粤秀”的轮船,停靠在武昌司门口,一位身形矮小的清廷封疆大吏,踏上了武汉的土地，开始了18年的督鄂之路。
早在任两广总督时，张之洞就认为，国家强盛必须军事强大，军事强大需要建设军工业，钢铁则是近代一切工业的基础，而纺织业能够带来利润反哺重工业。为此，张之洞多次和清廷驻外公使沟通，请求代为购买机器设备，并准备在广州建立钢铁厂、枪炮厂以及织布局。机器设备已经购置妥当，正在运输途中的节骨眼，关键时刻，张之洞这时候已经转任湖广总督，两厂一局花落何方？
钢铁厂移鄂较顺利，张之洞在广东时，初步计划建钢铁厂于广州珠江南岸凤凰岗。得到调任湖广总督的圣旨后，张之洞并未放弃在广东设厂的计划。在给清廷的上奏中，张之洞依然提议在广州建钢铁厂。然而事情都是计划没有变化快。早在光绪初年，李鸿章手下盛宣怀勘探湖北，发现大冶的铁矿矿质优良。知晓此事的醇亲王本着继续扶持张之洞，既然安排肯定要送一程，这也是人之常情，要不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倾向于钢铁厂建在湖北，由张之洞管理。李鸿章揣摩出了醇亲王的意图，对大型钢厂并不十分看好的他顺水推舟，也建议钢铁厂建在湖北。接替张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恰好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他自然也不要求强留钢铁厂在广东。张之洞见各方均表态希望钢铁厂改建在湖北，便应允下来。叱咤风云的亚洲第一钢铁厂在汉阳横空出世，是不是蛮有戏剧性。
枪炮厂落户武汉就复杂的多了。先是李瀚章上奏，表示天津风气开化、交通便利，枪炮厂应当选址天津（兄弟两个小九九打的啪啪响）。随后李鸿章上奏表示，天津拥有铁路，与唐山的煤矿毗邻，枪炮厂易址天津为佳。考虑到李鸿章派系已经控制了很多重要洋务事业，清廷在枪炮厂选址一事上，既不支持天津，也不考虑广东，而是决定枪炮厂随张之洞建在湖北。（还是钳制起了作用，于1892年动工，1894年建成。1911年10月10日晚上，武昌新军所开的第一枪，抗日战争中，汉阳造步枪是中国军队的主力枪械。 “汉阳造”从辛亥革命到抗美援朝一直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是中国战争史的一个传奇的神话。）
纺织局这边，李瀚章对纺织产业更加不感兴趣，他将已经运至广东的机器拱手让与湖北。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原为广州订购的纺机亦移往湖北。
经过明里暗里的政治博弈，张之洞将枪炮厂、纺织局和钢铁厂的设备和规划带到了湖北。枪炮厂建在汉阳（后来大名鼎鼎的汉阳兵工厂，汉阳造），纺织业四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纺纱局）设在武昌，钢铁厂亦选址汉阳，即著名的汉阳铁厂（现在许多铁路上还在使用的就是汉阳铁轨）。一时之间，武汉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域。把汉口的“驾乎津门，直追沪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武汉成为民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城，号称大武汉。
609年，隋炀帝杨广在汾阳宫接见了张衡，发现他竟然不是想象中憔悴失落的样子，非常失望，这个家伙完全没有反省错误啊！
“你现在这么富态呢？还是回你的榆林郡吧”，杨广对张衡说道。
就在去年，隋炀帝准备扩建汾阳宫，遭到张衡的反对：“这几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惫不堪，请陛下留点神，还是要少搞点这类事。”
杨广非常不痛快，当着众多侍臣们的面，说：“张衡自以为他的出谋划策，才使得我有了天下。”
从杨广被封晋王开始，张衡就一直跟随着他转任并州、扬州等地，而且杨广能顺利当上太子，张衡是做出来重大贡献的。当初拉拢杨素参与废黜太子杨勇，就是张衡出的主意。而且隋文帝杨坚去世后，张衡跟杨素一起使得杨广顺利登基。甚至有传言，是张衡杀死了杨坚。
作为定策功臣，张衡深得杨广信任看重，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在607年，杨广巡视榆林来到太原，对张衡说：“我想到你家里去，你为我作东道主吧。”
为了到张衡老家做客，杨广修了90里的直路。杨广在张衡家吃吃喝喝，住了三天，还说总算满足了当年的夙愿，并且给了张衡非常多的赏赐。
张衡跟杨广的私人关系真是够铁的。但是杨广眼里向来容不得半点沙子，当张衡反对扩建汾阳宫的时候，杨广把一顶居功自傲的帽子就扣下来了，还找了其他一些理由，把他打发到榆林当太守。
在杨广的想象中，张衡跟着他20多年，对自己也是死心塌地，被贬官了应该痛心疾首、深刻反省才对。而现在他竟然长胖了，杨广心里很恼怒，还是把他赶到远远的吧。
生气归生气，这么多年的交情，杨广还是放不下张衡的，没多久就把他调到扬州去监修江都宫。没想到的是，扬州却成了张衡在官场上的最后一站。
当时，在扬州修江都宫，有个人向张衡举报监工，张衡不但没处理还把举报信交给了这个监工，这个人吃了大亏因而怀恨在心，想找机会报复。
等到杨素的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出使到扬州，这个人就到杨玄感这里喊冤，杨玄感理所当然地认为张衡有问题。
而且张衡见到了杨玄感，不汇报工作反而先替薛道衡鸣冤叫屈，说：“薛道衡真是被冤死的。”
这可犯了大忌。薛道衡为髙熲之死愤愤不平，他因此被杨广以谋逆罪处死，张衡能跟杨广叫板吗？况且张衡当御史大夫的时候，杨玄感的叔叔杨约公务期间绕道祭拜杨素之墓而被弹劾削职为民，杨玄感早就不满了。
当杨玄感把张衡这些事汇报给杨广后，再加上江都丞王世充又弹劾他频频克扣劳工的伙食，杨广怒不可遏，先把他关起来，本来是想除掉他的，但于心不忍就罢免他一切官职，把他赶回老家了。
张衡回到老家，杨广还是不放心，安排亲信窥探他有没有什么不轨的言行。612年，张衡的一个小妾向杨广举报他心怀怨恨、诽谤朝政，杨广再也忍不下去了，就勒令他在家里自行了断。
直到这个时候，张衡还没有认清杨广这个人，说：“我为陛下做了那么多事，还想活得更久一点啊！”不想死那怎么行，张衡最终被处死。
张衡死的真冤。心胸狭隘的杨广连忠心耿耿的亲信都放不过，结局自然极其悲惨。
主要史料见《隋书》。
北师大，南湘雅。一南一北，都出事了。
南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原副院长龚志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犯了什么事？该医院给出的理由是他违规接受患者家属宴请并收受了2000元礼金。违反了八项规定就被免职了，这个处理结果是严格执行的典范。但是早些时候，龚副院长疑似接受服务期间导致陪侍女子发生生命危险的传闻已经甚嚣尘上。不知是真是假！
龚志成，男，汉族，1963年生人，药学博士，一级主任药师，博士生导师，擅长用药咨询和医药科普健康教育。 2014年以前，龚志成任湘雅医院院办主任兼药剂科副主任，前后主管药品采购十几年。2014年，被破例直接提拔为湘雅医院党委副书记，2018年转任副院长，主管人事、招标、药品、后勤、保卫、院办等八个关键权力部门。
北面：
7月8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71岁、已经退休5年的刘川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川生，女，汉族，1950年12月出生于四川，1968年8月参加工作；人生履历非常丰富，在高校、国家部委、媒体、外交系统均有任职经历。2005年6月，她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直至2016年11月退休，前后11年时间。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2020/21年8间资助大学的教学人员离职率是5.8%，当中岭南大学的离职率为18%，冠绝八大，比率创该校10年来的新高；升幅则以教大最大，20/21学年有21人离职，按年升逾90%。有学者认为情况或与社会环境有关，政治争拗仍在校园发生，教员难以兼顾行政及教学。
根据教资会数据显示，8间资助大学之中，包括全职及兼职在内，上学年教职员离职率最高的大学是岭大，高达18%，比率较上一年度增加1.2个百分点，亦是唯一离职率达双位数的大学，该校自2014/15学年起连续7年离职率属八大最高。城大的离职率为9.3%，排第2；教大则是7.1%，排第3。
另外，教大教职员的离职率在八大中升幅最大，19/20学年只有约11人离职，但20/21学年则有21人离职，升幅超过90%。其次是港大，20/21学年有31人离职，按年升24%。不过，离职率最高的岭大在该两个年度同样有23人离职，人数不变。
岭大回覆指，每年均有正常人才流动，如退休、约满离任或转任大学其他职位等，大学亦会招聘合适人才替补空缺，不会影响教与学活动。教大指，每年均有教员因不同理由离职，会不时检视人力资源策略，持续招募合适人才填补空缺。城大指该校是本港“积极聘任世界级教员最成功的大学，远远超过大学应有的教学编制”，又指教员增加数量及比率均是八大中最多。
中大指，全职教员离职主因包括退休、转职或私人理由等；上学年教员数目及流动率与过往相若，对一般教学活动无显著影响。浸大指，一直均有教员因退休、转职或其他个人原因而离任。科大称每年均有教员因完成合约、年届退休年龄等因素离职。
理大回覆时指，每年均有教学人员因完成合约、届退休年龄等各项因素离职。2020/21学年离职的教学人员数目与去年相若。理大每年均按大学的发展计划，积极而有策略地从世界各地延揽不同领域的人才，以进一步提升教学及学术研究水平。
近年本地大学均有不少著名学者离职，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去年11月宣布辞职，港大公共衞生前院长福田敬二，不获校方续约后去年12月离职；岭大文化研究系前客座助理教授叶荫聪，去年被校方否决聘请他为兼职教师。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认为，留意到大专界有教员提早退休，甚至选择移民，相信高离职率仍会持续。他解释，除了一般研究及教学压力，个别范畴学科或会因涉及红线问题，令教员如履薄冰，加上政治争拗仍在校园发生，部分教员亦要兼顾行政，政治敏感不足会难以处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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