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毛主席手下的一支神秘部队——8341部队
“8341部队”是中央警卫团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代号。中央警卫团是中央警卫局的组成部分，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中央警卫部队，但是这个部队的由来大家知道吗？
1928年5月，为保证红四军军部和首长的安全，毛泽东主席在井冈山组建了军部特务连。
1942年10月20日，在延安正式组建了中共中央警备团，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
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后，中央警备团扩编为中央警卫师。
1953年5月，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张耀祠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中央警卫师一团(其前身是延安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选调了一千多名干部战士，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警卫团(实际是师的建制)，番号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
1953年6月9日上午，张耀祠同志宣布：中央警卫团成立了。由张耀祠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杨德中为团政治委员。
中央警卫团的建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部按照全军编制序列，分配给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3747部队。1965年以后，总参谋部根据所属部队编制序列，又将中央警卫团的代号3747部队改为8341部队。有段时间，中央警卫团曾改名为中央警卫师，代号仍为8341部队，此时期为保密，对外在少数场合也叫过8355部队。
1971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随着全军的代号都改为五位数字，总参谋部分配给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57001部队。毛主席得知后说：“还是8341好！”于是，经报告总参谋部同意，8341部队代号又继续使用。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警卫团的官兵还高举“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的横幅带枪在天安门前参加了群众游行。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警卫师又恢复为中央警卫团。几十年来，中央警卫团官兵保证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1940年10月，23岁来采访的延安记者小吴发现战士们正准备处决2名连长，他知道这是屡立战功的“老红军”，于是他直闯彭总的窑洞求情。里面出来后，小吴默默地流泪，喃喃说到：“他们没办法饶恕！”
1940年9月，为打破由国内投降派蔓延的悲观情绪，在华北的彭总亲自部署，适时发动了“百团大战”，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恼羞成怒地日军马上集结重兵，对我根据地开展了报复性的“扫荡”作战，实施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
驻扎在山西阳泉的华北日军第1军第4混成旅团的冈琦大队奉命向黎城一带进犯，这伙鬼子武器精良、战术老练，在根据地里如脱缰的野马四处乱转，曾经攻击到离八路军总部咫尺之遥的地方。
总部快速应对，安排附近的部队进行了坚决地阻击，冈琦大队只得调转扫荡方向；误打误撞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向着黄崖洞兵工厂方向进击。
黄崖洞兵工厂是首长们的“宝贝疙瘩”，因为对于缺枪少弹的八路军来说，月产步枪400多支、炮弹2000余发的兵工厂，无疑是极端重要的。
为此，总部在黄崖洞兵工厂外围地形险要的赤峪沟组织部署了严密的警戒防卫，特地选调了2名作战经验丰富、意志品质顽强的老连长守卫两侧的山岭，这两人参加过长征，身经百战、久经沙场。
对于如此重要的保卫任务，2名连长却有不同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从战斗一线来到了荒凉偏僻的腹地，感觉自己被“投闲置散”，出现了麻痹大意、松懈怠战的情绪。两位连长竟然没有在防区的结合部设置警戒哨，从而出现了巨大的“真空”。
气势汹汹的冈琦大队一下蹿到了赤峪沟，老奸巨猾的冈琦通过地下深陷的车辙，判断出前面有八路军的兵工厂、武器作坊等重要目标。
冈琦大队立刻进入一级戒备，悄悄地从“真空地带”穿过了赤峪沟防御阵地；两个连对此毫无察觉，否则凭借当地易守难攻的地势，冈崎大队绝对无法通过。
偷袭的冈琦大队摸到黄崖洞兵工厂附近时，才被警戒部队发现，战士们进行了激烈地抵抗，犯下滔天大错的2个连队也赶来夹击，但为时已晚。
鬼子火力强劲，我军伤亡惨重，兵工厂无奈只得转移。
冈琦大队进入厂内后，进行了肆无忌惮地破坏。虽然大部分机器、设备和工具就地掩埋而未被发现，但是大批已成品的枪支弹药遭到鬼子的炸毁。
得知黄崖洞兵工厂遇袭的消息，彭总万分震怒，下令将2名铸成大错的连长军法从事，同时要求各部队坚决消灭冈崎大队。
这就出现了开头的那幕！
占了大便宜的冈琦意犹未尽，他率部属蹿上了关家垴，决心以自己为“诱饵”，吸引八路军包围自己，然后让华北日军在外围再进行反包围，实现更大的野心企图。
在关家垴附近的八路军129师的部队对冈琦大队进行了全力攻击，但冈琦早有准备，凭借良好的地形，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相关情节在著名的抗战剧《亮剑》中也有演绎。
八路军官兵苦战2昼夜，前后出动了8个团近万人的部队，在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后，依然无法全歼冈琦大队；此时，华北日军重兵增援即将达成合围，我军无奈撤出战斗。
“关家垴战斗”被彭总视为平生四大败仗之一，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而这场惨烈的战斗本可以避免，发生的原因竟然只是因为基层连队的疏忽、松懈。
在战火纷飞、残酷异常的战场上，已经没有前方和后方的差别了。两位经历过长征洗礼、战火考验的“老红军”失去了对局势的敏锐感，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对肩负的重要职责麻痹大意，他们的结局一点也不冤。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第二天，蒋介石专电胡宗南称：“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殊甚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
胡宗南在给南京报去的战报上吹嘘“歼敌五万”云云。这个牛皮实在是太大，陕北解放军也不过3万多人。见胡宗南“战果”如此之大，南京方面告诉胡宗南，将组织一个专门的记者团赴延安参观战绩、采写战地新闻。
这把胡宗南吓了一跳，他百般推辞，但是无济于事，记者团很快就出发了。实际上胡宗南到达延安时，延安已经是一座空城了。毛主席还给胡宗南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947年4月4日，中外记者团55人，代表国内外报馆通讯社39家，由南京政府的沈昌焕带队，坐飞机来到西安稍事休息后，前往延安。
为了应付这次采访，胡宗南提前带着机要秘书熊向晖对王超凡（政工处少将处长）负责的接待准备工作进行重点检查，查问被俘“解放军旅长”。
王超凡用了心思，选一个在战干4团受过训练、会演戏的湖南人扮演。这人一见胡宗南，立正、敬礼、弯腰。胡宗南问其姓名职务，他按王超凡的编造一一回答。
问了几句后，胡宗南很生气，批评王超凡，说他选的这人像绵羊，满口国军腔调，一问就露出马脚，根本不像解放军，更不像解放军的旅长。解放军的旅长态度应该强硬，胡宗南说王超凡不在行，要熊向晖去导演。
熊向晖和王超凡找到那个假“旅长”，告诉他：“胡先生对你的表现不满意。你演过戏，要合乎解放军旅长的身份，态度要强硬，姓名、职务不要自己讲，不要有问必答，要用解放军的语气，把总裁叫做蒋介石”。冒充者说他不敢。王超凡让他听话，现在就按旅长标准开伙食，做得好，升他的官，但若说出是谁布置的，就砍他的头。
记者龚选舞在延安采访的一段报道，印证了这次导演的效果：“屋子里住的是共军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二十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西安"。当记者向他透露瓦窑堡已被国军克复的消息时，仍是摇头喷鼻，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
那么没有来得及导演的地方呢？龚选舞的另外一篇报道就写的很有意思了：“当肤施县政府命令一大群孩子给记者们表演秧歌舞时，"反动派"、"顽固"、"封建"，依然在孩子们的口里震天地响着，"他们可知道他们在唱些什么？"
不得不说，在熊向晖的导演下，这个冒充的旅长猛地一看，还真的像那么回事，不过为什么王超凡总是导不好？而熊向晖一当“导演”，这个假旅长就演的很有迷惑性呢？因为，熊向晖本来就是地下党，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
这个冒充的旅长就是胡宗南吹嘘的最大战果，由于实在缺乏战绩，王超凡别出心裁地造了大量的假坟，立了碑子。
记者们要看俘虏的“上万战俘”，胡宗南提前让王超凡紧急从整27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解放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此外，胡宗南不安排记者们接触延安当地的老百姓，因为留下来的大都是妇孺老弱，且态度敌对，记者只要采访肯定露馅。
中外记者团来到西安时，胡宗南命留守西安的盛文陪同到延安，盛文带来蒋石颁给占领延安有功将领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胡宗南命盛文主持，在延安机场举行阅兵典礼，在边区政府礼堂讲述占领延安作战经过，并答记者问。
1947年5月28日，年已52岁的胡宗南在西安南郊王曲青龙岭招待所结婚，只邀请了盛文等8个人。婚前一天，他才报告蒋介石。
婚前，胡宗南对西安所有的人，包括盛文和熊向晖，都保了密。胡宗南与孔二小姐谈恋爱的事情一直流传很广，但实际上，是宋美龄托人介绍孔祥熙的二姑娘孔令伟给胡宗南。戴笠将了解到的孔令伟的细节告知胡宗南，把胡宗南吓了一跳。所以胡到重庆后，故意穿士兵衣服，跟宋美龄委托的说媒人说，暂时不谈个人婚姻问题，不结婚。所以，胡宗南一直没有结婚，以免违背对宋美龄，实际上也是对蒋介石的承诺。不过占领延安后，让胡宗南自以为大功告成，于是便和热恋多年的女朋友结婚。
胡宗南的新婚夫人叫叶霞翟，是戴笠介绍的。1936年，戴笠就介绍叶霞翟与胡宗南在杭州相识。在《宗南文存》里，胡宗南赠诗叶霞翟，诗中写道：“纵无健翮飞云汉，常有柔情越太华。我亦思君情不胜，为君居处尚无家。”胡宗南自从与叶霞翟结婚后，就常住西安，不再亲自坐镇延安指挥了。
在占领延安后，参谋长盛文几次打电话，请胡宗南返回西安，指挥全局，胡宗南都拒绝了。那么他为何又回到西安呢？熊向晖回忆说：“其实他（胡宗南）是想打一个大胜仗，然后再漂漂亮亮的班师回朝，返回西安。但在蟠龙失利后，胡宗南发现陕北战场情形愈来愈不妙，再不走恐怕真正不好回来了。于是，在对前线部队稍事整训后，就找了一个借口，悄悄地返回西安了”。
前两天看到个短视频。视频展现的是党中央撤出延安后转战陕北继而东渡黄河到达西柏坡。
画面里有骑马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守护领导们的警卫战士。这样的视频我因喜欢，看过不少，但很少评论。喜欢的原因是我的老父亲曾经也是中共中央警卫团的一名普通战士。看到视频就想到父亲，于是心一热便留下一句“转战陕北，这支队伍里有我的老父亲”。
不经意的一句话换来了网友们的不少点赞以及对我父亲的诚挚敬意。当然父亲在世时是绝不让我们谈论这些问题。只有他的特别要好的朋友聚一块才畅聊这些事情。断断续续我听到一些便留意记载下来。我想这可能与党与军队的组织纪律有关。
这里统一简单的回复大家：我是晋西北人，60后，兄妹6人，我排第三。父亲1944年参军那年18岁。当时入伍山西省二分区独立营通讯员；1945年3月经选拔过黄河到延安中央警卫团团部担任通讯员（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转正）；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党中央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按记载共一年零五天。其间行程一千多公里，途经几个县（延安、延川、清涧、子长、绥德、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米脂、葭县、吴堡），驻留过38个村（榆林33个、延安5个）。时间最短的仅几个小时，最长的达4个月。父亲回忆说夜行军有瞌睡犯困的战士就掉进沟里，吃的饭是煮荞麦，最好的是煮黑豆。
1948年3月父亲随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从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经临县寨则山村、三交镇到达兴县蔡家崖，一路东进，经岢岚县城、代县过雁门关到繁峙伯强村，冒雪翻过五台山。四月中旬到达河北省阜平县。
1949年3月，为保卫中共中央毛主席安全入城，父亲从中央警卫团选调入新组建的便衣队，提前进京开展工作。
听父亲说，便衣队的工作涉及街上的各个行业。经过化装，有修鞋匠、卖东西的、人力车夫、店铺学徒等等。为了保密，便衣队队部设在颐和园的一个小院子里。对外称“劳动大学”。在此之前，他们就学习化装、侦察、盯梢、守候、擒拿、射击等一系列专业技术。
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再回北京看看。五十多年后的2007年春天，我和妹妹陪伴父亲到北京，也算是怀旧吧——那里曾是父亲战斗工作过六七个年头的地方啊！
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找了一家相当简陋便宜的旅馆住下，然后就是每天坐着地铁公交到他工作过的地方。首先去的是他住过的地方——颐和园。在颐和园给徐向前元帅、董必武担任过警卫任务；再下来是警卫团团部所在地香山；曾给国民党大员邵力子、张治中担任过警卫任务的北京饭店等。记得到了军事博物馆，我妹妹看到玻璃展柜里一支非常小又轻巧的手枪问：爸爸，见过这种枪没？我父亲，扫了一眼：我用过，平时就装在上衣口袋里。这些我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过。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父亲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干部学校学习。
1955年转业到地方县人民银行，后来调到公社担任治保主任，一呆就是二十多年。除了到县城开会学习，常年累月住在村里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带领社员参加劳动。这期间锄地时遇暴雨头顶上有了皮炎湿疹，到去世一直痒。
1979年，老父亲退休，按政策1983年又改办离休。离休后一直务农，种菜。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也是清廉清贫刚正的一生。没有显赫的职位，大半生都在和农村农民打交道。但是人正直无私善良。所有住过的地方几乎一致好评。正如我母亲和我们经常说的一件事：那是50年代在人民银行工作期间，我母亲给我的姥娘（外祖母）写下一封信，没有邮票，正好给我爸洗衣服时从口袋里找到一张邮票，说就把这张贴上，然后你再买一张给补上。我爸听到马上一脸愤怒：那是公家的，不能动！
……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从北京回来隔了二年我们又陪伴着老父亲回了一次延安。记得老父亲坐火车都兴奋的不瞌睡，一路端坐看着窗外。
从清凉山上面的新华社，到脚底下的解放日报取报纸处；王家坪、杨家岭、枣园、枣园斜对面当年警卫团所在地侯家沟。
2014年老父亲去世了。也许是红色的基因传承吧（我的爷爷就是农村老党员老干部），我喜欢看红色的革命故事，喜欢阅读关于毛主席的文章与诗词。
写的有点乱，大家有兴趣就看看。
写于2022年6月22日下午
寻访革命旧址，感悟峥嵘岁月
按照陕西省、延安市检察院关于开展“寻访革命旧址、保护革命文物、传承革命精神”专项活动安排，洛川县人民检察院联系县文化和旅游局，走进位于洛川县凤栖街道办事处后子头村的八路军随营学校旧址，寻访革命旧址，感悟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三师一校”。八路军总部所辖的三个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已是尽人皆知了，然而，它所属的一所学校——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却鲜为人知。这所学校除担负保卫八路军总部安全，积极投入抗战任务外，主要任务是为八路军培养、输送干部。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是中央军委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组建的。中央军委决定,校、处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从驻甘肃庆阳的教导师(原是红大第三科,西安事变后进驻庆阳,改为教导师)选调。中央军委任命韦国清为校长,陈明为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后由张正光接替)。在调配领导班子的同时,又抽调了一批教员。1937年12月底，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奉命进驻山西洪洞县白石村。1938年2月22日，奉命离开白石，西迁洛川。八路军随营学校进驻洛川后,对内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归抗大领导,但为统战需要,对外仍称八路军随营学校。
走进王西堡家中，王西堡老人已经82岁，他家三孔窑洞是八路军随营学校旧址现存的一处院落，大家认真聆听王西堡老人的讲解，观看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详细了解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战斗、学习和生活情况。洛川县是当时边区的南大门，是国共双方的边缘地带、战略要地，中央将有战斗力的随营学校部署于洛川城北（即现旧址），又将炮兵团调至洛川城南，使洛川城内外的国民党驻军不敢轻举妄动，实际上，当时随营学校担负着教学训练和保卫边区南大门的双重任务。
听着王西堡老人的讲述，遥想那抗日烽火中的流动学校，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陆续奔向延安，其中一部分就来到了随营学校进行学习，大家深刻领悟到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抛头颅、洒热血的政治情怀。通过寻访让大家更觉当今生活来之不易，也更坚定了大家的理想信念，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应当持续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切实担负起国家赋予的职责和使命！
来源：洛川县人民检察院
1941年冬天，古城西安一片肃杀，位于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门外的路口，一个看起来十分平凡的年轻女子假装不经意地路过，一双眼睛却滴溜溜乱转，观察着进出办事处的人群。
暮色西沉，女子没有等到想见的人，只得失望而归。从街角暗处疾步走出几个人，悄悄跟在她身后——这些是暗中保护她的随从。
女子住在碑林附近一座独门小院，环境清幽。女子和随从们正要开门，耳边忽听到枪响，从三个不同方向射来子弹，女子来不及发声便倒在地上，一命呜呼。
这女子名叫佟建云，本是一个留学苏联的进步青年，在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抗战爆发后，她决心回国赴延安投身抗日，结果半路上被特务识破身份，逮个正着。
中统大特务孟真坐镇西安，他一开始见佟建云不过是普通工作人员，无甚价值，未加重视。直到手下奉上搜出的佟建云日记，孟真瞄了几眼，喜得直拍大腿，叫道：这女人是个宝贝！
原来，佟建云在苏联时和张浩有过情感纠葛，只是没有修成正果。张浩现任八路军129师政委，若是让佟建云潜伏在张浩身边，伺机拉拢劝降，或者干脆暗杀，岂不是奇功一件？
孟真特意从重庆调来审问高手王杰夫，两人一唱一和，又是威胁又是利诱，佟建云终于软化了，同意“弃暗投明”。
佟建云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出没，自然是希望遇到张浩或其他熟人，得以名正言顺地回到延安。
只是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她在找人，别人也在找她。原来她叛变的消息已经外泄，好在孟真为她找的小院十分隐秘，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她的踪迹还没被发现。
寻觅他的人叫高清，曾是红军西路军的一名团长，后辗转前往苏联，被选调为情报人员，接受严格的谍报训练后，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成员回国。按纪律他和八路军办事处不能有任何联系，但他在西安却意外得了一场重病，举目无亲，只得向办事处求救。
之后，高清弄到的情报总会偷偷抄一份给办事处。
话说重庆有个开饭店的贵妇人赵英，她是原湖北军阀肖耀南的遗孀，在国民党上层人脉服务，但其实她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高清的地下情报员。
佟建云的具体位置，便是大特务唐纵无意中透露给赵英（唐父与肖耀南为结拜兄弟，故唐纵向赵英执子侄礼），赵英将情报传递给高清后，高清立即安排人马预先埋伏，在佟建云回家时突起发难，一击得手。
#费话历史#
1942年，200名特训的日军“挺进队”潜入根据地，直奔八路军总部。他们乔装成普通战士，成功骗过沿途民兵；快到总部时，被老乡识破并遭到重创；逃脱的鬼子上报了总部方位，大量日军飞机赶了过来……
在总部的精心筹划下，八路军在华北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游击战，使日军疲于奔命、日渐不支。老奸巨猾的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改变被动的局面，决定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
那就是：由他直接指挥，经过特别遴选、严酷训练的“挺进队”。这支秘密部队里的日军士兵模仿八路军官兵的穿着、语言和行为，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为的就是以后可以打入根据地，执行特别任务。
眼见正面较量不行，冈村决定使用“擒贼擒王”的战术，派出“挺进队”深入到根据地腹地，执行暗杀八路军总部首长的任务。
日军“挺进队”身穿八路军的军服，自备干粮、专走小路，尽量不引起别人注意。只有在哨口、关卡处与民兵接触，由于日军经过特别训练，又有伪造的路条，骗过了各处的哨兵。
不久，他们深入到了总部附近的村庄，因为此地人烟稠密，不能再鬼鬼祟祟地赶路。也为了打听清楚八路军总部的确切方位，日军学着八路军的样子，帮助老乡挑水烧火、打扫庭院和下田锄地。
一切仿佛没有破绽，但日军的伪装还是没能瞒过村民老王。他家是“堡垒户”，两个儿子都在八路军总部参军服役，熟悉部队的情况，他一眼看到了日军脚上穿着的皮鞋，马上明白这是鬼子假冒的。
于是，老王殷勤地留“八路同志”吃饭，同时暗自让孙子去通知附近的八路军特务连。就这样，还蒙在鼓里的日军“挺进队”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大部分鬼子遭到歼灭。但日军指挥官带着电台逃脱了。
之后，在根据地外围负责接应的日军大部队通过电台得知八路军总部的方位，马上开始重兵围剿，冈村宁次还派出了大量日军飞机前来增援。
为了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八路军总部马上开始转移。由于机关人员庞杂、物资文件繁多，加之附近山路崎岖，转移的速度比较缓慢。被日军的飞机发现后，敌人开始疯狂地投弹、扫射。
为减小目标，彭德怀和左权等首长带着大家分路突围。在左权这边，有几名机要员落在后面，他本可先走，但他坚持亲自前去接应；在高处指挥大家躲避敌机时，一颗日军的炸弹在他身旁爆炸，左权高大的身躯倒了下去……
听到亲密的战友壮烈殉国的消息，一向刚强的彭德怀落泪了！随即，他指示组成暗杀队，一定要歼灭日军的“挺进队”，为参谋长报仇。不久，暗杀队就在祁县全歼了那股鬼子。
左权参谋长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延安，毛主席等首长也陷入了悲痛中，与他并肩战斗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左权，湖南醴陵人，牺牲时年仅37岁；他出生贫寒，立志投笔从戎，参加了黄埔军校一期；之后，前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参与了长征、红军东征和抗日战争中的历次重要战斗。
1936年1月的一晚，毛主席把陈昌奉叫来自己的身边，亲切地对他说：「小陈啊，你今年21岁啦，跟在我身边也五六年了，你该去红军学校学习学习文化，承担更重的任务了。」
陈昌奉听完这话，瞬间红了眼眶。他感慨万千。当主席的警卫员有六年了，跟主席朝夕相处。以前总是主席教自己文化，教他识字，这是主席第一次正式地提出让他去上学。
陈昌奉是一个没有进过学堂的放牛娃，主席要送他去上学，他怎么会不开心呢？可是自己跟随主席那么久，突然要离开主席，他万般不情愿，舍不得离去。
毛主席是个重感情的人，看到陈昌奉抹了眼泪，鼻子头也忍不住一酸。但还是极力控制，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耐心地宽慰他：「小陈啊，学了知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工作，也不辜负我的一片好意啊。」
是啊，陈昌奉知道主席为他好，看得起自己，才让他去学习，他不能负了主席的一片心意才是。
陈昌奉用衣角擦了擦眼泪，又回头向主席敬了个礼，他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学好知识好好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眼睛充满怜爱，冲陈昌奉笑了笑。末了，摆摆手让他回去了。
陈昌奉回到住处后，久久没有入眠。他的脑子像个黑白电影机，不断回放自己与主席一起走过的那些艰苦岁月。
陈昌奉出生于江西一户贫困家庭，在此前，他的家因欠地主土豪的债被抄了，陈昌奉在绝望中，又听闻红军的诸多英勇作为后，毅然加入了红军。
陈昌奉在朱德身边只呆了三个月。同年3月底，陈昌奉调到毛主席身边当警卫员，朱德认为主席更需要一个贴心的警卫员，便把陈昌奉介绍给了主席。
陈昌奉到主席身边后，很快地熟悉了主席的生活习惯。尽职尽责地照顾好主席的起居饮食，做好保卫等工作。
毛主席很喜欢人小鬼大的陈昌奉，他知道陈昌奉没上过学，闲暇时就教他学文化，教他科学知识，也给他讲革命道理。陈昌奉回忆时，特别自豪地说「‘陈昌奉’这三个字，也是主席手把手教我写会的。」
那时的陈昌奉虽然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谁真心实意对他好，他是能感知到的。也由此，他把对主席的热爱，化成行动力，加倍投入到工作中来。
陈昌奉任职主席警卫六年间，与主席形影不离。主席到哪，他到哪。
在一起久了，陈昌奉越发爱戴毛主席。生活上，他知道主席平易近人，经常跟群众在一起聊儿天，没有架子。工作上，主席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指挥部队连战连捷。
这样的主席，怎么能让陈昌奉不敬佩，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陈昌奉。
陈昌奉得知主席的想法后，内心五味杂陈。
一方面他没上过学，能进学校学习他当然开心。可一方面想到要离开主席，他便很难受。他找到主席说，要么还是不去了吧，反正主席也可以教自己文化知识。
毛主席知道他不舍，便慢慢宽慰他，告诉他去学校系统学习的好处，并且来日方长，他们一定有再见面的机会。
陈昌奉这才依依不舍地走上学习岗位。去到陕北红军学校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昌奉在学校学习了4个月，因为工作需要，他被调到陕北保卫队任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值得一提的是，这支保卫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警察部队。
陈昌奉领导这支部队，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从瓦窑堡转战到延安，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做出重大贡献。
1946年5月17日，大批干部被选调到前线，陈昌奉也奉命到山东工作。陈昌奉调到山东后，工作极其认真。想主席时，就把主席送给自己的那张照片看看。
看着照片，如同见到主席，经常勉励自己。
后来他又凭着傲人的成绩和过硬的本领，一路高升。6年时间，他从厦门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升到山东省军区潍坊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党委副书记。
陈昌奉的成长，离不开毛主席的栽培。在毛主席的影响下，陈昌奉半个世纪多的革命征程中，始终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头条#
白水田的故亊(10)
随三五九旅南下长征的故事
赵祝萱 赵湘子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每当人们唱起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359旅。事实上359旅不仅是开荒的模范，还是一支敢于孤军万里深入敌后，富有革命英雄主义传奇色彩的英雄部队。1944年，359旅肩负党中央毛主席特殊使命，从延安南下广东开辟华南敌后根据地，在形势突变后，又历经各种艰难险阻万里碾转回到延安。这次行动，被毛泽东称为我党的“第二次长征”。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代表，原黄冈行署副专员白水田，就是参加过这次长征的359旅老战士。
（一）出发前毛主席接见
1944年，为加快我国抗日战争胜利进程，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抽调部分主力向华南地区发展。南下部队由担任延安卫戍任务、正在南泥湾屯垦的第359旅组成，共约5000人（其中359旅主力3800人，中央组织部选调干部和被护送南方干部900余人），简称为“南下支队”，正式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下辖4个大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
1944年10月25日，在延安北门外的中央党校大礼堂里，毛泽东专门接见了包括白水田在内的南下支队连以上干部，并做了近一个上午的讲话。毛主席讲了抗日战争和国际形势，讲了到南方去的任务和开辟新根据地的各项政策，但给白水田印象最深的是讲了一个“无名困难”。毛主席在历数了这次南下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后，将那没有估计到的困难幽默地称为“无名困难”！他笑着对大家说，将来你们碰到时，你可以信心十足地对它说，你就是主席说的那个无名困难吧，老朋友了，我早就知道你要来了！欢迎！欢迎！毛主席深刻风趣的谈吐，引得全场大笑，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最后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困难面前要学习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灵活性，松树坚定、不畏严冬，不怕风霜雨雪、四季常青；柳树灵活，不择环境地理，插到哪就在哪成活！
1944年11月1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王震的陪同下，在延安飞机场检阅了一身新装的南下支队全体人员。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讲了话，王震代表全体南征将士向党中央表了决心。（本文发表于2005年政协湖北省公开刊物《世纪行》）#党史# #历史# #黄冈头条# #湖北优质创作者联盟# @荆楚网 @长江网 @法治大别山 @党史博览 @黄冈交警 @黄冈教育人 @楚天交通广播 @黄冈0713 @黄冈珠儿 @平安黄冈 @黄冈同城 @汽车之家 @黄冈学霸 @马蜂窝旅游 @驴妈妈旅游
“英语是一种世界语言 ，要学一点 ，会有好处的。”这句话是毛主席于1955年对身边人说的。而且，毛主席自己也想学英语！
毛泽东接触英语的时间是比较早的，1910年秋天，他离开韶关进入湘乡县城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和音乐。
在“五四运动”前后，很多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当时都出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却没有去，原因之一就是英语不过关。后来，他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期间，曾经自学英语。
为此，他借了一本英文版的《劳工运动》小册子，说自己的英语“实在不行”，请杨开慧帮他翻译。
1920年6月，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心，总是稍有所得......我英语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
那时候，毛泽东已经27岁，英语还处于初级的认字词阶段。
不过，学习英语最重要的是“语感环境”。由于没有系统地学过英语，也没有发音正确的老师教他，毛泽东的英语一直学得很吃力，成效不大。
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 ，转往苏家坡养病。
当时，和毛泽东窗对窗而住的曾志回忆说：“主席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本初中英文，有时就坐在窗前大声地念英文，他读音不准，又夹带着很重的湖南腔 ，念起来十分可笑。”
曾志以前在学校曾经跟着国外的英语老师学过一点英语，知道如何正确发音。所以，毛泽东在那边越是认真地读，他在那边就笑得越厉害。可是，毛泽东一点都不介意，依旧旁若无人地读他的“湖南英语”。
很显然，这种学习方法不是很有效。
到了延安后，因为陆续有外国记者来访，毛泽东就有了接触纯正英语的机会。
据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忆说：“在会话方面，他和我一样糟糕。为了去掉英语中的湖南方言，他向我的秘书学普通话，向我学英语。”
就这样，在不耻下问、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毛泽东的英语水平渐渐提高了！
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他亲笔签名的著作 《西行漫记 》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 。
斯诺一头雾水，摸起笔在后面打了一个问号，看着毛泽东在一旁忍着笑，他又看了一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英语“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
斯诺被毛主席的这一幽默“创举”逗得忍不住哈哈大笑，又在便条上划上两个感叹号！
毛主席“学英语”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1946年8月于延安会见美国女记者斯特朗，谈笑风生间，他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美国反动派是纸老虎......可是，翻译把“纸老虎”译成了“scarecrow”，也就是英语中“稻草人”的意思。
毛泽东认为很不妥，便给改成了“paper-tiger”。他解释说，纸老虎是纸糊的，用来吓唬小孩的，一受潮就发软，一场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此后，“纸老虎”就成了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并在全世界流行开来。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英语的学习热情一直没有减退。而且，随着形势的需要，他越发努力地学习英语。
1954年10月，林克被选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国际问题秘书的同时，还教他学英语，时间长达10年。
1964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章含之也给毛泽东上过英语课，长达半年。
随着英语水平的逐步提升，毛泽东还亲自给警卫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并亲自担任老师，和他们一起学习英语。
为什么毛主席这么热衷学英语呢？
一是了解国际形势的需要。在求学阶段，毛泽东就有了学习一门外语便于直接了解世界革命的打算，只是苦于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
二是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曾经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毛主席的那句“纸老虎”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至今仍被海内外人士广泛使用。
三是研究的需要。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众所周知，毛主席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的理解，他的诗词更是独步诗坛。所以，他常常把英语和汉语的语法和修辞做比较，并提出问题来探讨。
朋友们，看到这里，你觉得今天学习英语是不是还有必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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