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招了，他全招了。”1948年，特务头子徐远举兴高采烈的拿着一份地下党组织名单走出审讯室，当他再仔细看名单上的人，却冷汗直流。
被审讯的人名叫盛超群，自小家境殷实，文采斐然，却从1938年起屡屡进监狱，如今已是第三次入狱。
1938年年底，盛超群在桑坪老家组织了一场演出，大量群众前去观看。
演着演着，大家都发现了些许端倪，戏中那个坏蛋官员利用抓抓丁收税机会故意敲诈勒索乡亲们的手法，分明和当地的官员一样嘛！
乡亲们相视一笑，纷纷拍手叫好。
与其同时，县长陈言鋍如坐针毡，之后他故意罗织罪名抓盛远群入狱，进入监狱后，盛超群据理力争，又得进步人士邹韬奋声援，不久就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盛超群没有被吓到，继续办报纸深刻揭露的龌龊事，许多官员恨之入骨，却拿他没半点办法。
1943年，盛超群主编的报纸《正义通讯》被查封，盛超群再次入狱。因为《正义通讯》长期为百姓发声，当他们知道盛超群被抓后，都上街为他打抱不平。
迫于无奈的当局只好释放了盛超群。
被百姓们营救出狱，盛超群心中感动，发誓此后还要用手中的笔继续为受苦受难的百姓战斗。
一些人在盛超群的笔锋下，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他们也时刻在寻求机会，想置盛超群于死地。
1947年，这些人终于等来了机会。
由于盛超群在义愤下指名道姓大骂万县的三个官员，违反了相关法律，这些人忙趁机停掉盛超群的报纸，并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盛超群无奈，只好去其他地方参与地下活动，一直盯住他的特务发现了蛛丝马迹，1948年时，将他骗到万县，再次抓了起来。
多年来，盛超群揭露过无数丑恶现象，官员们对号入座，恨不能吃了他。
将盛超群抓入监狱后，他们开始罗织各种罪名，还找来特务头子徐远举对盛超群严刑拷打。
徐远举心狠手辣，辣椒水、老虎凳使了个遍，见盛超群依旧不屈服，就继续加重手段。
到了第三天，盛远群被打得气息奄奄，第四天，他更是用老虎凳夹断了盛远群的大腿。
年轻的盛远群惨叫连连，不久后他同意招供。徐远举喜出望外，还当盛远群终于认输，忙哪来纸笔供他使用。
盛远群不负他望，很快写下来12个名单。
拿到名单的那一刻徐远举不由得冷汗涟涟：这12个人都是什么人物啊！
督察长、北乡联防办事处主任、县参议员、执行委员、编辑主任、财政科长科员……
盛超群说，自己就是云阳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而那些人就是他手下的干将，平时的不和也是装出来迷惑他人的。
不久后，他们就要策划一起行动，对云阳个别地区个别人进行打击。
徐远举半信半疑，又找了些问题问盛远群。盛远群却将他与那些人怎么接头，在哪接头，说了些什么，彼此间什么关系说得天衣无缝，不管他怎么变换方法，也找不出错处。
兴奋的他，以为挖出了大雷，兴致勃勃地去抓人。
各地也很震惊，惊叹被渗透到如此地步！那些人一一归案后，徐远举也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
可不管怎么打，他们都不肯招认，挨打到怕了，其中有些人也想认罪，可招认之事却驴头不对马嘴。
这时，当局一些官员反应过来，想起这些人当中有人破坏过我党的地下组织，且杀害过进步人士，应该不可能会是盛远群的手下。
徐远举这才知道受骗了。
他对着盛远群大打出手，盛远群却笑道：“我本不认识什么地下组织的人，你却逼着我认，我为了活命，只能随便说一些出来。”
但不管如何，该得罪的人已经得罪了，徐远举如踩了马蜂窝，搞得焦头烂额，只好求爷爷告奶奶地找人帮他说和。
后来，徐远举和他的上级对着那12个人赔礼道歉，又请客吃饭，才算平了此事。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在即，可盛远群的劫难却没有结束。因为特务对他怀恨在心，盛远群被视作要犯，在狱中不断被拷打，后来更是将他秘密带入乐山。
1949年11月14日，盛远群被特务残忍杀害，遗体被扔进镪水中，去世时，刚刚30岁。去世前，他甚至没有见过新中国的国旗国徽。
【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物资与能源储备处原处长王亚南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物资与能源储备处原处长、一级调研员王亚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四川省纪委监委驻省发改委纪检监察组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四川省监委指定管辖，乐山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
王亚南简历
王亚南，男，汉族，1963年1月生，山东曹县人，大学本科学历。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9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3年8月至1998年8月，先后在四川省粮油储运公司、四川省粮油收储公司工作；
1998年8月至2010年6月，在四川省粮食局工作，历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仓储管理处副处长、处长；
2010年6月至2018年1月，任四川省粮食局产业发展处处长；
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任四川省粮食局产业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2019年3月至2022年1月，任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物资与能源储备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2022年1月至今，任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一级调研员。
来源：乐山市监委
民国时期的大学乱象——在中国，大学能独立吗？中国的大学没钱了想着政府，政府给钱了又想不让政府干涉校务，这可能吗？
作为思想战线的重要阵地，政府能放心不管吗？民国时期的大学，政府就管得死死的。蒋介石做过黄埔军校校长，这许多人都知道。
要说蒋介石做过中央大学的校长，可能知道的人不多。当然，他当中央大学校长，可不是为了学问。
蒋介石通过做黄埔军校校长，他控制了军队。蒋介石还想通过做大学校长来抓住知识分子。抗战后期的中央大学处于高教界的前列，学生多，老师也多，有几十个系。
但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有气节的，他们并不买蒋大总统的账。校长好不容易来学校视察，学生却穿着草鞋与校长诉苦，教师看到校长来了，招呼都不打。
准备好开座谈会的会议厅布置得整整齐齐的，有各式点心，甚至还有牛奶咖啡，可就是没有半个老师到场。
怪不得校长会气得直哆嗦，大骂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知识分子不好惹啊，拿粉笔的竟不怕拿枪杆子的！
蒋大总统的手下更是拼命地发国难财，“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大官们也在拼命地做囤积的生意，乐山是出蜡的地方，尽管是在抗战，但是发国难财的军政大员并没有忘记发财的机会”。
这些人哪有心思来管理学校。政府层面的行政权利管不好学校，学校层面的行政管理也是一塌糊涂。在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和教务长周鲠生各树山头，拉帮结派，连学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湘军、淮军的对立，使武汉大学长期在原地踏步不前。”“内部的斗争已经把这所大学的发展前途搞垮了。一座新兴的大学由于内部斗争终于变得生气索然。”
管理层腐败成风，普通教师住在简陋的蜗居棚里，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呢？
却住前山的十八栋，“好在这些小洋房花钱不多，设计不难，在校舍落成以前，早在前山建筑好了，到1931年的夏天，权贵们带同他们的妻室儿女，箱笼瓶罐，乘着学校的汽车陆续搬进”。
中文系的一位年轻老师不识相，冒昧地搬进了一间宿舍。没想到生物系教授兼总务主任张老师也看中了这宿舍。他的外甥，任事务科的左科员带着木工来了，“乒乒乓乓一阵，把全部窗子卸去”。
“把铺盖书籍搞得个稀巴烂。”这位可怜的年轻老师走都走不赢，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这哪是高校，简直是土匪窝！许多人说今天的高校衙门化了，但比起老祖宗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呐！
民国时期大学的教授们待遇可高了。“武汉大学的教授，男的月薪一千元，女的月薪八百元。”乐山本是穷乡僻壤，自从武汉大学来了之后，当地的餐饮服务业也跟着兴旺起来。
上海银行来了，中央也在这开了银行。武汉大学的老师被当地人称为“中央人”，这批中央人的工资虽然打了六折，但是生活还是远远高过一般百姓。
“他们到菜馆里要最豪华的酒席。”乐于做学问的人，有了钱自然可以安心坐下来。朱东润就说自己：“我有的是工资，可以尽量买书。”
但随着通货飞速膨胀，大学教师的生活完全变样了，甚至连银行练习生的待遇比大学教授的待遇都强多了。
到1946年后，大学的教授为生活所迫，“都已经不像教授了”。物价飞涨，朱东润有一次为了买十瓶链霉素救女儿，背了整整一大皮包万元面额的纸币去药店才买上。
民国的大学教授有不少是勤于学问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游国恩、李雁晴，经济系的周子翰，外语系的陈登恪等老师都是学业勤勉之人。
朱东润自己也是，为了上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程，每周要写五六千字的讲义，查对资料还在其次。
为了学术工作，千辛万苦来到四川，与亲人分别动辄十年八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此而生，为此而死”。
但也有一些人就纯粹是混饭吃。“在学术界，正和在其他各界一样，有埋头苦干的实行家，同样也有招摇撞骗的流浪汉。”
武汉大学的罗教授就是其中之一，靠在五四运动中获得的政治资本，他在南京混了一阵，不久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校长，一年以后又来武汉大学，无论上课还是做学问都是一个大草包，不到一年，他又到中央大学去做校长了。
中央大学的师生给他编了一首五言绝句：“一声猪狗熊，两眼势利钱。三绝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搞政治的人做大学校长，教授们多少是有些不服气的，在大学还是要学术说了算。
有些教授有水平但不会讲课，沈从文第一天上课，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只在黑板上写上“请待我十分钟”。
学生知道他的名气，就耐心等他了。十分钟过去了，沈从文还没有心定，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大作家开讲了，但始终对着黑板。
看来，大学教授不是每一个人都当得了的。肚子里有货也要会倒呀！据说北京大学有个老传统，地位愈高的学者到堂愈迟，有的人甚至迟到二十分钟还不止。这个“光荣传统”到今天怕是无法保存下来了。
民国时期有些教授颇有怪癖，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一个教授，每星期到校两次，并且要求把课都安排在下午，因为上午他要在家抽鸦片！奇怪的是，教师的这种要求学校也会同意。乱世出怪呐！
作者：吴中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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