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一次，朱元璋的谨身殿被雷劈中，他郁闷地问朝臣：“如此异象，究竟为何？”刘崧坦率地说：“陛下当修德行，做仁义事，洁身自好。”
朱元璋是个疑心极重的人，而明朝又是给官员工资最少的一个朝代，所以，面对许多真正清廉的官员，他又会质疑对方逢场作戏，别有所图。
比如有个叫罗复仁的，穷的只能在郊外住茅草屋，家里最值钱的物件是把长条凳。朱元璋过寿辰，百官想尽办法送豪礼，罗复仁穷的只能写一首小诗相赠。
朱元璋怀疑罗复仁是作秀，非要微服私访实地打探。当他亲眼看到罗复仁家一穷二白后，忍不住红了眼眶，最终赏赐给他一座宅邸。
不过，罗复仁可不是洪武时期最穷的官员，有个人比他还不如，这个人就是刘崧。
刘崧并非是从朱元璋起义时就追随左右的，他是在洪武三年时入朝为官的。然而，早在1356年，刘崧就在元朝科举考试中中了举。只可惜，时逢乱世，他还来不及展示才华，就被裹挟进了乱世的浪潮中。
直到朱元璋平定天下，稳坐龙椅，刘崧这才再次参加了官员考试，顺利地成为了明朝的官员。
刘崧是个才子，相传，他7岁时就能作诗，所以，他的身份主要还是一位文学家。文人身上特有的傲骨，刘崧都有，所以他的仕途注定不会顺利。
刘崧刚刚任职，朱元璋就给了他一个烫手的山芋，让他去镇江征粮。这件事远没有听起来容易，而镇江又有当朝许多勋贵和功臣的田产，所以，刘崧圆满完成任务的几率非常小。
刘崧在去镇江实地考察后发现，当地田产大多是朝廷重臣的家属，租赁给穷苦的佃户。而佃户本身还扛着沉重的税赋，几乎是辛苦劳作一年，反倒为地主们做了嫁衣。可怜这些老百姓，最后又被饿死了不少。
对于镇江的情况，朝中很多大臣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触这个霉头。没想到刘崧这个愣头青，本着必须让朱元璋得知真实情况的心理，一封又一封的奏疏上报。最终，朱元璋竟然真的同意了刘崧建议减轻镇江税赋的请求。
刘崧这个人不仅敢于谏言，而且不畏权贵，结果就得罪了朱元璋宠信的宰相胡惟庸。
在处理完镇江一事后，朱元璋又安排他去北平。当时，刘崧就带了一个仆童随行，等到了北平安顿下拉之后，又让仆童返回了家中。结果，他再次大胆谏言，因为谈论“驿马之政”而触及了胡惟庸的利益，惨遭排挤。
即便如此，刘崧依然不改本性。后来，胡惟庸案爆发，刘崧再次重返朝廷，还被朱元璋提拔为吏部尚书。
刘崧喜欢作诗，他虽然生活于困境之中，却总能看到一眼繁花，所以写出了“可能相别还相忆，莫遣杨花笑白头”这样的诗句。
刘崧活得坦荡，为人更是坦率。有一次，谨身殿遭到了雷劈，这座大殿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就是提醒皇帝要时时刻刻自省其身。
古人非常重视这种天降的异相，于是，朱元璋便问群臣，这事到底是福还是祸，结果，刘崧特别直率地说：“陛下应该修德行，做仁义之事。”
这话的分量可不轻，还好朱元璋没追究刘崧。
因为有才学，且人品极佳，朱元璋又让刘崧做了皇子们的老师，而且特许刘崧入宫不必通报，随时可以检验皇子们的学习情况，随时都可以面圣。刘崧性格认真，做事严谨，后来也是病倒在了“讲台”上。
刘崧晚年时，身体状况不佳，病发时，他还在给学生们讲课，而他说的最后一段话就是：“皇上信任微臣，派我来国子监授课，如今我却要死了，真是辜负了圣意。”
刘崧的过世令朱元璋非常痛心，甚至亲自撰文悼念这位兼具人品和才学的下属。然而，最让朱元璋深有感触的，还是刘崧的清廉。
刘崧一直盖着的被子，如果不是遇到了鼠患，他恐怕还会继续盖下去。而这双被子已经陪伴了他13年，为了让它继续发挥作用，刘崧又将这床旧被子给儿子做成了衣服。
这可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样清廉的官员何其让人尊重！相比于胡惟庸的权倾朝野，刘崧不畏权势的忠勇，反而更加让人敬佩。
回想起刘崧的一生，朱元璋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以刘崧的事迹教导百官：“刘崧兄弟三人，只有茅屋一间，田产50亩，你们说他是为了什么呢？”
朱元璋见百官默然，内心百感交集，他恨贪腐，尊重清廉，而刘崧正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官员形象。
刘崧有诗云：“谁家玉笛春风起，千树万桃尽作花。”
他的文字是不求富贵的淡然，也是甘愿平凡的宣言。#历史真知棒# #明朝果然很有料#
第四篇:开发整套设备，不如专攻某一领域。
上文提到，作者从事设备开发工作快6年了；江浙沪周边的配套企业都留下考察的脚印，也在各大展会上偷师不少，从生存环境上看来，把某一零部件做精，成本降下来，将会生活很舒服。
作者在2021年12月底有幸陪同公司高层，出差镇江考察台湾某知名刀库品牌。去了他们工厂，门口铺面而来一种欧洲老牌公司的感觉，一种工业严谨的气氛油然而生。车间里机器和设备整齐的摆放，工人在有序的工作。成批的产品，等待打包发货，货车排了很长的队伍。
这种专精的零件供应商，他们不用辛苦地去开发一个又一个终端客户，只需要服务好设备整机厂，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批量订单。
在返回的途中，我和领导同事谈到当下的大环境，设备制造业永远不会消失，要想把事情做好，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把工作做精做强，才会源源不断有客户找到你。
2008年7月的一天，南京一位渔民朝秦淮河里扔了一块大磁铁，想吸点破铜烂铁上来，卖点钱花。没想到往上拽的时候，却怎么也拉不上来，底下仿佛被什么庞然大物扯住了一样。
这渔民顿时来了精神，心里盘算着没准是要发大财了，可无论他怎么使劲，那绳子就跟焊死在河底一样，纹丝不动。
渔民赶紧叫来了一个熟悉水性的朋友，拜托他潜入河底去探个究竟。这朋友倒也是讲义气，几次三番地扎进冰冷的河底，折腾了好半天才摆摆手，求了饶。
“不行不行，这东西太大太重了，你那块小磁铁，根本就吸不上来。”
越是吸不上来，就越是让渔民振奋不已！既然老天让他遇到了这块大宝贝，岂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于是，两个人接二连三地叫来了几个朋友，大家伙一通忙活，才借着水的浮力把这块宝贝拖上了岸边。
几个人盯着这块庞然大物面面相觑，这东西看起来不像兵器，更不像什么机械零件，看起来足足得有一千来斤。
甭管它是什么，谁捡着了就是谁的！渔民找来一辆小卡车，忙不迭地把它运回了自己家里。村里人听说他捡了个宝贝，三五成群地赶过来凑热闹。
有人说渔民这下可算发了大财，这个重量的铁，肯定能卖上个万八千的。一旁的村长迟迟不发话，他打量着这块宝贝，眉头紧锁。
渔民是个没主意的人，陡然间碰到天上掉馅饼的事，心里也有些没底。渔民凑到村长跟前，痴痴地问:“村长，你说我把这东西卖了，不会有人来找后账吧？”
村长吧嗒吧嗒嘴，慢悠悠地开了口:“这是个什么东西，咱们心里都没数，万一他要是个啥历史文物，那你可就摊大事了！”
就这一句话，浇灭了众人的兴奋劲，也彻底把渔民置在了火架子上！宝贝突然成了烫手的山芋。
夜深了，村里人一一散去，渔民开始辗转反侧！把它卖废铁，万一真是个文物，恐怕将来人家秋后算账，那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把他交给国家吧，那国家会不会误会自己呀，把文物抬到自己家里，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日子就在渔民的纠结中，慢慢过去。十年后的一天，南京文物部门的领导下村考察，也不知哪个嘴里没有把门的，竟然和盘托出了这件宝贝，工作人员赶紧上门查验。
专家们一看，当场断定这件文物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虽然一时半会还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但渔民铁定是留不住它了，无论如何也要上交国家。
经过测量，这件宝贝长约1.47米，重1000斤。因为长期泡在水里，已经通身呈现青黑色，四角圆润、中间两条凸起，外形看起来就像一把巨大无比的“剪刀”！
文物馆的工作人员，整天跟文物打交道，可这“大剪刀”还是第一次见到。中国古代几乎都是木质结构的建筑，这东西不像建筑材料，更不可能是礼器，翻遍所有的古籍，咱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礼器！
要说是兵器，就更不可能了！这么庞大又笨重的东西，丝毫没有一点杀伤力！
查不到出处，分不清用途，这把大剪刀就像天外来客一样，让研究人员陷入了巨大的难题中。大家伙就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干脆就叫它作“飞来剪”。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南京大学的退休教师萧旭，提了一个醒。“中国这么大，既然它是古物，会不会也出现在其他城市呢？”
没想到，萧先生的这个猜想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在湖南洞庭湖畔、岳阳楼记，也有着三只“飞来剪”！两者的外型几乎一模一样，都是金属铸造件。
岳阳楼的三只飞来剪，其中一只长2．70米、宽1．82米、厚0．37米、腰部宽0．89米，比南京的“飞来剪”还要大一圈。
那么，岳阳楼这三只“飞来剪”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原来，这三只“飞来剪”埋藏在洞庭湖里，有很多年头了。雨水旺盛时，湖南市民根本就没有发现，直到1980年的一次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这才让已经搁浅在岸边的“飞来剪”，漏出真容！
据说，当初漂亮国和小日子不错国，都试图将“飞来剪”运回国内，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经过探寻，专家们又在南京发现了两只飞来剪。目前，南京有三只，湖南有三只，都被妥善保管和利用起来了。
说来说去，这飞来剪到底是什么古物，有什么用途呢？ 专家查阅了很多文献，结果说法不一。
宋代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中说：“以御风波。”
张世南在《游宦记闻》，却认为是作“巫术”用的“厌胜”物。
明代张元忭的《巴陵游览记》，则说它是吴人的“镇江”之物。
考察来考察去，竟然没有定论，绝大多数史料的观点，都是“镇水之物”，看来飞来剪跟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是一个用途！
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认为，至少一只飞来剪是太平天国的旧物。理由是，这只飞来剪上刻有“吴天金”字样。
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名为“天京”。而“吴天金”三字中，吴指南京古为吴地、天指天国天京、金指太平天国从广西金田村开始。
这未免有些太过牵强……
有一点可以肯定，飞来剪的确没有实用性，说它用来“镇水”不无道理，既然用来镇水，那么历朝历代都有沿用，就讲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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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为名利所累
民间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镇江，登金山游览，问一老和尚道：“和尚，你看前面大江之中，风帆片片，碧天无际，烟波浩淼。你知道这江上来来往往的有多少风帆？”那老和尚答道：“陛下，依贫僧所见，只有两张帆。”乾隆感到有点奇怪，便问道：“怎么只有两张帆？”那和尚答道：“一张帆为名，一张帆为利。”乾隆点头道：“好一个为名为利。”
这故事的真假无从考察。但讲人的一生为名利而奔忙，听起来似乎有点别扭，实际是有道理的，只不过追求的层次和目的不同罢了。 有的是为大多数人，有的则是为自己。不管为大多数人也好，为自己也罢，以笔者之见，求名牟利，本无可厚非。当今之世，世所认为可贵的是名与利。但重要在于“世所认为”，倘换以“己所认为”做标准，那结果就大相径庭了。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史册中，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他们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惑，然而他们却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关键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名利，为的是中华民族之名，要的是全人类劳苦大众之利。革命烈士方志敏被捕后，几个国民党官兵满以为可以从这位红军“大官”身上肥肥地捞上一把，可搜来搜去，竟连一个铜板都没找到。纵观中国革命史，像以上所举之人还有很多，在他们看来，名利何物，岂足挂齿？正因为他们摆脱了名利的束缚，才使人们将他们的名字牢牢记住，也正因为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些淡泊名利的“傻子”，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人生在世，追求名利本无可厚非。但万事皆有度，不可把名利看得太重。古人云：“沽名钓誉，炫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非分之财不为动，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中华民族历来提倡的做人应有的道德。万万不可被名利二字弄得晕头转向，太苦、太累，以至于陷入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难以自拔。
1982年元旦，工人在江苏省丹徒县一处工地上，挖到了一个半米多高的银质酒缸！揭开盖子吓了一跳：950多件古代银器，堆了满满一大缸子！
位于镇江市的丹徒县境内，有个叫做丁卯桥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元旦前后，一个工人在距离桥身300多米的地方，挖到了东西……
就在距离地表1.3米深的土层里，一个高约55厘米，口径26厘米，腹径42厘米的灰黑色大缸被挖了出来！
工人觉得好奇，赶紧多刨了几下，将这件带有盖子的“大家伙”从土里彻底翻了出来。
这个时候，看稀奇围过来的人们才惊喜地发现，这竟然是一只银质酒瓮！大概是埋在地下年生太久，表面泛着黑灰色，但是确实是银器不假！
随后，几个眼红手快的工人，继续在出土银酒瓮的附近刨挖，希望再能挖出点什么！还别说，果真让他们给挖找着了！
就在那附近，大家又挖出2件大银盒以及多件银盆、银钗等银器，它们就这样没有装入任何容器，直接堆埋在地下……
这下子，整个工地都沸腾了——挖到宝藏了啊！
其实，丁卯桥这一带，已经不是第一次挖到古代银器了……就在两年前，在这处地点相隔不到20米的位置，就有工人在1.7米深的地下挖到过20个银锭！
那个年代，文管部门的文物意识也不强，居然就没有在附近仔细发掘一下！不然，怎么会有两年之后同一位置又被人挖出银质酒瓮的事情？
到了1982年，眼见着两次出现古代银器窖藏，这下子文物部门终于打起精神来了。
这一次挖出的银器窖藏，银器总数达到了960多件，总重量55公斤左右！器形主要有筒、盒、盆、碟、碗、盘、杯、壶、瓶、熏炉、锅、匙、镯、钗等。器物中绝大多数为银质首饰，其中钗类器物多达760件……
其中，绝大多数银器被装在那个大酒瓮中。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件非常精美又极具文化气息的文物，当时就藏在酒瓮之内。
它的名字叫做“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名字有点拗口，我们一一来解释一下。
这件银器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只鎏金银龟，第二部分是银龟背上驮着的鎏金银筒，第三部分是放在银筒之内的50枚鎏金酒令银筹。
这个圆柱形的银筒，簪刻着精美的花纹，上面还有“论语金烛”四个字，远远望去，像龟背上插着一只金色的蜡烛。
分解之后，再来解读文物的名字“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你就好理解一些了！
再说明白一点，这东西就是古代达官贵族们饭桌上喝酒作乐，行酒令的时候的一件游戏道具。
50枚酒令筹的正面刻有行酒令的令辞，令辞上半段采自《论语》语句，下半段是酒令的具体内容，包括“自饮（酌）”、“伴饮”、“劝饮”、“处（罚）”、“放（皆不饮）”、“指定人饮”六种，分别规定了六种饮酒的情况。
丁卯桥出土的九百多件银器，根据器型以及上面的文字信息，被确定为唐代中晚期之物。
而这件精美的酒令游戏道具，在以往的唐代考古中从未出现过，是其中最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因此被确定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那么，既然是窖藏文物，还能找到当年埋藏这些宝贝的主人吗？专家也是煞费苦心，希望不留遗憾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出土地丹徒县的丁卯桥一带，根据考察这里在唐朝时期曾经是官宦和富商的住宅区，不过到了宋代开始没落荒芜。
如此说来，这批数量庞大的银器窖藏，应该属于某家豪门富商所有。
其次，在许多银器上，专家都发现了“力士”二字铭文。这个发现萌生了另一种有趣的推断！
有专家认为，大家不要忘了唐玄宗时期有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叫“力士”！没错，就是著名宦官高力士。
这一批引起全部整齐划一的有“力士”二字铭文，不排除是这里的高官富户专门为巴结高力士而打造的一批银器！
可能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这“礼物”没有送出去，最终家族又遇到紧急情况，只得将贵重之物全部窖藏起来……
在史料中，专家也找到了关于丁卯桥一带在唐代中末期，曾经遭受过一次江淮地区军事暴动洗劫的事件。
关于“逃难”说，其实也有一些细节可以旁证。一开始我们就讲到，在银酒瓮的旁边，还挖出了成堆的银器。
银器的主人当时是有多么的慌张？居然连个容器都没来得及找，直接就地掩埋这些宝贝？可见，一定是情况紧急！
无论如何，这批精美的唐代文物，得以重见天日。特别是这件“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符合古人喜好祥瑞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习俗，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古墓时空机#
今天下午
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
在江西上饶师院举行
该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负责人
热情接待了来自厦门的一帮客人
原来
厦门历城区人大常委会
专门组织了这次
主旨为“缅怀之旅：沿辛弃疾足迹南下”的
采风考察活动
其成员包括
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厦门诗词学会
还有相关专家和媒体记者
他们风尘仆仆
从江苏的镇江、江阴
和湖南长沙
——那些辛弃疾生活或工作过的地方
上饶和铅山
是他们此次行程中最重要的一站
两地因为辛弃疾而结缘
因为辛弃疾而坐在了一起
厦门历城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德顺先生
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
在和上饶师院朋友交流的过程中
他一再表示
欢迎各位上饶的专家朋友到厦门去
也期待大家能在结缘的基础上
能收获一批创造性转化成果
然后谋求进一步推动
着实为稼轩文化推广助力
刚看到连云港第一季度一般预算财政收入，连云港不出所料全省倒数第一，宿迁一路高歌超越镇江进入十一名。
作为连云港人已经不是感觉脸上无光那么简单，是深深地无力感和失落感。三十年工作三十年总是失望，从学习先进地区到学习苏南，又到学习宿迁，不知道那么多考察啊调研啊到底学到了什么？现在居然有种论调：是江苏发展太快了，我们放在全国位置还是不错的！如果再过多年是不是说和非洲比我们还是不错的？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羞耻感，不知道在全省会议上头能不能抬起来？别人鄙视的目光里有没有一点卧薪尝胆的雄心壮志？但我们连云港的领导如同沙漠吸尽了人民的给养却始终不能喷出一泓清泉！
如果不出意外，长期争论的“十三妹”光荣称号可能被连云港带成铁帽子王！宿迁早已不把连云港放在眼里，人家如同跑步一样一直看前边的人，想的是继续超越。连云港，辜负了不管哪个层面人的希望！
镇江同善堂创办于同治八年（1869），由柳昕、柳恂和靳文泰、于学源、严作霖等创立。最初的地址在镇江西门外小闸口临河处。
光绪二十四年（1898)柳氏兄弟在新河街购得地皮一块，开始营建新的堂所，光绪二十六年（1890）正式完工，同善会从旧址移建到新河街龙亭会所左边的新址。
同善堂以“同善”为名，乃“同心济世，善气迎人”之意，有其文化的元素和历史的缘由。作为民间慈善的代表，清代有许多名为“同善堂”的善会，原因之一，是“同善”之名出自儒家典籍，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慈善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柳昕在《同善堂各善举始末记略》中说：“盖取亚圣善与人同之旨，用著其名，此同善堂创建之所由来也”。柳氏兄弟希望通过同善堂的慈善举动，带动社会上形成人人为善的风气。
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从最初惜字的善举开始，发展到开设粥厂、散米散钱、掩埋无主尸体、立义地和建义学，以后又扩展到结社恤嫠、育婴、施药、冬赈、备荒、济贫等多方面，通过不断地扩大慈善的范围，最终成为镇江各种善举的“总汇之所”。
柳氏兄弟在惜字上用力最勤，其方法也最完善。他们不仅将自己看见的散落字纸收集起来处理，还委派专门的人到各地去收集散落字纸集中起来焚化，“字为世宝，人非识字何以为人，且何以立事”，不能将字纸随意飘洒，任意作践。
同善堂的善举包括放生、拾骨、敬老、救火、育婴、办私塾、设厂舍粥、发放米票等，乡绅李恩绶称赞柳氏兄弟办堂有功，“或解囊自给，或在外捐募，约三十余年无倦容，亦极有条理。”
柳昕经营的善化堂、柳恂的烟行的年末结余，不少都投入到同善堂的日常开支中。柳暹他虽不常参与同善堂日常具体事务的管理，但同善堂重大的决策仍是主要参与者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商业经营的获利，大多投入到同善堂的经营中。
正如柳昕之子柳福奎所云：“岁有所余，两叔父咸归善举，故先严能行其志，而不穷于用。”
为了同善堂的长远打算，柳氏兄弟还在金坛的南乡和东乡购置了近五百亩田产，将其出租的收入补贴同善堂的善举之用。
柳昕曾说：“由是三十余年，义举日渐加多。如大港创立育婴堂，郡城增设敬老会，恤火赈以及山东、燕、豫、秦、晋等省义赈，并本邑赈捐等事，虽属众擎，而成靡不由堂集议而始”。
光绪十七年（1891），柳昕代表同善堂同仁向王仁堪提出了在镇江南乡的丰城村设义塾、创保婴、招垦荒、兴栽植的建议。
王仁堪采纳并支持他去办理具体的事务，在丰城村建了学社，创办了保婴局。又购置山田千余亩，雇工耕种，以收租的利润扶持各项善举的开支。
在王仁堪的关心和信任下，柳氏兄弟创办的同善堂为兴修水利工程也做了不少好事。如王仁堪兴办水利的资金，筹集上来后就直接交给柳昕管理，所有的支出项目都由他负责记账安排。
王仁堪曾说：“润城共事醇厚可信，只有二柳见爱愈深”。在镇江三年，他把柳氏兄弟看成是自己的左右手，在开塘挖沟、种树养牛、修筑堤坝等事务上征求他们的意见，一些事务也直接交给他们去办。
王仁堪调任苏州后，仍不忘扶持柳氏兄弟经手的善举之事运作，想办法帮助同善堂把他在任时没有办结束的事继续办好。
为保证同善堂经营的各项善举有效推进，柳昕每个月都要到各个点去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柳福奎曾经说其父“月必巡视，察其勤惰。四乡所设保婴，若高资、若宝堰、若巉冈、若前柏、若大路镇，岁必亲临验视，务尽其实。”地方政府委派的官员到各地考察善举落实情况，完毕回报也都称赞柳氏兄弟办事认真，实心实力。
柳氏兄弟同善堂的善举曾多次得到官府的褒奖。光绪三年（1877），他们经办河南的善举，官府颁给了“志孚任恤”的匾额。
光绪九年（1883），他们经办山东等地的善举，官府颁给了“心存利济”的匾额。光绪十四年（1888），他们办理丹徒的义赈，官府颁给“义重粉榆”的匾额。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们经办沙洲的义赈，官府颁给了“见义勇为”的匾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