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2020年，立讯精密董事长王来春凭借1800亿的身价，位列胡润百富榜第44位。这个成绩让郭台铭老脸快挂不住了，因为她曾经是富士康众多打工妹之一，还是很不起眼的那种。这华丽的转身可不让这个老东家汗颜。
王来春的成长，与其说是与富士康一起成长，倒不如说是与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一起成长。
1979年7月，中央同意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市试办出口特区，给了极大的政策优惠，第二年5月改称为经济特区。
1988年，经过十年发展的深圳，已经从一个小渔村蜕变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
加上中央鼓励台资到大陆发展政策的施行，吸引了无数台湾商人，其中也包括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
郭台铭带着雄厚的资本、领先的技术和独特管理方式在深圳创立了一家电脑插件厂，并开始大量招兵买马。
这一年，王来春跟随二哥王来胜来深圳打工的第六个年头，除了技能的提高，思想上没有任何进步。
当她看到这家来自台湾的工厂正在招人，她敏锐地嗅到这家工厂的成长契机，应该会学习到不愿意的东西，经过遴选，她成为郭台铭电子厂的首批女工。
工厂成立之初，郭台铭也是以身作则，经常和员工吃在一起，甚至亲自上工作台，与工人们一起组装焊接电子设备。
休息之余，郭老板就召集员工“画大饼”，描绘工厂发展前景，描绘每个人的成长之路。
今天焊接电路板，明天升职当老板。
这种“打鸡血”的鼓励对于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可是随着工作的强度和环境一一被浇灭。
首先是工厂是一边建一边使用，很多配套设施都不完善，据王来春回忆，十几个人记载一个大通铺，没有空调，夏天热成狗，下工后还没水洗澡，一周洗不了两次澡，而且还是跑到工厂附近的河边洗。
二是工厂的工作环境，由于新建的厂子太多，城市的用电设施还不完善，经常会遇到停电的状况。但是对富士康有一定了解的人知道，停电不是让你休息的电能停，手不能停，工人们还得在工位上完成徒手能做的工作。
三是工作强度太大，订单量大时，全厂的员工三班倒，觉不够睡，而且，工厂的管理制度特别严格，作息时间定得特别死，员工的工作压力极大，有时郭台铭还和工人一起加班，老板不休息，你好意思休息吗。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许多工人不堪忍受，工作一段时间就被磨平了意志，纷纷选择“躺平”——干多少是多少。
但是，这一切没有让王来春退却，反而更加激励她的斗志。
别人下班她加班，别人休息她加班，别人休假她加班。
就这样，她一步步成为了小组长，课长，拥有更多和郭台铭相处的机会。
王来春的拼命加班，一方面是因为想多赚点钱，更重要的目的是，她要学习郭台铭的管理理念。
别人觉得郭台铭是资本家，压榨员工，常常给他们“画大饼”、“打鸡血”，王来春却觉得郭台铭魅力十足，她也要成为这样的人物，她要实现更大的目标。
这个时机很快来临了。
1998年，亚洲各国爆发金融危机，正在成长的中国市场也受到一定的冲击，许多企业受到波及，还不起贷款，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
而此时，王来春竟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去富士康的高管工作，下海创立公司。
因为许多企业正在低价抛售房产设备，王来春用不多的积蓄就收购了许多优质资产，2001年收购香港立讯电子公司后，她将公司改名“立讯精密”。
她开始朝她的梦想进军。
随着电子市场的增长，富士康的订单越来越多，多到消化不了的地步，如果增加雇员会加大成本，降低利润。
这时，王来春瞄准时机，主动向老东家伸出橄榄枝，愿意消化富士康的订单，给富士康做加工代理。
对于不请自来的王来春，自己曾经信任的部下，交给她还能分利润，又能降低成本，郭台铭自然是求之不得，开心地将剩余订单交给立讯精密。
王来春也没有让郭台铭失望，每一个订单，王来春都亲自监工，做到精益求精，完成的标准甚至高于富士康自身。
靠着富士康这棵“大树”，立讯精密快速扩大，经过几年的超速发展，于2010年成功上市。
很快，王来春意识到靠着富士康拿二手，为什么不去抢一手呢。
王来春开始寻求改变。
除了正常的代工之外，王来春开始注重公司的研发投入，加大技术的开发，还通过并购一些高科技公司，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几年的并购研发，立讯精密终于和苹果搭上线，取得“苹果”整机代工的资格，利润随着水涨船高。
“我没有混过一天日子，工作之外，学习是我的第二职业。”王来春朴素的话语，表达出一个草根创业者的奋斗之路。
成功也许不可复制，但是永远可以学习。
【彰显爱国者治港原则，叶玉如成为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唯一候选人】
香港中文大学段崇智校长续约闹得满城风雨之际，港媒报道，香港科技大学的新校长唯一候选人，极有可能是上月卸任科大副校长的知名神经生物学家叶玉如，她将成为科大创校三十一年来首位女校长。
据悉，科技大学遴选委员会经过近半年遴选，终推荐一名校长候选人予校董会考虑，接替以个人原因提早请辞，今年十月离任的史维。
据了解，校长遴选委员会全球招聘程式已进入最后阶段，并已从校内外两名候选者之中，遴选出唯一候选人予校董会，须经校董会四分三董事通过。
消息指，科大近期将安排唯一校长候选人，会见学生和教职员代表作谘询，同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如无意外将通过任命。
据报道，科大校内资深人士对叶玉如成为候选人不感意外，形容她熟悉校情，历任多个行政职位，学术地位崇高，在香港、内地及国际都拥有极强人脉网络，同时也是全国人大代表。
今年七月将满六十七岁的叶玉如，在港出生和成长，就读嘉诺撒圣玛利书院，1983年于美国哈佛大学取得药理学博士学位，留美发展至93年，决定放弃高薪厚职回流香港，加入科大担任助理教授“开荒”。
在科大历任生物化学系主任、理学院副院长、院长，以及副校长（研发及研究生教育，后为研究及发展），上月底卸任副校长一职后，现为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主任，兼科大晨兴生命科学教授；她亦是科大首间国家级实验室，分子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办主任。
叶玉如凭脑神经系统发育和功能的杰出研究，及在研发神经退化性疾病药物的贡献，在国际享负盛名，曾获有“女性诺贝尔科学奖”之称，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是本港首位获此殊荣的学者；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及香港科学院创院院士。
她先后担任多项公职，2017年当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同年联同23名中科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去信国家主席，成功争取内地科研资金、生物样本“过河”在港使用。
去年她联同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香港大学理学院院长（暂任）任咏华、珠海学院校长李焯芬等学者，成立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并由她担任理事会主席，响应国家推进大湾区建设的号召，为特区政府科创发展政策，提供意见。
从事科学研究之余，叶教授还积极参与推动香港科技发展，现任香港特 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咨询委员会、食物及卫生局咨询委员会、中药研究及发展委员会、香港卓越奖学金计划督导委员会、尤德爵士纪念基金理事会、香港科学博物馆谘 询委员会等成员。曾先后出任多项公职，包括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成员、创新及科技基金评审委员、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局、研究资助局等。
中央提出“爱国者治港”原则，对香港各大学校长和管理层由什么人出任极为重视。
各大学的管理、管治是香港管治工作的重要环节，是香港教育领域管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叶玉如的履历、资历、表现和贡献完全符合“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要求。
与段崇智形成鲜明对比。
为什么这个样板选择深圳？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在南方沿海搞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与厦门，最后只有深圳脱颖而出。
其原因有三点：它是一张白纸上发展起来的城市，没有历史包袱；它是一个移民型城市，充满活力（深圳的发展历史与美国早期历史很有点类似）；它距离香港最近，搭上了香港特殊历史机遇时期高速发展的快车。现在的深圳不但要全面超越香港——将深圳打造成一个生机勃勃繁荣富强的城市，而且还要有自己独特的城市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是，深圳的城市发展模式可以广泛向内地城市复制，这样的目标需要我们有大格局与大视野才能全面理解中央的意图。如何建设深圳
那么，按照试点实施方案的要求，深圳怎样才能成为生机勃勃繁荣富强的城市？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开放，一个是科技创新。以更大力度对外开放才能给城市发展注入活力，科技创新则是深圳需要打造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开放。最近一两年中国总体是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这是大的趋势。对于深圳而言，则是要求以相对全国其它地区更快的速度对外开放，这个对外开放不但包括金融、航运等产业，还包括放宽能源、电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教育等领域市场准入。这些领域都是比较敏感的民生产业，直接涉及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这些领域对外开放不是让外资进来掌握对老百姓基础生活产品的控制权——这方面拉美国家有惨痛的教训（我国部分城市也有类似的试点教训），而是在坚持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基础上，让老百姓有更多元化的选择中国的对外开放早晚会把大门彻底打开不留任何死角，深圳就扮演这个试点的角色，看看会出现哪些问题，未来向全国其它城市复制推广时才能规避。中国只有敞开大门，拥抱全世界，才能真正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主导全球化趋势，最终战胜以美国为首的内卷化逆全球化行为。然后就是科技创新——准确的说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制度设计，中央希望深圳在这个领域的制度创新上能趟出一条路来。当下我们科技研发的制度体系是有短板的，主要表现就是大学、科研机构与市场脱节。我们大学的科研立项大多是拍脑袋，然后就向国家要经费，最后整一大堆所谓的“科技成果”实际根本就没啥作用。所以，这次中央向深圳明确提出一系列很具体的要求。关于项目立项。
“改革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的科技项目遴选、经费分配、成果评价机制。”这是啥意思？意思就是科研项目立项以后就不再是领导说了算，而是“由市场决定”——也就是市场说了算。那么，怎么才能实现科研立项市场说了算？深圳先探索一个方案出来。立项之后经费由谁来出？“支持实行非竞争性、竞争性“双轨制”科研经费投入机制。”经费实行“双轨制”！既然立项是“市场说了算”，所以立项后科研经费市场得出一点，同时政府也要出一部分。但是科研立项完全市场化也不行——因为这会导致一些短期见不到效益的基础科研项目无人愿意投入，所以经费方面有两种机制，一种是完全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另一种就是非竞争机制。怎么更好的激励科研人员出成果？“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在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成果评价、收益分配等方面先行先试。
探索政府资助项目科技成果专利权向发明人或设计人、中小企业转让和利益分配机制，健全国有企业科研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完善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
这是给出很细化的具体要求，总结起来就是对研发人员一句话——只要有成果，收益不用愁。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从法律层面规定智力资本在科研项目收益分配上（相比资金资本）拥有更大的分配权。按：过去我国法律有个规定，技术入股不得超过30%，未来这个30%的门槛肯定会被深圳首先打破，而且很大可能不会封顶。怎么保护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开展新型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试点，完善互联网信息等数字知识产权财产权益保护制度，探索建立健全证据披露、证据妨碍排除和优势证据规则，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探索在部分知识产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实施知识产权领域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监管。”这一系列的要求就是让深圳成为保护知识产权的标杆城市。
知识产权的范畴甚至覆盖到互联网信息等数字知识产权这个领域！这里必须来点掌声！以后那种商业模式建立在抄袭洗稿基础上的公众号将成为过街老鼠。以上就是国家对深圳在科技领域探索制度创新的要求，这个要求涵盖科研立项、经费、收益分配、知识产权保护的全过程。深圳在这方面如果能趟出一条路来，不但科技创新将成为深圳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是这套制度模式可以迅速向全国复制——彻底盘活我们的科研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