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冈村宁次：日军有无法克服的缺点，让他们无法消灭中国军队
1944年8月底，冈村宁次接到日本大本营电令：
免去其华北方面军司令，转任第6方面军司令。
第6方面军，是一个专门为打通湘桂铁路而新成立的作战序列，下辖11军、23军、34军等。
它的背景和目的，是占领湘桂一带美空军机场，消除B29对日本威胁，打通从北平到广州的南北大交通。
华南战略要地，一个是全州，一个是桂林，一个是柳州。这里重兵把守，弹药充足。
9月10日，冈村抵达湖南衡山一学校，开始指挥作战。
拿桂林，第一个要塞是全州。担任攻城任务的是11军，其司令官是横山勇中将。
渡过湘桂交界的黄沙河后，11军于9月13日把全州包围，14日，横山军队从北门冲入全州，守军撤退。
城内外大火烧了10多天，囤积的军需物资全部烧掉，一个不给日军留。
1天拿下全州城，在冈村预料之中，因为此时的中日会战，已与7年前的1937年大不同。
日本总体败势已定，盟国作战重心在太平洋，大陆作战在拖而不在减。
所以冈村才会觉得进攻如此顺利。
经过休整，10月28日，日军南下进攻桂林。
根据冈村的计划，11军从北面出发，绕到东、南，清除外围据点后，从东南三个方向包围桂林。
攻下桂林后，布防较弱的柳州已不在话下，此时，从桂林南下的11军，应迅速移兵西南的宜山，阻断柳州守军向西的退路。
同时，由东南方向开来的23军，从东南两个方向阻断守军退路，来个四面大包围。
如此可全歼中方守军。
冈村步步为营，用兵布阵不可谓不凶险。
如果真如冈村所言，4战区重庆军危矣。
但人算不如天算，冈村周密的围歼计划中，因为一个日军将领而全盘泡汤。
这个人就是横山勇，11军司令。
横山勇是一个彪悍的日军中将，论作战能力在日军中响当当的，有网友称其为日军中的“李云龙”。
作为一个军司令，他带领几个师团从鄂西、常德、长衡一路打来，攻城掠地，“功高”震主，曾与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叫板。
后来畑俊六设第6方面军时，他曾直言大本营：把11军直接升格为方面军即可。
但最后的结果是冈村宁次当了第6方面军的司令，这让横山勇很不爽。
冈村的命令到他这里也不灵光，他总寻机挑衅下这个新上司。
冈村是一个城府绵密的领导，对横山这个刺头伺机修正。
这次柳州大战，横山勇就彻底违逆了冈村计划，让冈村抓住小辫子给处理了。
根据冈村计划，横山勇在拿下桂林后，要绕开柳州，到西边的宜山去阻断重庆军的退路。
然后，由东南来的23军田中新一攻占柳州，对重庆军进行合围。
但是横山勇见23军未到，实在不舍得让眼前这块肥肉落入田中口中，就不顾冈村宁次三番五次下令阻止，直接攻入了柳州城。
这样，从常德到衡阳，从全州到桂林再到柳州，全都是他衡山的“功绩”了。
但这一步棋，也留下了巨大的纰漏。
确如冈村所言，拿下柳州后，横山勇再去宜山追击，张发奎的主力已经从宜山离去，横山勇只得到了些无法移动的军用物资。
这令冈村宁次大为光火。
战后，他面见畑俊六时，好好告了横山勇一状，说他不听指挥，擅作主张，让方面军失去了一次围歼中国40余个师的大好机会。
畑俊六禁不住骂了一声“混蛋”。
不几日，横山勇就被大本营免去了11军司令之职，明升暗降调回了国内任他职。
冈村后来分析横山抗命的原因，说他太争强好胜，为了争先抢功，置围歼败军的绝好机会于不顾，贪恋入城，因小失大。
冈村还说，其实，这不是横山一个人的毛病，日军都是这样。
一遇到城市，就舍弃了追击，这是日本武士“争先抢功”的精神，用于现代战场后的“功与过”。
冈村的分析可谓是命中日军致命弱点。
政治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打仗的第一目的是歼灭对方军队，而不是攻城略地。
日军“抢先争功”的毛病，是日本旧武士的基因所致，也是日军目光短浅的一个例证。
日军历来重精神而不重物质，重战术而不重战略、看小胜而不顾全局，因此狂热侵略，不计国力现实而盲目扩大战事，捉襟见肘，步步被动，最终引来毁灭性打击。
其实，不光彪悍的横山勇士是如此，连谋略深重的冈村，也犯有这样的错误。
此时是1944年秋，6年前的武汉会战中，冈村任11军司令时，为了与东久迩的军队成功入城，也是不顾国内陆相板垣征四郎的反对，一意孤行放弃追击薛岳兵团的机会，最后争得首入武汉城的“功名”。
冈村也因此得罪了陆相板垣和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
这也是他后来黯然被调回国当军事参议官的原因。
晚年的冈村，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日军短视行为反省时，隐约以带有炫耀的色彩称之为“日本武士争先抢功的精神”，看似是一种无奈，实则是日军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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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
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中，此人名气最小，但备受黄埔学生尊敬
在我国军事史上，黄埔军校的建立是不得不说的一个大事件，1924年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为了拓展势力，他把出身黄埔系的军事将领拉拢为自己的嫡系。
众所周知，在他身边有8位出自黄埔军校的高级将领，这8位也被后人称为“八大金刚”，他们在当时位高权重，各执一方。我们熟知的有顾祝同、钱大钧等人，其中有一位名声最小但在黄埔军校内却最受尊敬，他就是陈继承。
陈继承1893年生人，祖籍江苏靖江，他的父亲是清末时期的秀才，因此陈家也算得上是书香世家，他自幼在家属中读书，启蒙老师是当地有名的大儒杨逸清。
受老师的影响，他自小就十分聪慧，熟读名书典籍。私塾毕业之后，他被送到了江苏陆军小学堂，14岁毕业后他又考入陆军中学。
陈继承中学期间正是国内动荡，思潮翻涌时期，在此期间，他受老师同学们的影响，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广东新军起义失败，他受组织命令前往广东密谋再次起义之事，由于各种问题起义没能再次举行，这让他极其难过，于是他便决定返回江苏老家。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在南京参加了光复活动。之后他又参加了1913年的二次革命。1914年陈继承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陆军七十二混成旅，担任见习官。
在此期间他与原配结了婚，生育一子。这段婚姻虽然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但却让他结识了连襟赵伯先。赵伯先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在他的影响下，陈继承南下广东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所发起的多次军事活动。
1924年5月，陈继承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授部战术教官，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他教学期间兢兢业业，虽然时局动荡，但他依然寻找各方努力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
1937年黄埔军校原教育长离任，蒋介石对此十分苦恼，遍览诸雄之后，他将陈继承任命为新一任的教育长，直到1942年离任，陈继承在黄埔军校足足担任了五年教育长，这也是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黄埔军校教长。
在他任职期间，因为革命需要，黄埔军校的地址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动，学校的每次搬迁对于学生们来说都是一件极其耗费精力的事情，但在陈继承的合理安排下，军校从未停过一天课。
并且，陈继承对于教学十分严格，一直以来都身体力行走在教学一线，因此学校里无论上下都对他十分敬重，虽说他并没有在战场上取得多大的战绩，但是他为抗战提供了很多优秀的作战人才。此后的很多高级将领都曾是他的学生，虽然说之后的这些学生都已经飞黄腾达，但见到他依然会尊称一句”陈老师”。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授予忠勤勋章，并任命为第十一战区第一副司令，负责在北平主持接收华北日军受降的相关事务。
1947年12月1日，陈继承担任“剿匪”第一副总司令，担任总司令的是傅作义，傅作义并非蒋介石亲信，因此实际统领权在陈继承手中。之后，两个人矛盾激化，傅作义被调离华北地区。
1948年他又在南京担任总司令。但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日益衰退，国民党政府缺少可用将领，陈继承又转任为国民政府总统顾问委员会委员之后，又相继跟随国民政府迁移到了广东、重庆一带。
解放战争后期他放弃跟随蒋介石到台湾，反而奔赴香港定居，1950年他受蒋介石邀请到了台湾，两年后正式退休，担任台湾招商局顾问等闲职。
退休后他依然保持自律，每天都会早早起来锻炼身体，或许受父亲的影响，陈继承一直都钟爱书法绘画，经常收集各种字体进行临摹。虽说他这一生也曾位高权重，但他对于金钱并没有多大的欲望，每个月的薪水从不过问都是直接由夫人进行保管，不过也十分慷慨，资助了很多亲戚朋友家的后代继续读书。
1971年，79岁的陈继承在台北去世，蒋介石为他亲自写下了墓碑。同年6月份是他的79岁大寿，他在寿宴上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生平，“此生从无所恨”，的确如此，他这一生无愧国家，无愧家庭，无愧于事业，算得上是坦坦荡荡。
陈继承的一生其实也告诉我们，人生有不同的选择，并不是说某一种选择是成功的。退居幕后，也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但无论是在阵前还是幕后，我们都需要跟从内心，保持自律。
#太原头条#
被誉为“网红”书记、“愤青”教授的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也曾是重庆南开一中禁入校门的人。
有一年，郑强从日本留学回来应邀去重庆南开一中演讲，当时的一中大礼堂，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就连校领导也只能席地而坐，郑强饱满激情的演讲令南开一中师生群情振奋，反响强烈。
同年高考，这个每届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70人之多的南开一中考生70%都选择了浙江大学求学，清华北大急了 ，当地教委傻了，时任重庆南开一中的校长荣璞半真半假半开玩笑的说道：明年一定不要叫这个郑强进校门。
这就是郑强，一个满腔家国情怀学者的感召力，也是一个敢怒敢言、剑走边锋的大学校长。2012年郑强出任贵州大学校长一职，上任伊始，面对毫无生机的学校，郑强无惧得罪人，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让贵州大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让贵州地区贫困学生潜心学业，郑强驾驶着自己的9万元的国产车，四处游走，为贫困学生募捐了1000万。2016年郑强离任，贵州省委省政府为感谢郑强为贵州大学作出的突出贡献，表彰会上向郑强颁发了50万奖金，50万对于贫困的贵州地区而言绝对称的上大手笔，郑强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大学校长，然而郑强在接过这50万奖金之后当场悉数捐给贵州大学，全部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2020年，郑强转任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消息一经传出，引的网民羡慕和一片惊呼：太原太有福了！的确，郑强加盟太原理工是太原之福，也是整个山西之福。请太原相信这个所到之处都被同学们称之谓强哥的郑强，也请太原相信太原理工，假以时日 ，三晋大地上，太原理工一定会撰写出中国高等教育的传奇。
1949年11月18日，国民党89军军长刘伯龙气势汹汹地走进晴隆县府，他不知道的是，贵州绥靖主任谷正伦已经布下伏兵，要取他的性命。
在晴隆县府的正堂，谷正伦见到刘伯龙后，极为客气地说：“刘军长，由你继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的布告马上就写好了，你去看看内容有无不妥？”
刘伯龙对这个职务争取了许久，见谷正伦这样说了，脸色露出兴奋的神情，当即大步流星地赶去县府的东厢房去看正在起草的布告。
看过布告后，心满意足的刘伯龙又来到了西厢房，和在这里的贵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法乾喝茶聊天。
过了一会，谷正伦的亲信、保安团长李成举走进西厢房，毕恭毕敬地对刘伯龙说：“刘军长，你带来的警卫连长问你什么时候离开？”
刘伯龙见时间差不多了，便起身和张法乾告辞，之后一个人昂首走在前面，四个卫兵紧随其后，李成举则慢慢地跟在后面。
当刘伯龙走到前院时，李成举停住脚步，开始后退，与此同时，屋顶上的伏兵举枪站立并向刘伯龙及四个卫兵开火，刘伯龙和四个卫兵被当场打死。
刘伯龙带来的警卫连，有一个士兵在前院留守，见到这个状况后，飞快往大门跑，边跑边喊
：“不好了，军长被打死了。”话音未落，这个士兵也中枪倒地。
门口留守的警卫连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队保安团士兵持枪冲了出来，保安团长李成举高喊：“你们的军长刘伯龙已经被正法，你们只要放下武器，保证安全。”
紧接着，刘伯龙的尸体被几个保安团士兵抬着扔了出来，警卫连的士兵们见刘伯龙已经死了，都无心抵抗，全部放下了武器。
谷正伦虽然是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但是他并没有处决一个国军军长的权力，而且刘伯龙和他还是贵州老乡，那么，为何谷正伦要下此毒手呢？这就要从他和刘伯龙的恩怨说起。
刘伯龙，1899年出生，是贵州龙里人，黄埔三期生。他曾担任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和复兴社的骨干康泽私交甚好，康泽组建臭名昭著的“康泽别动队”（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总队）时，刘伯龙担任过参谋长、代理总队长。1940年12月，刘伯龙任28师师长，之后又历任总统府战地视察组中将组长、八十九军中将军长。刘伯龙为人骄横跋扈且残暴异常，在国军将领中名声很差。
谷正伦是贵州安顺人，他的资历可比刘伯龙要深得多。1921年，谷正伦就被孙中山任命为黔军总司令，1931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宪兵司令。1940年，谷正伦出任甘肃省主席，1948年，谷正伦转任贵州省主席，不久之后又兼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保安司令。
虽然都是贵州人，但是谷正伦和刘伯龙的交往并不多，两人的矛盾始于1948年，谷正伦到贵州任职后，想提拔贵州籍的陈铁担任新编练的89军军长，但是蒋介石却直接任命刘伯龙为89军军长。刘伯龙到贵州后，仗着自己的军长是蒋介石直接任命的，根本不买谷正伦的帐，刘伯龙在贵州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兵力，谷正伦这个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虽然名义上可以节制89军，但实际上连89军的一兵一卒都无法调动。
1949年11月初，解放军势如破竹，挺进贵阳，谷正伦在逃离贵阳前，请黔军元老卢焘负责维持城内秩序。卢焘不愿意战火糜烂地方，因此和贵阳的地下党联系，准备和平迎接解放军入城。不料，11月14日，刘伯龙率部经过贵阳时，派人将卢焘枪杀。
卢焘为人豁达仗义，乐善好施，贵州各界对他的评价很高，刘伯龙悍然枪杀卢焘，引起了一片哗然。卢焘在当黔军司令时，谷正伦是黔军的旅长，两人公私间的友谊都很深。当谷正伦从贵阳撤逃到晴隆县后，得知了卢焘被杀一事，他气得发抖并口吐鲜血。缓过神来的谷正伦，决定除掉刘伯龙。
吐血的谷正伦胃病复发，只得卧床休息，他向副手韩文焕交待了诱杀刘伯龙的计划：假装答应让刘伯龙出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将他骗到晴隆县府后，找机会打死。
八十九军的两个师长张涛、项荣与刘伯龙也有矛盾，谷正伦派人花重金收买，同时，李成举的保安团暗中进驻晴隆县府。
11月18日清晨，贵州绥署参谋长张法乾给刘伯龙打去电话，称谷正伦重病在身，决定将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交由刘伯龙代理。
刘伯龙眼见梦寐以求的职务就要到手，当即就要乘车前往，他的一个亲信认为“睛隆”与“擒龙”二字谐音，提醒刘伯龙要注意，但刘伯龙认为没有多少部队谷正伦不敢拿他怎么样，便只带了一个警卫连匆匆赶往睛隆县府去拿绥靖公署的大印。不想，这个亲信一语成谶， 刘伯龙一去不返。
除掉刘伯龙后，谷正伦列举其罪状，并报告了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因为刘伯龙无论有罪与否，也轮不上谷正伦以枪杀的方式来处理。蒋介石给保密局长毛人凤下令，让速派特务将谷正伦抓捕。
谷正伦乔装来到昆明，在云南省主席卢汉的保护下，乘飞机前往香港。在香港期间，谷正伦开办了一个“贵州公寓”，当起了寓公。
1952年年初，见蒋介石怒气消除了，谷正伦趁机活动，回到了台湾，还混了一个国策顾问的虚职，至于刘伯龙被杀一事，自然也是不了了之。
#历史冷知识# 陈长捷怒叛阎锡山
《大决战》里面的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命运可谓多舛，他本是福建闽侯人，就读保定军校第七期时，跟山西同窗傅作义成为了莫逆，所以毕业之后，也是应傅作义之邀，稀里糊涂投身晋绥军，从少尉排长干起。
陈长捷挺能打的，从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战功不断，1935年铨叙陆军少将，到1939年已经晋升晋绥军第六集团军中将总司令，成为阎锡山系统的重要将领。不过此时，傅作义已经去绥远单独发展，基本脱离了阎锡山的指挥。
1940年，阎锡山跟日本人勾勾搭搭，跟重庆政府的关系则降至冰点，期间中央军第90军作战失利，阎锡山打算趁火打劫，将该军溃兵缴械收编，遭到陈长捷所阻，认为国难当头，与中央军同室操戈非明智之举，也会断了将来跟老蒋和好的后路。
阎老西于是疑心病犯了，认为陈长捷跟中央军交往过密，甚至可能像傅作义一样拥兵自重，毕竟陈长捷不是山西人不会说“五台话”，很难成为阎锡山的心腹。既然起了疑心，阎锡山就准备解除陈长捷的军职，甚至准备扣押之。
陈长捷闻讯大怒，率领亲信警卫营连夜出走，投奔傅作义而去，在傅的引荐下，1941年被老蒋任命为晋绥边区副总司令，成为邓宝珊的副手。再不久转任内蒙古伊克昭盟守备司令，指挥两个师的部队，协助傅作义坚持抗战。
结果由于所部军纪败坏，引发了民族纠纷，甚至迫使蒙古王公出逃，因此陈长捷倒霉地承担了“领导责任”，被解除了职务。经傅作义说项和本人同意，经老蒋特批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第六期学习，这也算成为了“绿帽子”的半个嫡系。
解放战争爆发后，先在后方担任芜湖军官训练总队的总队长，1947年调任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驻地兰州。这本来是个远离前线的肥差，但是老同学傅作义没有忘了他，一旦掌握华北军政全权之后，立即电呈南京，调陈长捷赴任天津。
就这样，陈长捷又稀里糊涂来到平津前线，司令没当上几个月，就成为了刘亚楼的俘虏。
脱党的一大代表的人生结局（三）
1、李汉俊 （1890~1927.12.17)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2、李达 （1890~1966)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理论家!
1966年去世。
3、刘仁静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02~1987）
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
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
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
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
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4、包惠僧 （1894~1979.7)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的代表。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
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机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地盘——青岛。日军参谋本部为了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人前往青岛收集资料。而被派出的这个人，便是冈村宁次。这也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之后，冈村宁次又被时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的日本中将青木宣纯借调到北京做助手。这段工作经历，让冈村宁次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19年，冈村宁次返回日本，供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研究中国情报。中国军阀内战期间，冈村宁次又担任了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内战。所以冈村宁次始终对中国野心勃勃。“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的关注，他派遣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并出兵上海。
尽管事后日军在上海取得了种种特权，但冈村宁次仍不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之后，冈村宁次被调到日本关东军任职。在此期间，他收拢土匪、伪军，大肆杀害我国东三省各部抗日义勇军。冈村宁次也因此转任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成为日军大本营决策侵略战争的核心人物之一。
由于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立下大功”，所以在1944年11月被日本政府晋升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但到了此时，战争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军倾斜。因此冈村宁次便打算引兵直入重庆，以引诱盟军大规模增兵中国，解决日本本土危机。但部下却对他的计划不感冒，做事时出工不出力，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
冈村宁次没办法，只好执行大本营的命令，将军队部署在沿海一带，防止美军登陆。当时冈村宁次手中还有80万军队，按照他的想法，即便是这80万人全部战死，也决不投降。但在1945年8月12日，冈村宁次却收到了东京大本营的密电，核心内容就是准备投降。
这封密电让冈村宁次火冒三丈，立刻致电日本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要求拒绝《波茨坦公告》。同时，他对手下的80万军队下达了“继续作战”的命令。然而就在3天之后，冈村宁次再次接到了日本陆军第68号密电，内容为：“天皇已经决意接受《波茨坦公告》。”
至此，冈村宁次才明白，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冈村宁次只好带着手下官兵排列好队形，一起聆听天皇“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广播。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作为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战后，由于国民党的袒护，冈村宁次并未受到处罚，还平安返回了日本。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1962年，冈村宁次的唯一的儿子忠正也突然暴死，他最终还是落了个晚景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