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我是湖南人，支持你的观点。我们更应该向江西老表学习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向南走没错！
文韬拍案湖南应该如何面对江西的复兴？南下还是北上？一个广东土著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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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身在异乡的湖南人，从广西回湖南，从路幅到路面以及服务区，明显感觉到和广西高速的差距，希望湖南高速在正视自己的问题上也敢为天下先，学习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湖南人有爱面子的习惯，高速公路是一个省的名片，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要脸面了呢？【转自网友留言@好学铲屎官 】
湖南的高速公路，可能是周边各省里面最差的。至少，湖北省、广东省、贵州省的高速公路都比湖南的好。
广西的高速公路，我已经十年没有走过了，不敢瞎说。
湖南必须加快高速公路的建设了，尤其是湖南中西部地区到达省城长沙的高速公路，比如途经我们安化县梅城镇的长吉高速。长沙周边的交通都不好，其他能好得了吗？
湖南自然资源并不比湖北差，甚至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但经济发展远不如湖北，这是为什么呢？
湖南落后于湖北的地方，首先就是从交通领域开始的。现在经济比的就是交通，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交通也是非常发达的。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路网，简直就像蜘蛛网一样密集。交通不发达的地区，经济绝对不可能发达。#长沙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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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非遗大省。近年来，湖南努力探索非遗保护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取得了新进展，非遗进校园、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多项工作在全国创立了湖南模式。美丽的湖南非遗画卷是怎样绘就的？新湖南客户端连续推出《#湖南非遗十年创新传承路#》系列文章，分享湖南非遗保护传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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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长沙会战国军内部矛盾始末（二）
上一篇讲到薛岳因为麻痹大意，因此关于即将到来的长衡战役，具体作战计划根本谈不上，关于这一战役的作战指导方针，大体可分为三案。
第一案
战役开始的前几天，蒋介石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桂林，指导将要发生的战役。桂林本来有行营主任李济深在那里，蒋为啥又派白崇禧去呢？因为那时李济深已经左倾进步了，蒋介石不怎么相信李，所以派白去。
薛岳一听白崇禧到桂林指导第四、六、七、九等战区的作战，就开始叫骂，闹腾着要辞职。有一次，薛岳和白崇禧通电话以后，赵子立见薛岳怒容满面，口里骂着说:“丢！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
赵子立在旁估计，白崇禧是要在湘桂边区或广西境内决战。这一案虽有缺点(下文可见)，但有一定的理由，对攻者来说就像橡皮带子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就要绷折。显然，到广西境内与日军作战就有这样的优势。
第二案
薛岳过去夸大第一、二、三次长沙战役的战果，别人倒不一定都相信，而他自己却深信不疑。
薛岳先是认为“日军于三战之余，不敢再问津长沙”；等日军陈兵湘北，大战逼在眉睫之时，他的预言破灭了。但是，他又起了守株待兔的念头，认为在第三次长沙战役祭起“天炉”战法把日军打败了；第四次日军进犯，仍应如法炮制，坚决要照第三次长沙战役的老样，一成不变地在长沙外围与日军决战。
这时，赵子立想起了第三次长沙会议时的会外意见：“不能用一个死架子打人”，而如今薛岳正是要用一个“死架子”打人。
赵子立只好婉言说:“看敌人在江南江北到处抓人，水陆运输繁忙，其形势与第一、二、三次会战显然不同，兵力很大。仍在长沙照老样决战，到时敌人有打内线的，有打外线的，还有预备的，我们难以取胜。并且敌人自第三次战役吃了亏，必然妥筹对策，我们不宜老用一个死架子打人。长官考虑，我们再让敌人深入一段，时间宽裕些，请军事委员会多给我们一些兵力，改在衡阳与敌决战怎样?”
可是，不管赵子立怎样说，薛岳总是认为日军东拼西凑，不会有那么大的兵力。
第三案
赵子立认为必须使用第九战区的全力，第三、四、六、七战区的大部或有力一部，在衡阳与日军战，才有获得胜利的希望。
因为如果日军真是要打通湘桂与越南的交通，集中的兵力决不会少，中国只有集中江南的兵力才能战胜日军。
决战的地点最好是在衡阳，它是当时江南交通的中心，第三、四、六、七、九战区及军事委员会直辖的兵力，均易于向这里集中。其它如全州、桂林、柳州、长沙、衡山等处，均没有这个条件。
再就是衡阳的地形好，北临蒸水，东临湘水、耒水，四周没有可以瞰制它的高地。市区适宜于三四个师兵力的守备。假如在从新墙河至衡阳约500里内实施有计划的逐次抵抗，至少可赢得一个多月时间。在此期间，江南任何战区部队均可赶到衡阳。
当衡阳的核心部队和外围部队与日军决战时，再以有力部队，由衡山(城)、湘江东西山区向衡山(城)夹击，易于切断日军后方交通。
当第三次长沙会议时，赵子立受到会外议论“不要用个死架子打人”的启发，曾经认为“后退决战、争取外线”这两个方针是不能变的。要变只得依敌人兵力大小，改在衡山或衡阳决战；或依敌我态势不再进行球心攻击，决战地区的重心改在敌军的一侧(或湘江西岸或东岸），使敌人摸不到国军行动。
但遗憾的很，由于两年的平静生活，赵子立除了看例行公文外，总想看自已想看的书，对作战方案一度想过后，就没有再去想。
等到了1944年5月，有了具体状况，最初只争论日军敢打不敢打的问题，没有着重去研究作战计划。以至于王瓒绪由长沙去重庆时，赵子立尚未考虑成熟，仓卒之间没能写一个书面的具体方案带给蒋介石（如第一篇所述，只请王瓒绪口头向蒋介石转达那几句简单的话）。
等到赵子立考虑成熟，再想写成一个成文，让军统湖南金远询的电台报给蒋介石时，初则没有机会和金见面(不便公开找他)，后来则听说金疏散到后方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赵子立只好直接对薛岳进言，可那时薛岳是听不下去不同的意见，赵子立也不能尽其词。
8月，赵子立到桂林见白崇禧，向白报告长沙作战经过。
赵刚说到:“薛长官鉴于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的经验，不管敌人的目的、兵力和行动如何，硬要用老一套，在长沙决战……”
白不等赵说完，就用手一敲桌子插言说:“当时我就很反对在长沙决战！荒谬！荒谬！你知道，薛伯陵是不听我的话，委员长当时也没个一定的主意！”
从白崇禧的这句话看，蒋介石也是同意第二案的，至少未制止薛岳进行第二案。在薛岳离开长沙以前，蒋介石把第三战区的丁治磐军、第六战区的王耀武集团军交薛岳指挥，仍如第一、二、三次长沙战役一样，全听薛岳摆布。
看来，赵子立请王瓒绪向蒋介石所作的“薛岳要误事”、“要充分预备兵力在衡阳决战”的报告，一点也没有效力。
由于微头条篇幅有限，未完待续，下一篇再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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