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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二野三号人物,1955年4月转入地方工作,如果不转入地方,至少是上将 在1949年中央军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一次最大整编,全军分为一至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一共是二十个兵团。在1955年封衔的时候,很可惜,

他是二野三号人物,1955年4月转入地方工作,如果不转入地方,至少是上将

在1949年中央军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一次最大整编,全军分为一至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一共是二十个兵团。在1955年封衔的时候,很可惜,二野的三号人物却没有授衔。此人就是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

在1955年封衔的时候,一野参谋长阎揆授衔时中将,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是上将;三野参谋长张震授衔时中将,政治部主任唐亮是上将;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是上将,政治部主任谭政是大将,可以说在军衔上,政治部主任都要高于参谋长。 根据五十年代的军事条例:参谋长属于军事副官,负责协助司令员制定作战、训练计划,负责具体战事。政治部主任是政工副部长,协助政委的工作,主要负责军队中的党务、人事任命等工作,这个权力高于参谋长。

从当时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出,四野电报通常也是“林罗刘 ”,在二野电报中以“刘邓”署名。 有时也会是“刘邓李”,所以很多人认为参谋长李达是二野的第三人。但实际上二野的三号人物是张际春。

张际春,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4月随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以后历任红四军秘书长。任红三军秘书长。参加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任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二野上下都认为张际春是二野三号人物。

张际春在军中的任职一直到1955年5月,距离授衔仪式仅仅只有4个月了,非常可惜,否则他最低也是上将。

华野除一兵团外暂缓成立“新”兵团?(华野一兵团渡江南下是军委的一贯方针)

一、两份文件,按照前后顺序

1、《华东野战军关于奉命编组四个兵团的命令》(1948年3月4日)

…奉中央电令,统一华东野战军之番号编制,以一、四、六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以七、九、十三纵组成第二兵团;以三、八、十纵组成第三兵团;以二纵及华中十一、十二纵组成第四兵团…以粟裕兼第一兵团司令兼政委叶飞为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一副政委,金明为第二副政委张震为参谋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以许世友为第二兵团司令、谭震林兼政委,刘少卿为参谋长,谢友法为政治部主任…此令 司令兼政委陈毅 副司令粟裕 副政委谭震林。

2、《关于中原地区党政军人事及工作问题》一九四八六月二十六日

中原局:…以陈赓两个纵队成立第三兵团,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华野除一兵团外同意暂缓成立新的兵团…。

中央及军委

3、很明显后文件取消了前文件,只保留了华野第一兵团。为何?中央军委从未放弃华野第一兵团1949年春天单独南下渡江作战…。

二、中央军委为何取消了华东野战军于1948年组建四个兵团的命令。

1、《华东野战军关于奉命编组四个兵团的命令》中的华东野战军第二兵团是三个纵队:以七、九、十三纵组成第二兵团。是标准的兵团级。

2、斗转星移,领导人同为许世友、谭震林的许谭山东兵团已经增编达到了五个纵队,增加了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达到了野战军级别。

3、华东野战军第四兵团即苏北兵团被“移出”华东野战军。军委在《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中规定:“

…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要裕为副司令员…苏北兵团仍属华东军区建制,但在作战上受华东野战军指挥。中央军委”。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规定:“…粟陈唐兵团之作战与许谭兵团之作战必须各作独立作战之计划,即两兵团只作战略上之配合,不要企图作战役上之配合,以免互相牵累依赖,失去独立部署之战机。此点甚为重要…军委”。

注:粟陈唐兵团之定义

《军委关于华东野战军夏季作战目标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造成集中一、三、四、六、八及十一(非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等六个纵队全力歼灭五军之条件,而以歼灭五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

(二)你们集中兵力之最大数目为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王秉璋)等六个纵队共十六万人之众,这个数目足够担负各个歼灭五军及该区其他敌军…”

国民党第十二军少将副军长于一凡,在最后走出内战深渊前,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斗争。

于ー凡在准海战役发起时任第十二军一一二师少将师长。十二军是老东北军,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攻克兖州,全歼十二军,生俘军长霍守义。不久后,蒋介石要求重建第十二军,派黄埔三期毕业生、抗日战争期间就当了师长、副军长的舒荣中将出任十二军军长。而重建的一一二师,仍由出身东北军的于一凡任师长。

于一凡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四期,1922年从戎后,在东北军中历任排长、队副、营附、北平军分会第二组、第三组上校科长、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旅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是东北系的第十二军一一二师师长。

于一凡生于1906年。他是陆军大学第八期毕业生,还上过陆大兵学研究班、庐山训练团(第二期)、西安训练团(第二期)、重庆中训团(第二十期)、以及第二绥靖区干训班、南京训练团等等。在国民党将级军官中,算得上受训最多的人员之一。

但是,于一凡一直是那种不受信任、郁郁不得志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旧东北军是所谓杂牌,受到别人的歧视宰割,处境真难!”这种受冷遇、受奚落的心态,是基于他亲身感受的大量事实。

远的不说,淮海战役开始后救援黄百韬兵团时,邱清泉就不敢把于一凡的一一二师使用于第一线,而只让他在后面负责兵团与徐州间的交通联系,原因当然是怕这个师“不可靠”。接着,在潘塘镇战斗中,邱清泉又怕于一凡在情况危急时乘机率一一二师战场起义,故而专门交代九十六师师长邓军林对该师和于一凡暗中进行监视。

战后,邱清泉立即对一一二师“动手术”,用所谓“人事交流”为名,调入一个团长、一个副团长和师的政工处长,以加强对该师的控制和分化。这使于一凡深感寒心,越来越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日子真不好过,对国民党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

淮海战役开始后,华东野战军敌工部门曾多次秘密派人与于一凡联系,双方曾3次约定了起义时间。但于一凡想跨出这一步也难。他顾虑家属在后方,起义后安全没有保障;还有特务及其他嫡系部队对自己监视甚严,万一泄露就要人头落地;再加上该师尚未受到严重打击,于一凡也不是没有一丝幻想。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使于一凡犹豫不决,在起义问题上举步维艰。

第一一二师撤离徐州前,华东军区敌工部派出在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的原十二军高参王季钦和副师长杨毓芳,持老军长霍守义的劝降信,秘密进入该师,会见了于一凡和其他几位主要军官,郑重说明:“我们是奉霍军长之命来劝你们起义的。”

经秘密商谈,于一凡同意于12月8日晚起义。然而,由于有人告密,军长舒荣和兵团司令邱清泉很快察觉到了于一凡和一一二师有“异动”的征候,8日一大早,就派出5辆坦克,径直开到一一二师师部门前。军部政工处长和国防部的一位战地视察官也不早不晚地来到一一二师师部,以“视察”为名,行暗中监视之实。

风云突变,原来商定的起义计划遂成了泡影。

接踵而来的是,杜聿明、邱清泉下令将告密有功、破坏起义的副团长曹家和升为团长。对于一凡还算客气,提升于为十二军副军长,这步棋可说是“一箭三雕”。一方面拉拢了于一凡;另一方面制造了舒荣与于一凡的矛盾,对舒起了掣肘作用;再一方面是明升暗降,削去了于一凡的兵权,成了一个架空的、徒有其名的副军长。

1949年1月6日,我军向困守郭营的第一一二师三三六团突然发起猛烈进攻。经过短暂战斗,即将该团全歼。驻守其左侧的三三五团在团长韩福山率领下,接受老军长霍守义派来人员的劝告,于7日主动向解放军投降。

于一凡和第一一二师直属部队及另一个团(三三四团),原准备随韩福山行动,主动向我军投诚。谁知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于一凡未能如愿,只得转到赵庄暂住。

邱清泉大发雷霆,把一一二师两个团被解放军拖走的责任推到了于一凡身上,立即下令,要于一凡第二天即乘飞机去南京“暂时休息”。这等于是宣布将于一凡撤职,去南京也是凶多吉少。

1月9日早晨,于一凡奉令到达邱清泉的兵团部,由办公厅主任送至临时机场。但由于我军正对杜聿明集团进行围歼战,炮火纷飞,国民党飞机不敢降落,于一凡去南京未成,又回到赵庄军部。

这天深夜,军长舒荣对于一凡说明了当前战况,要于和他在下半夜随军部一起突围。于一凡心想这样走法对自己十分不利,于是暗中做好准备,乘混乱之际毅然脱离了舒荣的控制。

1月10日早晨,于一凡派人和附近解放军联系后,主动投降。和于一凡差不多时间被我军生俘的,还有一一二师少将副师长金克才、少将参谋长张文新。

经过学习,金克才这个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较早被释放。随后,张文新也被提前释放。于一凡于1961年12月25日获特赦后,回到南京与家人团聚,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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