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上世纪70年代，组织经过综合考量，将厦门军区政委的秘书升任为科长。政委得知消息后，找到秘书谈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立场。不久后，秘书回复组织：“我想要继续留任，还是提拔别的同志吧。”
“风正一帆顺，清廉得民心”，革命前辈们通过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光辉典范。1952年，我军正式开始评级工作，为后面的大授衔做准备。总干部部徐副部长负责评级工作，本该被评为正兵团级，却主动申请降为副兵团级。
到了1955年授衔时，高风亮节的徐副部长又主动请求降衔，由上将军衔降为中将军衔。面对艰难险阻，他选择迎难而上；面对功名利禄，他选择谦虚礼让，深藏功与名。“三让”将军的美名为人津津乐道，传为当世的佳话。
此后，徐副部长又历任了厦门军区政委、成都军区政委等要职，积极造福一方百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徐政委公务繁忙，身体处于连轴转的状态，没日没夜地为国操劳。他位高权重，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的革命传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对于徐政委，他的儿女们曾有动情回忆，比如徐政委的女儿回忆：“我小时候因为发高烧，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从此行动困难。父母亲花尽积蓄，带我求医问药，医药费成了家里的巨大困难。组织了解到我家的困难后，提出：‘由组织报销我的医药费。’父亲得知情况后，直接选择了拒绝，表态：‘这是我家的私事，不能麻烦国家，医药费我们能负担得起。’”
后来，徐政委的女儿治病，没有花公家一分钱。徐政委的儿子曾回忆：“1次，我不小心摔伤了，想让父亲用车送我一下。父亲告诉我：‘这样不可以，爸爸的车是公家的，不能用作私用。我送你去车站，你乘坐公共汽车去学校，咱们坚决不能占公家便宜。’”
于是，徐政委的儿子每天带伤坐公共汽车，一天的课程也没有落下。徐政委对于家人要求严格，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则十分和蔼，尽自己所能替身边的工作人员排忧解难。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徐政委一家积极为灾区捐钱捐物。
徐政委家的王炊事员是唐山人，家人生死未卜，徐政委派人护送王炊事员回家。等到王炊事员找到家人后，徐政委又派人将王炊事员一家接进京，和自家住在同一处院子里。还有1年春节，烧锅炉的李师傅因为工作繁忙，多年未能回家过年。
徐政委拿自己的工资买来肉、面，给李师傅购置了年货，让李师傅回家过年。他则带着孩子们，承担起烧锅炉的工作，1家人在锅炉房过了1个春节。徐政委待工作人员亲切和善，但是始终坚守着原则，从不做违背本心的事。
上世纪70年代，组织经过综合考量，决定将徐政委的秘书提拔为科长。徐政委得知消息后，找到秘书谈心，问：“对于组织的任命，你有何看法？”秘书回答：“首长，我的能力还不够，希望能留在您的身边继续锻炼。”
徐政委摆了摆手说：“小同志，你谦虚了，你的能力很强。凭你的能力，不仅能胜任科长，我看当个局长也是绰绰有余。只是你是我的秘书，获得火速提拔，让别的同志怎么看待这件事？”
秘书理解了徐政委的苦心，回复组织：“我想要继续留任，请提拔别的同志吧。”后来，这位秘书在徐政委身边工作了9年时间，职务上和其他同志齐步走，没有获得特别提升。秘书同志后来回忆：“首长对我的谆谆教导，让我明白如何做事？如何做人？让我受益终身。”
这就是一生清正廉洁的徐政委，他两袖清风、德昭后世，为后辈树立了光辉典范。“人生惟有廉洁重，世界须凭气骨撑”，我们青年人更要努力继承先辈的高贵品格，为了祖国的富强而奋发拼搏。
一天下午，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去毛主席的窑洞汇报拥军爱民工作。萧劲光发现毛主席盖着被子在炕上读文件，以为他生病了。毛主席笑着指指地下的火盆说：“棉裤洗了，还没烤干，起不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
萧劲光心里不是滋味，堂堂党的领袖只有一条棉裤。他指示警卫员，赶快到兵团的军需仓库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但毛主席断然制止了，说：“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没人听了”，他还告诫萧劲光：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一丝一毫也不能多占！
在很多延安人的印象里，毛只需的衣服旧旧的。
据陈玉英等人回忆，毛主席穿着个棉鞋，大窟窿小窟窿的，麻布制成的衣服，袖口和裤腿上补丁摞着补丁。毛主席的饮食也是清淡简单的。王仲方曾到毛主席家里吃过“小灶”，吃的是土豆，他发现，“如果说在饮食上有区别的话，那唯一的区别就是，主席吃的是土豆丝，我们平时吃的是土豆块”。
斯诺在保安看到了毛主席所住的窑洞，如此感慨一个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的清贫：
做了10年红军领袖，没收了那么多地主、官僚的财产，但他所有的财物依然还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不仅是主席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的领章依然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佩戴的两条红领章。
1943年4月，毛主席复信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对宣传自己思想和为自己庆祝50岁生日提出看法：“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并告知凯丰，决定不过生日。
而蒋介石50岁寿辰时，却在南京明故宫前搭台庆贺，大操大办，并发动全国募捐，为其献机祝寿，甚至动用飞机在空中组成“中正”字样，美其名曰：鼓舞国人。
毛主席自觉严格遵守纪律，对自己的家属同样如此。毛岸英刚到延安时，住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部队考虑到他长期在苏联，吃不惯延安的小米饭和大烩菜，没有安排他与战士们一起在大灶用餐，而是在干部的中灶吃饭，两菜一汤，主食是细粮。
毛主席知道后，立即把毛岸英叫来训话，说：“你妹妹李讷都在大灶吃饭，你这么大了，还要提醒吗？”毛岸英知错就改，搬到大灶用餐了。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调查，斯诺发现，共产党普遍生活简朴。譬如彭德怀，这个身经百战的军队司令员，当时指挥部内各项条件非常简陋：一间简单的屋子，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根板凳，两个铁皮箱子，红军自己绘制的地图，一部电话，还有一条毛巾和一个洗脸盆，和铺了毯子的炕。
另外，彭德怀同自己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平时都不佩戴军衔领章。他有一家自己的衣服，那是他在长征途中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谢觉哉是勤俭廉洁的表率。林伯渠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仅用一孔窑洞，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他每月5元的津贴，只签个字就把钱转到救亡室；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谢觉哉制订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
1.建议总务处设公务马匹，我的两匹马加入，估计一年内有10个月可供公家生产用。
2.每月10盒待客烟不要。
3.衣服、鞋子、被单不领。
4.种地1分，种植西红柿20株、茄子20株、秋白菜100棵。
5.晒腌小菜100斤。
一次，林伯渠身边工作人员看到他穿了多年的棉衣，已经难以御寒，就为他领了一套新的。林伯渠却以边区物资困难为由，坚决没有同意。在大生产运动中，他还把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公布在报纸上，让大家监督，看是不是放空炮。
最让人感慨的是，林伯渠的眼镜腿儿断了一条。但他自己拴了一根绒绳，继续使用了很长时间。林伯渠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精神，备受边区群众的赞扬，称他是“革命先锋一老牛”。
就是依靠这样的纪律自觉，林伯渠领导边区军民，克服极其艰苦的条件，积极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以及边区各级领导，其廉洁奉公和无私无畏，为公众树立了清廉的政府形象。正如朱德在1946年所讲，“只见公仆不见官”。
1981年冬，原兰州军区司令在1个雪天，乘坐小车回乡。小车停在了公社，司令的2位发小被请来，大家围着火炉烤火。1位发小穿着破棉袄，即使烤火依旧哆哆嗦嗦，司令当即下令：“调5万件军大衣来。”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远方的游子四处漂泊，永远挂念着家乡的亲人。为了追寻梦想，青年人无奈告别故土，去往他乡奋斗。每逢节日时，外面张灯结彩、万家团聚，孤寂的游子更加思念家乡。
1949年，在通往黄安（1952年改名为红安）吴家嘴的大道上，几匹骏马正在飞驰。来人正是4野12兵团韩副司令，他已经离乡15年了，急着见家乡的父老乡亲。来到吴家嘴村村口，韩副司令将马系在大树上，带着警卫员步行进村。
按照熟悉的记忆，韩副司令来到自己的祖屋前，只见门前1位妇女正在忙碌。韩副司令认出了是谁？眼眶含泪喊：“姐，祖宝（韩副司令乳名叫作韩祖宝）回来了。”姐姐韩先明回过头来，见到多年未见的弟弟，也是心里又惊又喜，抱着弟弟就是流泪。
姐弟2人回到家中，乡亲们得知了消息，纷纷来到韩家探望。望着乡亲们，韩副司令问：“吴海洲这个小子怎么没来？难道不欢迎我这个老伙计吗？”吴海洲是韩副司令的发小，2人从小一起长大，还曾接济过韩副司令。
村里的干部一听，连忙跑到田里，去请吴海洲去了。吴海洲得知了消息，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急匆匆跑到韩家。见到器宇轩昂的韩副司令，吴海洲竟不敢认，还是韩副司令先开了口，说：“海洲，当年你借我4斗稻谷，今天我来还债了。”
吴海洲这才回答：“祖宝兄弟，咱们从小光屁股长大，我小时候就看你不是凡人，如今果然当了大将军。”韩副司令被逗笑了，握住吴海洲的手，2人坐下后开始畅聊。韩副司令掏出津贴，塞到了吴海洲的手里，说：“这是当年借的稻谷钱，你必须收下。”
此次回乡，韩副司令见到了家人、朋友、乡亲们，因为公务缠身，又不得不返回部队去了。到了上世纪60年代，韩副司令又多次回乡，看望了家乡的父老乡亲。1975年，身为兰州军区司令的韩将军，轻车简从回乡探亲。
他来到幼时好友闵永进的家中做客，激动的闵永进开始抓鸡，要炖鸡给韩司令吃。韩司令连连摆手，只说：“永进，你家里也困难，鸡留着下蛋吧，咱们吃些家常便饭就行。”1桌简单的饭菜做好了，韩司令与闵永进边吃边聊，还聊起了小时候和邻村孩子打仗的事情。
闵永进讲：“祖宝，小时候你带着我们和邻村的孩子打仗，那时候你就是司令，没想到日后真的当了司令。”在欢声笑语中，众人畅聊往昔，思绪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临别时，韩司令掏出自己的工资，付了饭钱。
1981年冬，韩司令再1次回乡，正值天降大雪。小车停在新集公社，前面道路泥泞，无法前行了。韩司令要步行回村，被公社干部拦了下来，只说：“韩司令，你想要见谁？我们派人去请。”
一会儿，吴海洲、闵永进被请来，3位少时好友围在火炉旁聊天。吴海洲穿着一身旧军大衣，闵永进则穿着一身破棉袄，即使围在火炉旁依旧冻得打哆嗦。韩司令见状，将自己的军大衣脱了下来，披在了闵永进身上，说：“永进，这件军大衣送你了。”
韩司令等不及了，告别了公社干部，和吴海洲、闵永进步行进村。乡亲们听说“将军荣归故里”，已经自发在村口等待了，大多都穿着一身带补丁的棉袄。韩司令看到乡亲们的现状，顿感心里刺痛，用手捂住了胸口。
警卫员赶忙拿出1片硝酸甘油，让韩司令含服，稳定了韩司令的症状。此行，韩司令抱病拜访了“秀姐”、陈尊友、陈尊棋、韩志聪等好友，关心着家乡父老的衣食温饱。回到县城后，韩司令给兰州军区去电，下令：“传我命令，调5万件旧军大衣来，支援红安老区的群众。”
电话那头问：“韩司令，这笔钱从哪里开支？”韩司令回答：“扣我的工资，我的工资不够，以后由我的儿子、孙子付，子子孙孙付下去。”不久后，5万件旧军大衣运到红安，让群众能够温温暖暖过大年。
这就是重情重义的韩司令，一生不忘家乡父老，尽自己所能支援着家乡建设，家乡父老永远怀念着他。
1979年5月，沈阳军区副政委乘坐旧汽车，去往基层视察。汽车刚开出去几里路，因为道路颠簸，就把车门甩掉了。司机提出“换辆新车”，副政委却连连摆手，用麻绳拽了2个小时的车门，顺利抵达目的地。
民国19年，主力红军来到兴国县，开始招募新兵。15岁的长冈乡青年谢毓法带着弟弟来到征兵处，报名参军，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谢毓法参军入伍后，投身到革命征程中，也深深影响到了自己的弟弟。
谢毓法的弟弟名为“有法”，比哥哥“毓法”小3岁，和哥哥有着相同的报国志愿。民国22年，15岁的“有法”同样报名参军，立志拯救全天下劳苦大众。几十年风雨征程，谢家两兄弟在沙场出生入死，立下卓越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身体伤残（红军时期失去左腿）的谢毓法担任了平原军区副政委、炮兵学院政委等要职，为国继续建功。而谢毓法的弟弟则担任了志愿军9兵团政治部主任、哈军工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等职务，镇守一方，造福一方百姓。
上世纪60年代，谢毓法负责炮兵部队的工作，他的弟弟也升任为沈阳军区副政委。两兄弟虽然位高权重，但始终严于律己、恪守本心，把满腔热血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谢毓法如此，他的弟弟“有法”也同样如此，大公无私，清廉无比。
比如谢副政委到沈阳军区赴任后，常常乘坐汽车去各基层部队视察，了解各基层部队的实际需要。谢副政委1辆汽车坐了十几年，汽车的许多部件都陈旧了，时常会出现抛锚的情况。
后勤部的同志听说了消息，准备给谢副政委换1辆新汽车，满足谢副政委的工作需要。谢副政委得知了消息，专门派人告知后勤部：“这车我用得很好，不准换车，坚决不能给国家添麻烦。”因为谢副政委的坚持，后勤部不敢换车，只好将旧汽车大修了一番。
1979年5月，谢副政委乘坐旧汽车，准备去到长春某部视察。司机早早备好了车，谢副政委处理完公务后，坐上了汽车后座。司机发动汽车，载着谢副政委开出了军区驻地，向着目的地进发。
然而汽车刚离开军区驻地，走了不到几里路，就出现了问题。原来，汽车遇到了一段坑坑洼洼的道路，上下不停颠簸。突然，汽车传出“咔嚓”声，后车门直接被甩在了地上。司机赶忙停车，将车门捡起来，向谢副政委报告：“副政委，车门掉了，我们走不了。不如返回军区，换1辆新的轿车，再去基层视察。”
谢副政委仔细一看，怕耽误视察，问司机同志：“小同志，车里有没有绳子？有绳子就能解决问题。”司机一番寻找，在座位底下找到了一段麻绳，递给了谢副政委。谢副政委用麻绳捆住掉落的车门，用身体拽住车门，对司机同志讲：“行了，这样就可以了，咱们出发吧。”
从军区驻地到目的地共有60公里，汽车行驶了2个多小时，谢副政委就用手拽了车门2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后，谢副政委不顾疲劳，完成了视察工作。好在当地部队有修车能手，将汽车的车门给修好了，众人才得以顺利返回军区。
还有1次，谢副政委去往地方视察，当地老百姓热烈欢迎。当地干部特意准备了烤全羊，想要好好款待谢副政委，以尽地主之谊。谢副政委来到宴会厅后，看到烤全羊后，对“大吃大喝”的现象愤怒无比，当场拂袖离去。
谢副政委跟随哥哥的脚步，走上了革命的征程，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愿。他一生都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急民之所需，思民之所忧，毕生为民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