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许昌这座山上，曾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抗日斗争！
荟萃山上，沟壑纵横，群峰竞秀。
这里是禹州市北部山区的最高峰，也是百里具茨山西起的第一峰。1945年，河南军区第四支队奉命挺进禹北山区，在荟萃山成立了中共豫西四地委、四专署、四军分区，并随后建立禹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许昌人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抗日斗争。
3月4日，记者来到禹州市鸠山镇唐庄村，实地探访禹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去追忆这一段由老英雄们谱写的抗战壮歌。
▲3月4日，在禹州市鸠山镇唐庄村，禹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王宏站在禹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前，向记者介绍其历史情况，
旧址故事办公地点多次转移
“小时候，我去给八路军送过饭，他们还给了我吃的。”3月4日，在禹州市鸠山镇唐庄村村口，81岁的王华老人指着不远处的两层老房子说，当时八路军就是在那里住着。
王华老人指着的老房子，正是禹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所在地。记者看到，这是一个二进的四合院，砖木结构，后院二层的小楼里，还留着木制的楼梯。由于时光久远，加上原房屋主人搬离此处，当年禹县抗日民主政府遗留的办公物品已不可寻。
“其实，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禹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办公地点也多次转移，最早是在禹州市的扒村成立，但现在除了唐庄，别的地方已经找不到其他遗址了。”同行的禹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王宏，向记者介绍起禹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历史。
1944年冬，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汤恩伯部队不战自溃，致使河南广大地区沦陷为日寇占领区，决定成立以王树声为司令、戴季英为政委的河南军区，抽调原陕甘宁留守兵团的老红军团七七〇团、警备四团为主力，在王树声的率领下南下挺进中原。部队经过英勇而艰苦的奋战，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解放了豫西大片地区。
1945年4月上旬，河南军区第四支队司令员张才千奉命率军进入禹北山区马沟、浅井、扒村、无梁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在荟萃山成立了中共豫西四分区、四地委、四专署，张才千任分区司令员兼地委书记。4月下旬，四地委在禹县北部扒村建立了中共禹县县委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组建了扒村、浅井两个区政府。
同年5月初，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禹县抗日民主政府随四支队、四专署迁往禹西唐庄村，先后组建了唐庄、方山、文殊、白沙、神垕、玩花台6个区。同年7月，禹县抗日民主政府迁往赵庄后沟村，又扩建了方岗、张得两个区，共辖8个区。
“1945年8月“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河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决定暂时放弃豫西根据地，南下桐柏山。”王宏介绍说，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怀着对豫西人民的深情厚谊，随后和地方武装随军南下，与李先念同志率领的新四军五师会合。
峥嵘岁月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除了组建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禹县抗日民主政府还紧紧顺应人民呼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地运动，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在《许昌革命老区史典》中，记录下了当时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史树榕的一段回忆：“禹县的倒地工作，是组成了专门的倒地工作组，由政府秘书具体负责实施的。倒地工作开始时，政府设有专人负责接待，登记来访群众提出的倒地要求和问题。倒地工作开始的不长时间内，就形成了倒地高潮，群众纷纷来到政府驻地。倒地工作人员从天亮忙到天黑，有时饭都顾不上吃，但心情愉快。看到人民群众的高兴劲，工作人员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力量。由于敌人到山区扫荡，工作组不能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走到哪儿，人民群众就跟到哪儿。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禹县县城周围的群众（属抗日游击区）知道倒地的消息后，也不断有人找到工作组，要求把部队开到他们那里去，帮助他们倒回土地。”
今昔巨变推进乡村振兴
村口，一条10米宽的水泥路穿行而过。路两侧，灰白色小楼整齐漂亮；临街门面房里，百十家店铺笑迎八方来客；村委会外的广场上，十多名妇女正挥舞扇子，排练舞蹈。
作为鸠山镇政府所在地，春日的唐庄村，道路宽阔、林木葱茏，一派安乐祥和的景象。
唐庄村村民付喜才今年90岁，也是一名老党员，他告诉记者：“以前都是羊肠小道，雨天出门都是两脚泥，现在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这都是共产党的功劳啊。”
在对历史的追忆中，付喜才老人反复说着“共产党好，为人民办事，不欺负群众。”而在唐庄村村支书付洛许眼中，发扬革命传统，推动乡村振兴，让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更是一副义不容辞的重担。
付洛许告诉记者，近年来，唐庄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村庄的发展支撑能力。目前，投资101万元建造的村文化广场已投入使用，投资350万元修建的环河水泥路也已完成，村里以前蜿蜒曲折、凹凸不平的土路，如今已变成平整的水泥路。同时，为了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去年村里还建起了一家多种经营的农贸市场。
马磊任贵州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兼)、信访局局长。马磊同志1973年8月出生，河南许昌人，中央党校经济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公共管理硕士。他毕业于贵州财经学院统计学专业，在职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贵州大学法学专业学习，云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北京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他大学毕业后任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办公室工作人员、副主任科员，历任云岩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共青团云岩区委书记、云岩区青年联合会主席、云岩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其间任贵阳市“双千工程”工作队赴开阳县扶贫工作队队长，挂职任开阳县委副书记一年)、共青团贵阳市委书记、开阳县县长、县委书记，县工业园区建设开发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兼）、开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兼）、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黔东南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州委教育工委书记（兼）、凯里市委书记、凯里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兼）、贵州炉碧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兼）、黔东南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榕江县委书记、榕江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兼） 、一级巡视员，现任贵州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兼）、省信访局局长。这是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责任重大，任务繁重，相信他一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公仆，心系群众，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新的成绩。#媒体人周刊# #贵阳头条##郑州头条#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照片中的两个人分别是时任许昌地委书记的纪登奎与妻子王纯。王纯是纪登奎的结发妻子，两人相守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先后养育了五名子女。王纯生于1922年，原名常二顺，她比纪登奎年长一岁。
1936年，年仅十四岁的王纯参加革命，在随后爆发的抗战中，王纯积极投入战斗，王纯有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在平时的工作斗争中能够广泛地发动群众。凭借着出色的工作，王纯先后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支队宣传队分队长、冀鲁豫行署民政科科员等要职。
新中国成立后，王纯与丈夫纪登奎一样，长期在河南省工作。1969年，王纯随同纪登奎被调往中央，在随后的长达十三年时间里，王纯始终在中央组织部工作。1982年，王纯同志离休。1988年纪登奎突发心脏病离世，此后，王纯便一个人孀居在在灯市口一处古朴的小院中。2011年初夏，正是石榴花开的季节，89岁高龄的王纯在家中安详地离世。
郑州官员赋红码涉嫌滥用职权，应追究刑事责任
今天下午，郑州就红码事件发布通报，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冯献彬，团市委书记张琳琳，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通过安排政法委、大数据局科员、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有关人员，对储户在郑扫码人员赋红码。
据统计，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其中446人系入郑扫场所码被赋红码，871人系未在郑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红码。根据上述事实，对相关人员给予了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等处分。
对此，几个问题有必要讨论：
1.赋红码行为是否违法？
通报表述冯献彬等人擅自决定对储户赋红码，擅自决定自不待言，擅自决定本身已经违法，这一点是本次事件的事实和基础，不能含糊其辞。从行政法的角度而言，法无授权皆禁止，显然，为本无应赋红码的人员赋红码无任何法律依据。另外，《传染病防治法》第66条也规定了失职、渎职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2.违法对储户赋红码是否构成犯罪
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立案追诉。
那么，红码事件究竟有没有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呢？
既严重损害了国家声誉，又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根据前几日许昌市发布的警情通报，村镇银行事件中，多名人员涉嫌重大犯罪，公安机关正在依法开展侦查工作。
可见，作为储户，本就是受害者，受害者前往郑州维权，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也是人之常情。但郑州方面为了阻碍储户维权，对上千人赋红码，并且事件在网络引起较大影响，知晓此事的人显然不仅仅是被赋红码的储户，还包括一般公众。作为公众，难免会因此而对疫情防控的执行产生质疑和不安。这种质疑就是国家声誉被损害的直接表现。
因此，我们认为，违法对上千名储户赋红码，并被公众知晓，已经损害国家声誉，造成恶劣影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仅仅是追究纪律责任。
#央媒：给储户赋红码暴露出权力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