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市舶司设立
开宝四年（971）始置市舶司于广州，市舶使由广州知州兼任。据陈振孙言，市舶司初建其主要目的不在于牟利。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凡蕃商船舶驶至广州，先由市舶司抽取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税收，其余货物折价交易，而这类交易皆由官府控制，私自和蕃商交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即论罪。
太平兴国七年（982），官府放宽限制，蕃货除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之外，其他货物皆可自行交易。其后又对蕃商行招徕之策，雍熙（984-987）中，太宗遣内侍八人携带敕书金帛，分四路前往海南诸国，吸引诸蕃商来宋贸易。此策颇有成效，诸蕃商纷沓而至，对外贸易相当繁荣，广州成为当时重要的港口城市，往来中外商人众多。据《萍洲可谈》载，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还者，谓之住唐。他们聚居之地称蕃坊，并置蕃长一人，负责管理稽查蕃坊公务，并招邀诸蕃商人。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广州的扩建，其时的广州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比唐时大出好几倍。尽管如此，广州仍难以接纳日益增多的来往商船，于是，真宗时在东南沿海的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设市舶司，其所行对外贸易法同广州。这里对南海诸国蕃商开放，而更主要是接待北方来的日本、朝鲜商船，是宋与日本、朝鲜贸易的中心。广州、杭州、明州三地市舶司的建立，促进对外贸易额的增加，据《宋史食货志》载，皇祐（1049-1053）中，每年入境之犀象、珠玉、香药之类，其数有五十三万余。时至治平（1064一1067）中，又增加十万。
仁宗时，常有船舶到福建福州海口进行交易，官吏亦使人以钱物购买蕃商之珍珠、犀象、香药等物。神宗时，蕃船及广东海商也纷纷前往泉州交易，泉州的海商往往不经广州市舶司的允许即将货物运回本地贩卖。熙宁五年（1072），诏发运使薛向即建议在泉州设市舶司，由于广州市舶司亏岁课二十万缗，不仅没有批准置泉州市舶司，还有人建议罢明、杭二州市舶司。时至元祐二年（1087）泉州才置市舶司。地处北方的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境内），神宗年间不过是个沿海小镇，随着南北物资交流的增加，这里很快发展起来，广南、福建、淮浙一带的商人，用海船载着香药等诸色杂物，同京东、河北、河东三路的商人所运丝帛绫绢等物交易，使板桥镇成为一个“买卖极为繁盛”的地方，于是有人上言，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明、杭二州，而且可以免去走私犯法，亦可保证上供之物，不受道路风水之险。元祐三年（1088），在板桥镇设立市舶司。北宋末年，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附近）“蕃商船舶辐辏往泊”，成了一个新的外贸港口，故在此亦设市舶司。因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很多沿海地区成了交易场所，所置几个市舶司已不适应，故依具体情况，在镇江、苏州两地，朝廷允许依市舶法办理对蕃商的贸易。而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虽未设立类似市舶司的机构，外来海商亦可在此进行大宗的贸易。
另外，市舶司还办理蕃商到内地贸易之事，崇宁三年（1105），规定蕃商欲往他郡贸易者，市舶司发给通行证，但不得挟带禁物与奸人。而海船欲至福建、两浙贩易者，广南市舶司给防船兵仗，给予保护。对于出海贸易的本国商人亦有立法，元丰二年（1079），规定去高丽贸易的商人，所载物资达五千缗者，必须在明州登记领引，方能发船，若无引而出海贸易，以盗贩法论处。
南宋时，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较快，为对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南宋朝廷为解决其财政困难，大力提倡官员和沿海商人招诱蕃商到南宋贸易。高宗曾说，广州如果管理得当，蕃商往来频繁，可以“动得百十万缗”。据绍兴末年（1162）统计，福建、广州两市舶司岁得息钱二百万贯，其中大都是广州市舶司所得，它的收入确实“倍于他路”。两广除广州外，钦州（今广东钦县）、廉州（今广东合浦县）及海南岛也是海商出人交易之处，交趾（今越南境内）商人经常从海路到钦州故生意。福建泉州市舶司，自建炎二年（1128）至绍兴四年（1134）共收息钱九十八万贯。南宋中期以来，泉州在正常情况下每年有三十六艘蕃舶人港，是一个“以蕃舶为命”的城市。两浙沿海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在明州、临安（杭州）、温州、秀州（今上海境内）及江阴军五个地方设立市舶司。市舶司还在一些县镇设立市舶务，如华亭市舶务一度设在通惠镇。
隆兴二年（1164），有臣僚上言，提到市舶司近来“抽解名色既多，兼迫其输纳，使之货滞而价减”，原来以货物之十五分之一为关税，后来是十分之一，再后则对宝物施重税，如犀牙，十分抽二分，四分还得换买，对真珠虽十分抽一分，但要有六分换买。这样海商所赚无几，恐怕影响海上贸易，要求市舶司采取措施，促进海上贸易的发展。六年，下诏诸市舶司纲首能招诱船舶抽解货物累价至五万贯以上者，可以补官，以此鼓励诸市舶司招诱诸蕃商来宋贸易。
市舶司抽解苛严时，收入增多，但这不会持久，因为有的商人或不来贸易，或进行私下贸易，即便抽解较宽松时，这种走私活动也不曾间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