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学习《黄河保护法》有感
从水校毕业，在治黄水保上岗40年，退休离岗24年，一个水利“过来人”，初学《黄河保护法》，重温钱正英等水利前辈回忆文章，倍感亲切，由衷喜悦。
六十年代，靠11号“汔车”勘测，地属泾河流域陇东黄土高原——为建新西峰水保试验站分场选址；参加了甘肃庆阳马莲河东川，由悦乐镇元城子引水，至庆阳城郊的引水上山工程勘测与施工；庆阳西峰水保试验站“三道防线”（田间-胡同-沟边）群众性治理董志塬、南小河沟试验场泾流泥沙观测工作。
1964年，有幸调西安全国水保会分支机构——黄河中游水保会工作，“文革”斗、批、改，1969年单位撤销；下放汉中地区，直到改革开放，重建黄河中游水保会、新建黄河中游治理局（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归队工作-退休至今。
黄河干流全长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为79.5万平方公里，其中黄土高原总面积 64.62 万平方公里 ，水土流失面积 43.4 万平方公里 。
人民治黄天翻地覆，在上游筑有龙羊峡至青铜峡10座水电工程，装机2343万千瓦。2020年底，黄河流域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5.24万平方千米。特别是在黄河几字拐的鄂尔多斯盆地，开发建成了我国第一大油田长庆，和东胜神府煤田，世人瞩目，影响深远。
非常痛惜！于10月22日，不幸逝世的原水利部钱正英部长，正如她身前所说，中国正处于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过程中。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和河流鹭港发展的观念。
并指出，在取得胜利和成绩过程、失败和挫折中，所得到的知识，是人民用血汗代价换来的，要倍加珍惜永续践行。（2022/11/10老邓）
1975年，湖北省委书记对一农村妇女说：周总理要把你调省里工作！妇女听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在沉思片刻后，却说：再等等吧。
1952年春，为了保护荆江两岸5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党中央决定在荆江险段修建分洪工程。
为此，中南军政委员会动员20万民工，同10万多名解放军一同参加这项伟大的工程建设。为了响应国家号召，19岁的湖北省米积台小镇妇女委员辛志英第一个报了名。
在工地上，辛志英将一众姐妹组织起来，按劳力强弱实行运石、碎石一条龙作业，还创造了“鹞子翻身碎石法”，让工作效率成倍提高。
这一方法得到了民工指挥长饶民太的总结与推广，不久之后，总指挥长唐天际也号召全工地向辛志英学习。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该项工程最终于当年6月20日宣告竣工，这比预定计划提前了整整半个月，简直是水利建设中的一个奇迹。
6月22日，总指挥部召开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会上表彰了20位特等劳模，其中就有辛志英。为了表彰辛志英为分洪工程所做的贡献，指挥部还奖给了她一面大红锦旗、两头耕牛和一套农具。
此时的辛志英已经很高兴了，但她没想到更高兴的还在后头呢！
这年9月，辛志英突然接到一个有书本大小、署有毛泽东姓名、印着金边金字的大请柬，其内容大致是:去北京参加庆祝建国三周年观礼，去见毛主席!
在拿到请柬的那一刻，辛志英简直不敢相信她的眼睛，没想到自己一个小人物竟然能够有机会到北京面见伟人，这是何等的荣幸啊！
那年9月30日下午6点30分，辛志英穿着一套崭新的蓝色中山装，在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带领下，和其他劳模一起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大门。
半小时后，伴随着《东方红》的美妙歌声，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中央领导人步入了宴会大厅。
不一会儿，傅作义便对辛志英和另一位女劳模说:“你们两人就代表我们这一桌去向毛主席敬酒吧!”
辛志英瞬间有些慌乱，她努力调整呼吸，端着酒杯，跟着傅作义走了过去。
“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辛志英在心里默念了几十遍，但说出来后还是不由自主地羞红了脸。
毛主席也举起了酒杯，笑盈盈地对辛志英和另外一位女劳模说道：“你们把家乡的水治好，为民治水，造福子孙!”
辛志英坚定地点了点头，她将毛主席的教导牢牢铭刻在心里，在回到家乡后，她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家乡的水利建设当中。
在后来的岁月里，辛志英带领同事和乡亲们疏通了两条废河，搬走了3道废堤，开挖了5条水渠，还建了一外排水闸，使一个原本靠吃国家救济粮过活的旧村庄改造成了每年都能向国家缴纳余粮的新村庄。
由于工作能力出色，辛志英于1964年12月以当地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3届全国人大。在那次会议上，周总理与湖北代表团成员们一起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
当时，辛志英看着总理认真负责的模样，不由得被对方这虚怀若谷的气度所折服，她不禁感慨道:“听了您的报告，要兴奋10年!”
然而，周总理却摇了摇头，他十分谦虚地说道:“这个报告是毛主席主持起草的，功劳应该归于毛主席，归于你们，归于广大的人民群众。”
会后，周总理还与她握了手，并且说道:“我早就认识你了，你叫辛志英，是荆江分洪的女模范。”
此话一出，辛志英感动至极，她没想到，心系全国的周总理竟然还会记得只见过一面的农村妇女，更何况那一次两人并没有多少交流。
为了不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期望，辛志英更加努力地奋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是长年累月的劳累使她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最终不得不去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医生叮嘱她最少要休息半年，但辛志英一心牵挂水利建设，仅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就回到了工地上。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开幕前夕，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跑来告诉辛志英：“你也被选为这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啊啦！周总理对你十分关心，他想要你出来工作，这次会后，你就调到省里来吧!”
听了省委书记的话，辛志英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多么想立刻走到周总理的面前，向他老人家表达感谢。
在兴奋过后，她也冷静了下来，在沉思了许久后，她对赵辛初说道:“再等等吧，我很感谢周总理和省委领导对我的关怀，不过我想我还是在基层工作好！”
辛志英并不知道，此时的周总理已经患上了十分严重的膀胱癌，她也因此错过了与总理的最后一次相见。
时光匆匆，转眼间来到了1999年，这一年，辛志英退休了。可习惯劳动的她根本在家闲不住，每到汛期，她还是会主动为防汛抗洪做一些力，办一些事儿。
2020年2月24日，辛志英同志病逝，享年87岁。老人生前曾对子女们说:“只要我还能动，我活一天，就要继续为家乡人民做好事……"
1949年4月23日，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就在这一天，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们冲进了南京的国民党总统府，用人民解放军的伟大旗帜，换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让国民党反动政权22年的统治一朝覆灭。
渡江战役前夕，原本只担任牵制任务的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五军，却在阴差阳错下成为了主攻南京的部队。
4月23 日凌晨，最早过江的是第三十五军的3营，营长管玉泉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和他的战友们会在日后成为历史性一刻的亲历者。
管玉泉1921年出生在山东，18岁时参加了八路军，他带领着手下的这个营，本来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与敌人进行激烈拼搏的。
但到了江边他们才发现，敌人在江边筑起了很多工事，本来是准备死守的，但实际上却是不堪一击。
管玉泉带着3营过江之顺利也出乎他们的想象，据他回忆，整个渡江过程几乎一枪未发。到了下关码头，我站在船头上，第一个先跳了下来，队伍随后也跟着哗啦哗啦地跳下船，等着下一个命令。
很快，师副参谋长张绍安和三一二团团长王魁泉也赶到了，他们命令管玉泉，迅速占领总统府和国民党的各主要单位。
管玉泉立刻吩咐手下的将士们兵分四路，他让通信员陈敏忠通知机炮连随营部占领水利部，七连占领空军司令部，八连占领住在同一大院的社会部和青年联防部，管玉泉自己则带九连跑步去占领总统府。
管玉泉带着战士们冲到国民党总统府门口，战士们一面拍门，一面喊：缴枪不杀！这时候，门里有人响应：我们给你们开门。
大门打开后，出来的人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装的，但都没有带枪，看来国民党军队早已逃跑，只留了几个看门的人。
在总统府的顶楼，旗杆上飘扬着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这一下子激起了大家的怒气，管玉泉想着自己一路以来牺牲的战友们，更是恨这个旗子恨得要死。
管玉泉上去把青天白日旗扯了下来，把他们冲锋用的战旗升了起来，当红旗飘扬在南京总统府的上空时，大家心中都无比的激动，这个场景是他们终身都值得铭记的。
第二天下午，两位首长也来到了南京总统府，亲切地慰问了第一批冲进总统府的战士们，管玉泉带着两位首长参观了总统府，留下了难忘地回忆。
南京解放后，第三十五军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南京卫戍部队，不久后就被调归华东军区海军，管玉泉也随军离开了南京。
建国后，管玉泉并没有离开他奉献了青春和热血的人民解放军队，这位18岁起就参军的青年，他的军旅生涯中，曾多次立下赫赫战功，除了率部第一个冲进南京国民党总统府以外，他还有着很多光荣的时刻。
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率部冲进国民党总统府后，管玉泉继续延续了他辉煌的军旅生涯，他一直奋斗在人民军队一线，无论组织分配给他什么样的岗位和任务，他都毫无怨言，不折不扣的努力做好。
战争时奋勇搏杀、和平时兢兢业业的管玉泉，在建国后担任过解放军某部的副师长，最终在福建省宁德军分区离休，离开了他奋斗终生的人民军队。
离休后，管玉泉在福建省军区第五干休所颐养天年，过着平稳恬淡的晚年生活，这位历经血火洗礼的老人，本以为自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却不料又被卷入了漩涡之中。
当年攻占南京总统府，是党史军史上的历史性事件，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亲身经历者来说，也是无上的荣耀。
正因为如此，这份荣誉也一直有人觊觎，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前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很难考证，更有很多见证这一历史场面的当事人因年迈而去世，也让觊觎这份荣誉的人看到了可趁之机。
从上世纪末开始，就有人因为名利的诱惑，怀抱着侥幸心理，开始声称是自己率队第一个冲进南京总统府，想要窃取这份荣誉。
因为这段尘封的历史，并没有广泛地被报道过，这也使得一些新闻媒体，采信了这些说法，引发了广泛的传播。
当年跟随管玉泉冲进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三营战士们，此时都已经进入退休年龄，从各自的岗位上离休后安度晚年，但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这些不实的报道，大家一时之间都是怒火中烧。
管玉泉在2004年3月8日，专门写信给中央电视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还请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们将信件转呈给中央首长和总理。
在信中，管玉泉义正词严的表态，自己反映的情况如果有不实之处，他愿意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为此，党史军史专家们组织力量，在福建、南京和北京多地走访考证，结合渡江战役时各方的媒体报道和相关领导的回忆、传记材料，又翻阅了军史著作中的论述，最终对占领总统府这一历史事件形成了详细的考证材料，肯定了首个攻占总统府的部队是管玉泉所率领的。
2007年，上海文汇报、解放军报等权威媒体都刊登了管玉泉回忆当年占领总统府的文章，后来在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编纂的书籍中，也把管玉泉称为：让我军的战旗高高飘扬在总统府。
这些文章和报道，终于把人们从误导中纠正回来，让当年的英雄们重新享有属于自己的荣耀。
2011年8月27日，管玉泉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很安详，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历史功绩会被后人记住。#人物##历史#
#追寻先烈足迹#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后代如何？三个高官，最高至副国级
如果没有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或许永远都不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然而，38岁那年，李大钊将自己的名字永远刻在了历史的洪流中，刻在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上。
面对李大钊的牺牲，我们可以惋惜，可以慨叹。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为革命付出一切的伟大人物，他牺牲后，他的后代过得如何？
1889年，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一户商人家庭。由于祖父李如珍对他疼爱有加，盼望其可以读书成才，便早早为李大钊定下了娃娃亲，并在他十岁那年迎娶了十六岁的妻子赵纫兰。
尽管赵纫兰出身农村，可是她却不同于普通的农妇。她深知自己的丈夫前途光明，未来是做大学问的人。于是，自打加入李家便将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揽在自己身上，让李大钊一路从国内求学到了日本，还为了支持他的留学生活，四处筹措钱款，让丈夫可以安心学习。自己则在老家苦心经营家里留下的产业，进而养育一众儿女。
1918年，李大钊任职于北京大学之前，赵纫兰都是李家事实上的大家长。既要支持李大钊在上海、北京的革命工作，又要照顾和养育三个儿女，生活的重担可想而知。如果不是1917年4月，赵纫兰因长期劳累在家病倒，李大钊心疼回家陪伴，可能赵纫兰还带着孩子生活在老家大黑坨。
1918年的暑假，李大钊为了与儿女妻子团聚，终于举家搬到了北京。那时候，李家住在宣武门附近的回回营三号，赵纫兰虽为一介农妇，却知情识趣，李大钊结识的许多学者朋友也都非常喜欢与她往来，她是当时公认的贤惠人。
有了家人的陪伴，李大钊更安心于革命事业。那一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李大钊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播种工作。而随后的一战结束，也让李大钊更加明确思想方向，将社会主义的大旗坚实地插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由于李大钊后来当上了北大教授，相继又成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等多所学校的老师，因而收入日渐增加。一般来说，每个月有200多块大洋的收入，相形之下，毛泽东的月薪才不过8块大洋。可以想象，在那个年月李家本应是富有大户。
然而，因为受到丈夫革命思想的熏陶，让赵纫兰十分节俭，甚至李大钊常常将工资当做活动经费，或是接济他人，使得家中日子难过，赵纫兰也毫无怨言。
正是这样的家庭氛围，赵纫兰独自承担儿女教育也不忘丈夫说的“简易生活”，使得李家的五个子女也为人正直，胸怀国家，特别是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在其父在世时就曾经目睹并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前后，民国政府的白色恐怖席卷北京，随着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的到来，李大钊等中共同志的处境愈加艰难。到了1927年，李大钊面对敌人的凶狠残暴，毅然走上了绞刑架，与这个世界阴阳两隔。那一年，18岁的李葆华，在父亲被绞死，母亲兄妹被抓捕时，并没有退缩，他选择了跟父亲一样的路，成为一个革命者。
面对这一局势，组织将他转移到了日本，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成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日本这个父亲曾留学的地方，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上了中共驻东京的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选择回国，投身于反日爱国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党内的精英骨干。建国以后，李葆华先后担任过水利部副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最高官阶相当于今天的副国级。
而李葆华的三个儿子也都成为了国家栋梁。大儿子李青曾在浙江省统战部担任部长、政府副主席；二儿子李宏塔继承了父亲，在安徽省当过民政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最小的李亚中，没有跟哥哥父亲一样投身政治，成为了水利部的工程师，专心于科研工作。
至于长女李星华，则更是继承父亲李大钊的风范，面对强权毫无畏惧。从1938年开始，她就跟随丈夫贾芝跑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学中担任教师。
建国后，她将教育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在师大女子附中等学校担任老师，同时还成为了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者，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
而在父亲死后，与母亲相依为命较为辛苦的是小女儿李炎华、三儿子李光华以及小儿子李欣华了。由于当年时局动乱，李炎华在暴动中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能够避祸，她回到了老家大黑坨，一待就是几年，还在当地小学当了教师。
直到后来与党组织恢复联系，才被调到冀东建国学院工作。但是，她与兄弟姐妹再次相聚，已经是建国之后的事情。
至于李光华，他4岁丧父，9岁母亲赵纫兰也过世了。生于革命家庭，李光华有着超出年龄的成熟。14岁那年，他就参加了冀东大暴动，在战争年月跟着大姐李星华四处奔走。
长大后，他在唐山当过宣传部副部长，也曾是纺织厂的党委书记。八十年代初期，他被调回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中科院电子研究所书记的职务上工作到退休。
李欣华几乎没有见过李大钊，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出生几个月父亲就英勇就义。他在1940年时也跟随大姐星华来到延安，解放后也投身到了教育系统，在北京学校担任校长，直到八十年代末过世。
1963年，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就任安徽省委书记。他这省委书记刚当了一年，家里面所有的亲戚都被“得罪”光了，当地老百姓却称他为“李青天”，这是为何呢？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李大钊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思想先锋，其影响之深远长久，言语难表。
在父亲的影响下，李葆华于1925年加入了共青团，那时候他才14岁。
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前辈的鲜血与牺牲。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英勇就义，李葆华也只能在周作人等人的掩护下秘密前往日本留学，逃避国内军阀的追杀。在这里，他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京特别支部书记。
即便身在国外，李葆华依然十分关心国内形势。因此，当“九一八事变”发生震惊全国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国家需要他，立马动身回国。这一路，从上海到北平，再从北平到河北，他一直在为抗日做宣传，组织开展多个抗日爱国运动。
身为一个文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驻守我军大后方，做好组织、思想、人员调动等多项工作，还一度担任过贺龙将军的政治秘书。直到新中国成立，一向工作出色的李葆华才被调任到水利部任副部长。
水利一直是一个利在千秋的大事情。因此，毛主席亲自点名让傅作义和李葆华共同主持新中国的水利事业。
这两个人果然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待，他们一起初步构建了中国水利建设的基本框架，甚至黄河，淮河，还有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但是李葆华这个人像父亲李大钊一样，从不往自己身上揽功，只默默做好自己的事情。
国家并不会亏待每一个为人民做贡献的人。1962年，安徽省委书记辞职，李葆华同志被毛主席任命为安徽第一书记。
农民出身的李葆华最能知道老百姓的辛苦不易。因此，到任后的他一直高度重视工农发展，甚至探索出粮食流通的新办法，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经济发展中，他也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即便当时还没有准确的三农概念，但是眼光卓越的李葆华还是在努力改善民生，推动农业发展。
这几年时间，安徽省的工农业一直蒸蒸日上，这里的百姓也会亲切地叫他“李青天”。能做出这番成绩，最主要的原因李葆华这个人特别注重深入群众。
原来还在水利部的时候后，李葆华就有一个习惯∶不送礼，不送礼，也不坐车，甚至去地方视察，吃饭都要交饭费。因为水利勘测需要的工作人员众多，他生怕开了这个头会把当地的百姓吃穷。
现如今到了安徽，李葆华也经常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村民见了他也只会以为这是哪里来的老乡亲，有什么话都说得坦坦荡荡。就这样，李葆华也能从这些闲聊中了解到百姓的真实情况，及时作出应对。
这样一个深受百姓爱戴，贯彻其父风采的“李青天”为何却总是被亲戚们嫌弃呢？
原来，这个当兵出身的老领导一直都谨记共产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使面对的是亲戚也毫不例外。
记得当时有一次李葆华去贵州茅台酒厂考察，临走的时候，当地的负责人习惯性地给他的秘书拿了两瓶茅台酒带回去。因为当时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了，秘书也就顺手收下来，跟回家的行李放在一起。
等到回到安徽，李葆华收拾行李的时候才发现这两瓶多出来的酒，他马上给秘书打电话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了解完前因后果之后，他坚持要把酒退回去，秘书却说“这是很正常的事，从来没有人退回去。”李葆华却依然坚持按照茅台酒的售价，把钱退了回去。
类似的事情在李葆华身上发生过多次，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有人说过“葆华这个人哪都好，就是过于不给别人面子了，容易没朋友。”李葆华听到这些言论，也只是笑笑，这种“面子”朋友不要也罢。
正是因为李葆华这种品格，即使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级，国家依旧给予重任。
1978年，李葆华担任央行行长，开始为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做贡献，为国家培养金融人才。
2005年，为国家鞠躬尽瘁了一辈子的李葆华同志安详离世，留给世人的只有“李青天”的清名和逐渐完善并运转到今天的国家体系，不负李大钊同志的清名。
两座水库决口，在现在听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可是它确实发生了。近日，连降大雨，内蒙永安、新发水库同时失事，大量村庄、农田被淹。导致溃坝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内蒙地形多平坦，想修筑水库，必须截断河流，进行筑坝蓄水。作为高原水库，平坦地形，大坝都不会多高，属于平原水库。
当地为砂质壤土，石料不多，按照就地取材原则，低水坝常设计为土坝，或者黏土心墙坝。
这种坝的优点，就是就地取材，经济投入少；缺点是强度低，容易受到白蚁等破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是古训，先是坝堤渗水，再出现管涌，最后决堤。
水利部已经约谈了当地水利厅负责人，要求严查责任人。说明这事故里有故事，虽说原因正在调查中。但三个可能原因不能漏掉。
一是，有可能平时对溢洪道提升闸门，演练不够，保养不及时，操作不规范，待需要开闸泄洪时，闸门却由于锈蚀，或其他原因，提不了闸。
泄洪闸关键时提不上去，库水位在高水位持续运行，最终导致大坝超出设计承受范围，造成坝堤决口，河水倒灌，形成灾害。
二是，土坝在填筑时质量把关不严。按照相关施工规范，土方填筑时，要对土体含水量进行检测，含水量大了要晾晒，含水量散失太多，要适时洒水，只有让土方含水量保持最优，才能碾压到最大压实度。
对于土方填筑来说，无论晾晒还是洒水，都要增加施工工序，降低功效，增加工程投入，这是某些包工头不愿意见到的。
为了利润最大化，有些人就有可能铤而走险，进行偷工减料，导致工程填筑质量降低。
三是，如果管理不善，不按流程操作，工作人员玩忽失守，也会造成水库失事。按照正常操作，汛前，要及时将水库水放出，清理库容，为即将到来的大汛提供库容。
即便以上原因都不是，也管理方也应该有预案，一旦库容迅速或短期水位抬升，也应该有从容应对之措施，确保大坝安全为主。
历史上多个水库连续决口，导致大灾，对于河南人来说，早已不再新鲜。
“75.8”河南发大水，1975年8月，淮河上游发生强降雨，石漫滩、田岗水库垮坝，澧河决口，老王坡蓄洪区相继决口。
终使板桥水库垮坝，六亿多立方洪水，16米高的洪峰咆哮而下，同期竹沟中型水库垮坝，薄山水库漫溢，及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间相继垮坝溃决。
当时，该水灾造成河南、安徽两省受灾，涉及1100万人，灾害经济损失110亿元。
水火无情，治水才能利用水。对水充满敬畏，不可存在一丝麻痹大意。
内蒙两个水库溃坝，明面上是水灾，是天灾，但最终都会追查到工程质量上，所以，质量事故也会引发安全事故。
自2014年8月，质量终身制首次提出，工程技术人员、项目建设各级负责人，只要工程质量出现问题，都将被终身追责，即便调离或退休，都不例外。
总之，内蒙两水库溃坝，很快就会有调查组进驻，是否是质量原因、管理原因，还是设备等其他原因，都将将会查个水落石出，涉及其中的任何责任人一个都跑不掉。
郑州洪水，祸兮！福兮！
看了同学父亲， 一位清华老水文专家写给同学群的一封信，从水文专业的角度谈起郑州的暴雨洪灾。我看后佩服这位老人的清晰思考和分析，正如一句古诗所说“九旬常怀千年策，热血更温世纪泉”。经家属同意，展示给大家。
以下是信件内容：
这次郑州暴雨，主雨区面积估计5万km2，24小时雨量达500mm，面平均雨量则可达300mm。三日总雨量面平均值可达500mm，可计算得主雨区总降水量为250亿m3。外围面积按10万km2，面平均降水量按前一半计，则总量达250亿m3。总计，这次郑州暴雨总量为500亿m3，这个数字可观吧！相当于黄河的年径流量。那么这些水量哪去了？没见过发大洪水的报道。我想是这样，分三块，南边一块（黄河干流以南）产生的洪水流入淮河，按总面积六成计，平原区径流系数按0.3计，则可知洪水总量约100亿m3。北面一块儿，主要在海河水系。可能要比南面一块小些，按50亿m3计。还有第三块就是黄河干流，这一块儿主要在小浪底水库以下，产水的流域为伊洛河、沁河等。没见报道有大洪水，估计总洪量可达30亿m3。则洪水总量约为180亿m3。
简单总结一下，总降水量500亿m3。总径流量180亿m3。下剩320亿m3，这些水量哪里去了？通常我们说这些水量就都是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量，大约350mm的水量补给地下水，粗略估计能普遍使地下水增加2~3m左右。
多少年来，华北平原及河南平原普遍存在地下水超采，还出现许多地下水超采漏斗有的深达10m或更多，这次大暴雨可说是天降大灾，但又可说是大补元气，超过了多少年来南水北调的水量。祸兮！福兮！
陈满祥
2021年7月25日
作者简介：陈满祥，汉族，1933年出生，内蒙古临河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水文专业。分配到甘肃省水利厅水文总站工作直至退休。长期从事甘肃水文测验、水文站网、水文计算分析及水资源研究等工作。主要主持和参与著作有：由水利部水文局主持编制的《中国水资源评价》作者之一；《甘肃省水资源评价》主持人；《河西水资源调查评价及合理利用研究》给省政府的研究报告。本人专著：《陈满祥水文水资源论文集》及续集二册等。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自然科学进步一等奖。获国家人事部颁发“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誉为甘肃水文事业的奠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