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1950年初，中央决定进军西藏的消息传开，刚从战场转入和平的十八军像开了锅，逃兵数量猛增。严重的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长，急得连长指导员夜里不敢睡，轮流把门。
十八军的军长是张国华，15岁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曾与10倍于己的蒋介石部队周旋，战功赫赫。进军西藏前，张国华正带领他的部队开辟川南新区，大批干部已被派往川南各地担任县市领导。
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传来了刘邓首长的电令：十八军就地待命，张军长及各师主要领导干部速来重庆。张国华一惊，立即意识到：任务有变！
他估计的没错，一到曾家岩，刘邓就把毛泽东要二野进军西藏的情况说给张国华听。他们决定：让张国华在二野所有部队中任意挑选3个主力师，组成3万人的一个军。
十八军本来要去贵州，刘邓考虑十八军过江以来跑路最多，吃苦最大，中途又让十八军改进天府之国的川南。官兵们对此尚未尽兴，又要从风和日暖的天府之国到冰天雪地的神秘兮兮的西藏。所以，他们让张国华自己挑选军队。
但张国华还是信任这支归建二野以来一直跟随他的老部队，他还是想带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去西藏的消息传开，刚从战场转入和平的十八军像开了锅，逃兵数量猛增。严重的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长，急得连长指导员夜里不敢睡，轮流把门。营团领导天天晚上追问当天逃兵数。
对于拍着胸膛无条件接下任务的张国华来说，更是有苦难言：这支打日本、打老蒋的光荣部队，即使在挺进大别山那样艰苦、那样残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发生过逃兵现象。
他本来就年轻气盛，打起仗来连后退都是少的，如今看见有人开溜，气得虎眼圆睁，嘟起薄薄的嘴唇，双手打着膝盖骨，恨得直跺脚：“这些兵为什么要这样坏？去，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
最使张国华痛心的是干部队伍里也出现了“逃兵”。本来他最欣赏的原十八军炮兵营政委、后提升为52师一五四团副政委的刘结挺，第一个向他和谭政委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
张国华拿信的手都抖起来了，本来他很喜欢刘结挺那副文静的样子，又有知识，聪明能干，他已经准备要提升他当政委了，谭冠三也气得七窍生烟。
可张国华思考再三，觉得进藏是件光荣的事，不能让这些人败坏十八军的名声，规定凡是逃兵一律不准去藏，就地转退地方。
但大多数人还是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于是开过小差的人们急了，生怕被裁减。所以表决心、写血书的人纷至沓来，干部们又转过来做安心留在地方的工作，逃兵还是一个不要。
毕竟以进藏为荣的人也很多。像参谋长李觉就是在得知部队要进藏后主动放弃大城市生活，向老首长刘邓提出归队的。
临走前的几天，张国华和其他领导天天泡在会议室，研究关于西藏的各方面情况，秘书打来电话：“军长，难难病了。高烧不退，您是不是回来看一看？”
张国华与樊近真1946年6月结婚，难难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33岁才有孩子，视为掌上明珠。张国华怔了一下问：“什么病？”“可能是肺炎。又咳又喘。嘴里不停地叫爸爸。”
张国华心口一热：“我抽不出身。你安慰她两句。”挂上电话，他又钻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继续研究，一会，警卫员又过来说难难情况不好，叫他快去。
张国华火了：“3万多人要进藏，百事都要有个谱，在这动辄千军万马之际，我这个军长能离开吗！”警卫员憋着嘴，急急忙忙又往医院赶。
会议继续进行，晚上张国华稍得一点空，催车去医院看一眼，告诉孩子就要去西藏去看火焰山，找孙悟空。当他站在病床前，他似被五雷轰顶，难难，这个总是睁着好奇亮眸的孩子，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樊近真坐在一旁，已经哭得泣不成声。
她是山西平定人，1936年在平定师范学校时参加革命，她怀了难难后还接受组织的派遣，去开封执行打进国民党银行的任务。她化装成农妇，路过一个村庄时被敌包围，正好临产，只好躲在老乡的牲口棚里分娩。
不久敌人进村了，她用被子把孩子一裹，放在床上。进来的敌人以为被子里裹着好东西，伸出刺刀就刺。樊近真急得心都跳到口里，又不好喊叫。房东大娘也急得扑腾一下跪下哭喊：“里面是我的孙子呀！”
敌人总算走了，两人急忙打开包被，好在刺刀只刺破旧被子，没伤着孩子，樊近真自此给孩子取名“难难”。张国华强忍着咽下苦涩的泪水，把这作为进藏的第一个牺牲。
1950年2月3日，由王其梅副政委、李觉参谋长率领的进藏先遣部队出发了。后来，进到甘孜的北路先遣队，由于交通困难，粮食补给不上，就靠挖野菜，捉地鼠充饥，长达一个多月，半饥半饱地修路。稍后，张国华、谭冠三率领十八军主力部队开拔，进军西藏。
1950年10月，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1951年春，中央与西藏地方代表协商，5月23日，宣布西藏和平解放。
开宝九年(976年)六月,当听说吴越国主钱俶已经觐见了宋太祖后,福建漳泉两地的老大陈洪进内心立刻忐忑不安了起来,他决定紧跟形势,立刻派遣自己的儿子去开封,请求朝廷同意自己进京,并对赵匡胤行“乞觐之礼”。
在得到赵匡胤的批准后,这个已经64岁高龄的老头就带着自己的“文武大臣”以及全部家当,开始从福建动身,前去开封养老。
只是,虽然陈洪进已经没了当皇帝的心，但老天爷似乎并不想收回他的皇帝命，就在他走到剑州(今福建南平)时,突然传来赵匡胤在“斧声烛影”中暴毙身亡的消息，陈洪进不得已又返回了泉州城。
虽然这一次投降没有成功,但陈洪进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毕竟新继位的皇帝野心一点也不比前任的小。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当听说钱俶再次到开封开会被软禁后,已经64岁的陈老头终于想通了，自己前半生拼死拼活打下的漳泉两地,如今已经变成了烫手山芋,要是再这么“不解风情”，皇帝可能就要翻脸了…
算了,反正也都享受过了，认命吧。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陈洪进带着全体家人,来到了开封，用漳、泉二州,十四个县以及十五万户居民的户籍本册,，向赵光义换了一间养老用的房子。
至此,大宋没费一兵一卒,尽得漳泉二州之地。赵光义喜出望外,为了嘉奖陈洪进的善解人意,赵光义赏赐他钱千万、白金万两、绢万匹,并册封陈洪进为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又册封他的大儿子陈文显为通州团练使,依旧回去管理泉州;小儿子陈文凯为滁州刺史,回去管理漳州。
后来,年己64岁的陈洪进就住在了开封城里,他一直享受着宰相级别的待遇,就这样无忧无虑地活着,一直活到雍熙三年(986年)オ安然去世。
虽然陈洪进献土归地的事情让开封城全城欢舞,但是,身处这个盛世旋涡中心的一个人却死活高兴不起来,这个人不仅面无血色,而且他还清楚地知這自己的未来,已经被这件事情彻底定性。
这个人,就是被赵匡义留在开封“盛情款待”的吴越国主——钱俶。
得知陈洪进主动献出了漳、泉二州后,钱俶惊恐不已。为了自己的前途,钱俶立刻写了一封奏折,他请求罢免自己“天下兵马大将军”的职位,废除自己所有的待遇,只求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士,再拜祭一下祖先的陵墓。
虽然钱俶的这封奏折卑微下作、毫无骨气,但是,这封奏折依旧没有感动赵光义,这位皇帝还是回了那三个字:不同意。
得知这个结果后,钱俶一时不知所措。
就在此时,面对这个无计可施、黔驴技穷的钱俶,吴越国的宰相崔仁冀走了过来,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大王,事已至此,朝廷的意思己经很明白了,您还是赶紧献土归地吧,不然大祸马上就要临头了。”
史料记载,崔仁冀此言一出,刚才还沉默不语、无计可施的群臣们却来了精神,他们群情激昂,大骂崔仁冀是奸臣,说他要毁了吴越国的千秋万代。他们还要求皇帝诛杀了崔仁翼,以儆效尤。
面对这些精神亢奋的大臣,崔仁冀长叹一声,他慢慢地说道:“诸位呀,如今咱们在人家的手掌心里,离自己的国家有一千多里,除非咱们长上翅膀,否则谁能跑得了?”
这一下子,群臣立刻无语,钱俶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实际上,对于这天的到来,钱俶早已预料到,只是还心存侥幸而已。
第二天,为了换来一顶“淮海国王”的帽子,钱俶毅然决然地把吴越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零八户居民全部进献给了赵光义。
“平白无故”得到了这么多的土地,赵光义的心情好得不得了,除了加封钱俶的官职外,赵光义还册封了钱俶的儿子为准南节度使和镇国节度使,册封他的孙子为泰宁节度使。就连那个理应无法封赏,却积极主动给钱俶做思想工作的崔仁冀,也得到了一个淮南节度副使的官职。
不管怎样,对于赵光义而言,钱俶的主动投降,绝对是一件举国欢庆的大喜事!因为从此刻起,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开始,伴随着吴越国主钱俶的纳土归降,这不仅标志着大宋王朝兼并吴越国的胜利,也标志着帝国对南方完成了彻底占领
至此,从唐末开始,南方那轰轰烈烈的“九国”,那些不可一世、驰骋天下的英雄豪杰们,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这片土地上,将不会再出现“天有二主,国有数君”的局面,这里将只有一个皇帝,并只有一个王朝的名字太平兴国三年,这将是一个永载史册的年份:这段历史,也将是赵光义不朽的功绩。
当然了,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永载史册的太平兴国三年,不过是赵光义当上皇帝的第二年而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位皇帝一个人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丰功伟绩,所以逼迫钱俶、陈洪进献地,这完全是赵匡胤“前人栽树”的结果,赵光义只是坐享其成罢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是坐享其成,但是赵光义也完全接过了哥哥的衣钵,他不仅让哥哥的政策得以延续,而且没有发动一场战争,只凭不断地施压和恐吓,就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让数十万军队全部归顺了自己。
毫不夸张地说,让江南百姓免受兵祸之苦,让两地百姓免于生灵涂炭,仅此一项,赵光义即可救活无数百姓,堪称普度众生,功德无量，完全符合一个明君的功绩。
1943年2月，开封伪军司令孙良诚宴请张维玺，席间突然宣布，汪精卫任命张维玺为伪第二方面军副司令，张维玺大惊失色，当场拒绝。
半年前，因有汉奸告密，日本宪兵队在天津将张维玺的父亲和妻子抓到厦门扣押，要挟张维玺投奔汪伪政府。
张维玺和孙良诚都是原西北军将领，一年前孙良诚率部投降日伪，被任命为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伪第二方面军司令。张维玺不愿意担任伪职，但是却又担心父亲、妻子安全。于是，他便潜入开封，去找孙良诚，希望孙良诚能够出面，保释他的父亲、妻子。
不料，张维玺到开封后，孙良诚表面客气，暗中则部署人手，不让其离开开封，并且报告给了南京的汪精卫，让张维玺当他的副手，企图拉其下水。
宴会散了后，张维玺回到旅馆，见副官苗秀升（张维玺外甥）正在等他，张维玺满脸怒气地把宴会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苗秀升说：“饭无好饭，宴无好宴，这是孙良诚在逼着您下水，现在只能忍着等他们把人放出来，您这时要多注意，别引起他们的怀疑。大家非常担心您的安危，叫我来探听一下。”
张维玺说：“你回去让他们放心，我在这里还好，等孙良诚回来后，叫他无论如何先解决放人的事，你过几天再来开封，看情况再作打算。”
第二天，谷大江（伪开封绥署参谋长）带人强行接张维玺到绥署，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孙良诚当日前往南京），会后谷大江引领张维玺到各部门走了一趟并介绍其主要负责人。
午饭后在休息室里，张维玺问：“你们现在部队都驻扎在什么地方。”
谷大江说：“孙司令去年一开始担任的是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另外总司令部还直辖着一个三十七师和一个特务团，赵云祥任第四军军长，王清瀚任第五军军长，直辖师师长是孙玉田。不久前，开封绥署主任刘郁芬调职，由孙司令兼任主任，我成了绥署参谋长，总部设于开封和八公桥两地。"
张维玺又问：“日本顾问在绥署里干什么？”
谷大江哼了一声说：“日本驻军在南京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向各军事机构和各部队都派遣有军事顾问，开封绥署的日本顾问叫井福少佐，他直属南京日本最高军事顾问松井久太郎指挥，绥署里无论大小事务，都要经过日本顾问许可，别看他是少佐，孙总司令有事要向他请示，而他下达的命令都要服从，实际上我们的军队是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之下。”
张维玺问：“孙良诚什么时候能回来？”
谷大江说：“大概半个多月吧！最近听说刘郁芬生病住院，孙司令还要去探望一下，他回来时还要到八公桥总部去布置工作。”
十几天后，孙良诚回到开封，张维玺询问解救家人之事，并再次表示自己不能担任伪职，孙良诚说：“已经定下的事，你别再推辞了，咱们都是老朋友，大家一起共事，还有嘛不行的。”
孙良诚接着说：“我在南京曾去看望刘郁芬，他在病中还问过你的事。谢庆云(伪第二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对我说，刘郁芬曾经与日本军事总顾问联系过，他说不久即可放人。”
几天后，孙良诚急匆匆走进房间，笑容满面地对张维玺说：“保释的事办妥了，厦门方面已把人移送到开封，日本军部通知明天去接人。”
次日中午，孙良诚从日军师团部（铁塔寺附近）将张维玺的父亲张安然、妻子王仲瑛接送到旅馆。
张维玺见到被关押达半年之久的父亲，身体羸弱，面容憔悴变得苍老了许多，顿时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磕头赔罪，张安然也激动的流下眼泪，王仲瑛则在一旁抽泣，突然，张安然脸色变得苍白，倒地不起，张维玺慌忙将父亲抱在床上，孙良诚立即派人叫来军医官紧急施救，经检查后，医官说：“老人年纪大，身体受过折磨，十分虚弱，加上旅途劳顿，又因情绪过分激动容易引起昏厥，应当卧床静养。”
接着，医官拿出一些药品叮嘱按时服用，孙良诚对张维玺：“以后有嘛事儿和要嘛东西，就叫勤务兵直接去绥署找谷大江办理。”
经过几天的医治和休养，张父的身体逐渐恢复，当他得知张维玺被任伪职后，气得浑身发抖，大声斥责道：”你怎么能当汉奸！难道忘了是谁把咱家烧的净光，你还给他们当帮凶，快去找孙良诚辞职，我不怕他们整死我，大不了一死。“
张维玺急忙劝慰，低声告诉父亲：“为了救出你，我才来开封找孙良诚，现在是权宜之计，不用担心，我不会让孙良诚拉下水。“
过了几天，孙良诚来旅馆看望，对张维玺说：“过几天，我去南京开重要会议，我走后，你要代理一下公署的事务 。”
张维玺把一份辞职书递给孙良诚，孙良诚看后面色不悦地说：“你干嘛这么固执，是我作了担保，厦门才放人，你辞职不干，我怎么向上交代。”
张维玺正色说：“你知道不知道，日本兵把俺老家全烧光了，逼得全家老小逃到天津，俺爹又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折磨得半死，这些事要是搁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想，怎么做，我是凭着咱们的老交情找你来保释老人家，你不能拿这件事，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做人要有良心，你不能乘人之危。 ”
孙良诚面色尴尬，考虑良久后，让张维玺及家人去干训团（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团）暂住，孙良诚拉张维玺下水的图谋，落空了。
1926年，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内乱中的旧中国风雨如晦，一群怀着爱国救亡理想的青年在刘宋营村的一个小院落里，建立了南阳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点燃了当地抗击军阀反动统治、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烽火。
如今，经过修缮的中共南阳第一支部旧址仍然保持着简朴厚重的风格。穿过记载南阳党史光辉历程的几百米红色文化长廊，走进修缮一新的院落，大门上“中共南阳第一支部旧址”几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院内青砖灰瓦的建筑见证了那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
“南阳第一支部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领导下建立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南阳共产党人创办农民夜校，宣传发动群众，组建农民武装，在南阳播下了革命火种，在中原腹地迅速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宛城区委党校教师刘平家告诉记者，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分析当时的形势，要求在北伐必经之路的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革命运动。随后，在周恩来具体指示下，中共上海组织派遣南阳籍共产党员、上海大学学生杨士颖回到南阳建立中共组织。
杨士颖回到河南后，与中共豫陕区委取得联系。中共豫陕区委决定派遣在开封当教师的南阳人刘友三、朱冠洲，和杨士颖一起回南阳开展党的工作。他们三人回宛后，利用合法职业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经过认真调查，他们初步确定把支部建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刘宋营村，并发展了南阳本地第一名共产党员刘实中。
1926年5月的一天，刘友三、杨士颖、朱冠洲到刘宋营村刘实中的家里，他们以打牌作掩护，召开党的会议，学习《共产党宣言》，正式成立中共南阳支部委员会，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会议决定由刘友三担任书记，杨士颖担任青运委员，朱冠洲担任军运委员，刘实中担任农运委员，机关驻地为刘宋营村。
中共南阳支部的成立，给战乱中的南阳带来光明和希望，为以后党组织在南阳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支部以刘宋营村为基地开展党的活动，在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通过农运工作教育红枪会等群众组织，发动红枪会进行抗粮斗争，壮大了当地革命声势。此后，以刘宋营村为中心，中共南阳党组织的力量不断加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网页链接
#开封头条#开封网友爆料:三方派遣的年轻人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没有给予他们能够再奋发进取的态度因为工作做的是最多的薪资是永久不变的，国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些三方派遣的年轻人的梦想给他们一下进取的精神动力！
29名大学生滞留服务区近4小时
高速交警伸出援手
27日晚，29名来自新乡某高校的大学生准备在暑假期间去广东惠州勤工俭学，在开封服务区转车，来接的大客车迟迟未到，高速交警巡逻时发现，帮助他们解决了困难。
2021年6月27日22时，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五支队民警王付涛、张后跃巡逻至连霍高速公路开封服务区北区，发现有一群大学生带着行李箱在广场上等待，旁边并没有大客车等候，有被甩客嫌疑。民警立刻停车向前询问几名同学，得知他们在新乡某高校读大学，在学校报名暑假兼职，这29名同学被劳务派遣公司派去广东惠州某代加工电子厂工作，先是从新乡出发乘大客车来到开封服务区，然后再转车去惠州，但是转运车辆一直没有到，说好的在下午6点多到，到晚上10点仍然未到，同学们带着行李在酷热的广场上的等待了近4个小时，也没有吃饭，心情烦躁，忐忑不安。
民警一边安抚同学们，一边根据同学提供的驾驶员的电话，抓紧时间联系。民警对驾驶员李某询问晚到三个多小时的原因，李某解释是由于下午去郑州办理省际包车通行证了，所以迟到了。民警还了解到转运车辆行驶路线是经过开封服务区南区，大客车无法通南北区的涵洞过来接旅客。民警组织同学们带好行李，依次排队从涵洞穿过，在服务区南区等待，没过多久，大客车到了，同学们终于坐上了等待已久的大客车。
见到驾驶员李某，大学生们对李某的服务态度表示十分不满，因在酷热的广场上焦急地等待引发的怨气久久不能散去。驾驶员李某认为事出有因，自己也没有错，双方发生争执。民警赶紧进行调解。最后，驾驶员李某愿意请每为同学在服务区吃一顿价值35元的自助餐作为补偿，双方达成和解。
临别时，民警嘱咐驾驶员李某，超员载客、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都是严重违法行为，严重影响行车安全，一定要遵纪守法，安全地将勤工俭学的同学们送达目的地。
（撰稿：张后跃 审核：刘建伟）
1883年农历八月初八上午八时开工，八月十八上梁典礼，八月二十八竣工。房子盖成后上下两层共八间，楼上全是八砖一组扣顶，楼下是八砖一组铺地。
这个楼与八相关的数字有12个，所以被称为八八楼。
八八楼位于河南省鹿邑县高集乡枣园村，是清朝贡生刘心广所建。1917年5月，刘心广的孙子刘国权在八八楼出生。刘国权小时候在本村读私塾，1931年考入归德府中学，1935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此后成为闻一多的学生。在闻一多的影响下，刘国权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党组织派他到苏联、法国留学，学习新思想、新知识，对革命真理作进一步的求索。1938年，刘国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西安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底，根据党组织安排，刘国权回到了河南省鹿邑县，在老家枣园村建立了最早的抗日地下党组织，八八楼成了他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派遣，刘国权以《开封晚报》编辑、记者的身份做掩护，活跃于豫东、皖北国民党军政机关，为革命搜集情报。1944年秋天，刘国权到驻洪泽湖国民党某部王松先团采访，对王松先反复做政治思想工作，使其茅塞顿开，毅然跟随杜新民师长投诚于新四军张爱萍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国权先后在柘城县中学和归德师范学校，以教师身份在师生中宣传革命，发展党组织，为革命队伍培养输送大批人才，并搜集情报，筹集物资秘密送往豫皖苏军区。为唤醒民众，他深入农村，携带幻灯机、留声机进行革命宣传，以他雄辨的口才向群众讲解革命道理。他还把自己家的一百多亩土地提前分给了农民，在豫东影响很大，并在鹿邑指挥成立了农民武装，输送大批青年参加革命队伍。1947年2月第一次解放鹿邑时，刘国权领导人民里应外合，使我军顺利地攻入鹿邑县城。
1947年9月，国民党败相渐露。9月深夜的一天，国民党第六绥靖区20多名特务手持短枪，翻墙进院，强行撞开刘国权的住室门，用枪指着刘国权的头，让他跪下。刘国权淡定自若、昂然直立，大声呵斥国民党特务：“尔为尔，我为我，各保其主，何须欺人太甚，往后站！”刘国权穿好一身古铜色的西装，脚穿一双红色新布鞋，又打好了领结，对着镜子梳理好头发，昂头阔步，走向国民党特务的汽车。看到围观师生增多，他停下脚步，告诉师生们：“你们要冷静头脑，观清是非，千万不要跟随国民党走向歧途。”随后被特务推上汽车带走。
两天后，他的学生通过私人关系来到监狱探视。这时候的刘国权戴着脚镣手铐，遍体鳞伤，衣不成型，面部全非，但是双目依然炯炯有神。期间，他一直鼓励他的学生，要认清形势，选好人生的道路。短短的十分钟，他情绪高昂，丝毫没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临别，刘国权把一张纸条递给他的学生，让学生转交给商丘中学校长诸予，纸条上写的是给妈妈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妈妈，我的血未冷，我的心在跳。
儿子不忘你养育之恩，永记你哺育之情。
妈妈，我将要与你永别，勿因儿不在你身边而悲伤。
儿子没有给你丢脸，你将从现在的曙光看到明天的光明。
您的儿子此时此刻亲笔
1947年9月2日
因为案情重大，几天后，刘国权从第六绥靖区被秘密押解到徐州“剿总监狱”，审讯时，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我党的信息，后惨遭杀害。他的尸首被友人秘密埋葬于徐州子房山，他的亲属搜集到他的遗物，在高集乡枣园村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
刘国权牺牲后，他的妻子受到严重的打击，一病不起。这时候长女已经记事，长子嗷嗷待哺，次女刚刚出生。因为家庭变故，后来长子夭折，次女因为缺失家庭温暖而精神失常。长女刘肖军成长为一名桃李满天下的优秀人民教师。每当有人提起自己的父亲，刘肖军总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刘肖军的儿子普杰，现在是鹿邑县乡镇党委的一名副书记，继承着外祖父未竟的事业。
如今的八八楼已经按照原貌进行了修复，并被列为红色教育基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关八八楼藏被日本鬼子追杀的美军飞行员的故事，下篇推出。（闫广君文）
陈桥兵变是怎么回事?
后周显德六年(959),周世宗柴荣突然病逝,幼子柴宗训继位(即周恭帝)“主少国疑”。次年正月初一日,边报称北汉与辽国联兵南下攻周,主持朝政的宰相范质等闻讯后,派遣掌管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兵北上迎敌。正月初三日,赵匡胤军队行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驻扎。当晚,将士们发动兵变,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到赵匡胤身上,山呼万岁,然后簇拥赵匡胤回师都城开封(今河南开封)。周恭帝禅位,赵匡胤登基,改国号为宋,改元建隆,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在宋朝官方文献中,赵匡胤与兵变没有任何干系,他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兵变将士推举为皇帝的,这便使赵匡胤摆脱了篡位的骂名。但许多近现代史学家经过认真考证,发现此次兵变存在诸多疑点,比如兵变前北汉与辽国的军事行动,《辽史》中根本没有记载,《宋史》中仅简单一句:“赵匡胤登基后,辽与北汉军队闻讯遁逃。”原因是他们听说中原已经有“圣主”登基。这种记载明显是赵匡胤称帝后北宋官方美化之词。又如,兵变前都城谣传“点检作天子”,为赵匡胤称帝造舆论;兵变中事先准备好了黄袍。另外,兵变后,有人将此事告诉赵匡胤母亲杜氏,杜氏对此毫不惊讶,很平静地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从这些蛛丝马迹来看,陈桥兵变其实应该是一起事先有预谋的、在于取代后周的军事政变,而赵匡胤就是此次兵变的幕后谋主。
阎普润
阎普润(1906~1938年),原名普贤,苍台乡阎庄村人。兄弟4人,排行第二。
幼读私塾,1919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25年在河南省开封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以入伍生参加第二次东征,编入步科第1团3连。在黄埔军校，由其老师萧楚女、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阎普润参加北伐,在汀泗桥等战役中表现英勇。历任少尉、中尉排长。攻占武昌后，在国民政府警卫团任上尉连长。
1927年1月,阎普润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10 月,他在县城创办宣传革命的《唐河潮》杂志,并任主编。同时,在县城西关福音堂开办平民学校,招收进步青年,亲自教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歌曲。介绍阅读《共产主义ABC》以及《向导》等书刊。发展党员组建城关第一个中共支部,并任书记。同时建立纺织等行业工会。
1927年11月,中共唐河县委建立，阎普润为委员。12月,县委改组，推选阎普润为书记。1928年5月上旬的县委叟刘会议决定把全县划为长秋、下屯、田店、汉龙潭等4个暴动区，以汉龙潭为重点。5月17日，阎普润带领数十人到汉龙潭组织暴动。当他只身到地霸、保卫团总杨明章处准备诱杨出来时，由于暴动队员在保卫团岗哨盘问时过早暴露,他反被杨明章逮捕其他人员迅速撤退，暴动宣告失败。
阎普润被解送至赊店建国军总部。军法官郑际春亲自审问，严刑逼供，致使伤势严重，生命垂危,但他始终坚贞不屈。7月,经组织营救,刘莪青等各界知名人士出面担保而出狱。伤愈后,他到豫南信阳、驻马店、许昌一带活动,曾在漯河铁路工会工作。
1930年,阎普润到建国军焦文典独立第2师73团任副官。次年，在师部当参谋。阎在该部中共组织负责人葛济云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后该部被郜子举收编为新编20师，被派往光山围剿鄂豫皖苏区。阎普润初任6团3营营长,不久升为少校副团长(团长刘希程)。当有人告发张经武手中有共产党宣传品、可能遭到逮捕时，他批准张以请假回家结婚为名而去苏区。为掩护革命同志，他曾为此涉嫌被捕,但表现坚决。经刘希程、李文定营救出狱,复任原职。此后失去中共组织关系，多次与苏区联系，未果。他仍然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进出苏区的革命者常常住在他的寓所,由他相机护送往返。
1933年，阎普润所在部队改编为“剿匪”第2纵队,阎仍任副团长。于4月调往江西围剿中央苏区。他多次将“军人证明书”送给红军以供革命者通封锁线,安全进出苏区。
西安事变发生,“二纵”开抵郑州。1937年初部队在洛阳改编为166师，阎普润任补充旅第2团团长。不久番号改为第2旅第4团。他在部队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激励官兵献身救国事业。
当年底,日军大举侵犯豫北。166 师于1938年初由洛阳北渡黄河，连克济源、孟县,进围沁阳。5月6日拂晓，日军3000人携炮21门战车4辆向西发动进攻。阎普润率领全团奋起迎战,猛烈反击。他身先士卒,率众与敌往返拼搏,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时,御敌固守者仅有阎团,他命令誓与阵地共存亡。下午4时日军以10余炮连续轰击，5时许，冲入阎团指挥部所在地十八里铺。阎普润以驳壳枪击毙数名敌人后,壮烈殉国。是役,阎团击毙日军联队长以下300余人。
阎普润牺牲后,尸体归葬唐河城南。叟刘村创办普润小学校，以示对烈士的怀念。
抗战胜利后，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负责洛阳、郑州、开封、新乡等地区的受降，他积极作好部署，想趁接收之际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归胡宗南指挥的有4个集团军、16个军、42个师，加上地方各部队，总兵力不下45万，胡部兵力多离华北又近，相比其他蒋军嫡系有很大的优势。
胡宗南的部署颇为宏大，他计划以所部第一军的七十六师及马法五的四十军去河南，接受郑州、洛阳，占领津浦、陇海两线枢纽；以所部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十六军、第三军渡河人陕西，沿着同浦路、正大路向北，沿京汉路去保定．北平、天津受降。此外，野心勃勃的胡宗南还想染指更多的地方，他准备派出先遣部队直出山海关进入东北。
1945年8月下旬，李正先率领的第三十四集团军第十六军，渡过黄河，准备沿同浦线经运城、临汾北进。胡部的罗历戎第三军，本来驻在甘肃定西，归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钊指挥。胡宗南电令罗历戎率部迅速入陕西，改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
罗历戎因为此行任务不明确，便到西安向胡宗南请示，并谈有关增强装备的问题。胡宗南说：“武器装备需要重庆运来，时间不许可，目前不会有什么大战事。你们到了华北有了海口，一切补充无问题，有的是美械装备。目前主要是争取时间，行动愈快愈好。”
罗历戎又因第三军原辖的第七师，驻扎在陕西商县，第十二师在兰州担任警备，所以又问胡宗南：“在第三军北开时，这两师是否归还建制？”
胡宗南说：“你们先渡河，十二师暂留兰州，第七师归还建制。你到山西运城后，另拨部队归你指挥。十六军李正先部已到运城。目前形势很好，到了华北大有可为”。可以看出，胡宗南为了进入华北，扩大地盘增加个人资本，积极的调兵遣将，有急如星火之势。
胡部去华北，山西是必经之路，这就让阎锡山这只老狐狸紧张起来了，山西是他的老巢，好不容易胜利了，他正要恢复自己的地盘，现蒋军大批嫡系部队却要进入山西，虽然宣称是借道去华北，但又哪能担保他们不会留恋不去，反客为主？蒋介石虽然再三与阎锡山协商，但阎锡山表示：“山西境内的铁路公路均受到破坏，大军过境，粮食补给和交通运输，均感困难。”总之，支支吾吾，表示并不乐意。
阎锡山和蒋之间，在历史上经过多番离合，矛盾一直存在。胡宗南在西北大肆扩充军队，又收留过阎锡山的一些高级军官，分别安插于第一战区的各军校，以作为日后运用的棋子。胡宗南还在山西组织过所谓游击纵队，凡此种种，都曾引起阎锡山的强烈不满，他此时听到胡部又要入山西，心中的疑虑，自然只有增加。
因此，当胡部第十六军进入山西境内时，阎锡山即暗中指示其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所部，沿途加以阻挠。阎锡山的高级将领，在与胡部的将领谈话时也表示：“你们军队过山西，最好不要进入城市。如需要进城，我们要电报阎长官允许同意，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处分。”可见双方矛盾之尖锐。
处此情势之下，胡军的前卫负责人，只得向阎军一再交涉；并表明山西归第二战区受降，胡军只是奉命急进华北，过山西纯属假道，一到榆次就向东出娘子关，不会有误。请王靖国转告阎锡山。
等胡部第三十四集团军的总部到达山西榆次时，已经是10月，那时阎锡山也回到了太原，李文便前往太原见阎锡山，阎才虚伪的说：“你们来得快，很好。河北需要部队接防，接受投降。你部是我们的前方，我们是你们的后方。我们可以帮办一些后勤，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面子上的话虽然好听，心里头却是貌合神离。而事实上，李文所部为了假道问题，用电报、协商，足足搞了半个月以上，才算勉强解决。
李文的先头部队到达华北时，已经是10月底，第十六军和第三军陆续先后到达了石家庄．这两个军到达石家庄后，依照蒋的命令，改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不过孙连仲也清楚这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自己未必指挥的动。
石家庄是华北交通枢纽，系平汉路．正大路、德石路与石津运河必经之地，又是军事要点、河北中部的经济中心及山西进出的通路，地位十分重要。李文在石家庄办理受降之后，将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及十六军开往北平。
石家庄防务，由罗历戎的第三军担任，并以该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兼任石家庄警备司令。而以第七师担任外围警戒，游击第十一纵队及由伪军改编的第五纵队共六千余人，也拨归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指挥。
罗历戎接受任务后，其防务地区划定为：东至寞城，南至元氏，西至井隆，北沿平汉路到望都。他们不断增强防御设备，加强工事，并将日伪时期石家庄的封锁壕加宽加深，增设碉堡，又在市内构筑核心工事，在飞机场增添外壕和碉堡，积极把石家庄变为坚固的战略据点。
胡宗南处心积虑派遣大量部队去华北扩充地盘，可惜的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连串的败讯，不仅他留在华北的部队被全歼，到了1949年5月20日，西安也被解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