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1948年10月，蒋经国查办孔家的扬子公司，孔令侃威胁说：“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逼急了，我把事情都抖出来。”
这年的8月20日，蒋经国抵达上海，他不是一个人来，随行的还有3000人的行动大队。刚到上海的蒋经国，信心十足，自认为定会扭转上海的经济。
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由张励生负责华北、宋子文负责华南、俞鸿钧负责华中，而俞鸿钧只是名义上的督导员，蒋经国虽担任他的副手，但实际却全权负责这次上海地区经济改革的实施。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一定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
1945年，国民政府法币的发行量，已从1937年的16.4亿元增达10319亿元，近630倍，而此期间的物价平均水平上涨超过2000倍。而1945年之后，则更为疯狂。
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先后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款是国民党为获得美方的支持，而让美国在国统区获得了非常大的经济特权，美国商品大量涌入并占据了市场。1946年美货在天津的进口货物中占70%，天津市场上59.16%的货物是美货。
这些经济特权使得美货在国统区有巨大的优势，以上海为例，美国灯泡在上海售价极低，竟然只有国货成本的一半，如此差异之下，这使得国民政府对外贸易巨额入超，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打击。
当时，上海女工的月工资是5万法币，木匠为18万，而上海高校教授的工资只有5.2万至7.8万。
又比如1947年4月，天津一个底层政府公务员月收入是5万法币，这笔钱仅能支付他的伙食费和其他生活杂费，还不包括房租。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费开支远超财政收入，据1947年统计全年支出100万亿元，收入仅30亿万元，军费开支至少占了80%。
庞大的军费严重恶化了经济，国统区的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也就是为何，蒋经国到上海如此急切行动的原因。
蒋经国的行动大刀阔斧，到上海后首先便扣押了荣鸿元（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和杜维屏（杜月笙之子）等“老虎”，一些私套外汇窝藏资金、囤积居奇的商人，砍头的砍头，坐牢的坐牢，这些铁腕手段使得上海的物价“稳定”下来。
蒋经国也信心大增，誓要乘胜追击，但事实证明，他高兴得太早了。
9月底，蒋经国召集上海工商业代表开会，与会的杜月笙讲话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
杜月笙这一招非常锋利，合情合理，可谓无懈可击、命中要害，这“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宋美龄对自己这个外甥视如己出，孔、宋两家千丝万缕，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蒋经国是个明白人，他如果要查“扬子公司”，那等同于和“自己人”开火。
蒋经国决心对上海滩这个最大的“老虎”动手，他下令搜查了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查封该公司的所有仓库，但未对孔令侃本人下手。据说孔令侃曾致函蒋经国交涉，说明扬子公司营业额不大，并于事发当晚赶去了南京见宋美龄。
宋美龄当即飞赴上海，把两人约到一起进行调解，结果两人大吵，据说孔令侃放了狠话：“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宋美龄听后气得浑身发抖，急忙打电话给正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的蒋介石，要蒋介石连夜南下处理家事。
蒋经国后来说到：“本星期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四处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
蒋介石到上海后的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而报道此案的两份报纸被停刊。
蒋经国的亲信贾亦斌问道：“孔令侃案办不办？”
蒋经国装作没有听见，不回答。
贾亦斌再问：“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蒋经国还是不说话。
过了几天，贾亦斌再次对蒋经国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
蒋经国本来情绪就不好，吼道：“孔令侃又没犯法，你叫我怎么办？”
贾亦斌也反驳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
在蒋介石的介入下，扬子公司一案办不下去了，蒋经国犹如被扼住咽喉，其他事情也无法推动，他后来写道：“扬子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以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
蒋经国前期用心部署的“八一九限价防线”彻底崩溃，经济改革和打虎行动彻底失败。
11月6日，蒋经国正式辞去督导员职务，据说他那些日子几乎天天喝酒，大醉后狂哭狂笑，一边喝酒一边烧文件，还烧掉印好的“请柬”，贾亦斌问他，他答道：“都结束了，完蛋了，还请什么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