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1937年，陈独秀刚刚出狱就向毛主席提出想回到延安，毛主席随即提出了三个条件，谁知，陈独秀知晓后却显得很生气。
陈独秀是伟大的革命者，他曾领导过五四运动，还是我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他多次在报纸上痛斥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还敢于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的行为，并因此遭到了蒋介石的嫉恨，旋即被关进了监狱。
抗战全面爆发后，碍于陈独秀曾经的重要地位，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将已经关押了五年之久的陈独秀提前释放。
陈独秀之前虽然犯了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当得知日寇犯我河山，出狱后的他第一时间就向毛主席提出了请求，希望能回到延安继续参加革命。
毛主席和陈独秀有着多年的友谊，青年时期的他还一度把陈独秀当成自己革命的榜样，他自然清楚陈独秀的一腔报国之心。
但毛主席还是愣了一下，因为陈独秀过去犯下的错误实在太多，他不仅公开宣布了退党，甚至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托派），这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毛主席一边吸着烟，一边认真地思考着该如何回复。
最终，经过反复的研究，毛主席还是觉得应该给陈独秀一个机会，毕竟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只要他肯承认之前的错误，那随时欢迎他回到组织的怀抱。
于是，毛主席立即提笔写下了三个条件：
一、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二、必须要让中央看到抗日的决心，在实际行动中表现拥护的诚意。
三、必须放弃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及行动；必须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严重错误；必须公开表明自己已与托派脱离一切组织关系。
很快，组织上就将毛主席的条件传达给了陈独秀，谁知，他看完第三个条件后，却连连摇头，非常愤怒地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按理说，既然陈独秀不同意，那就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不过，面对陈独秀的固执和偏见，毛主席还是展现了广阔的胸怀。
他专门在《解放》刊物上发表了《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文章，在文章里充分肯定了他为党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且再次欢迎他及时承认错误，回到组织的怀抱中来。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专门委托老党员董必武亲自前去劝说，但无奈陈独秀却碍于面子始终不肯答应，还直接说道：“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就这样，陈独秀没有能够回到延安，并于不久后在四川江津病逝。
而毛主席并没有因此苛责陈独秀，相反，在之后的生活中，仍然多次提及陈独秀先生曾经带给他的巨大帮助，还夸赞陈独秀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建国后，毛主席有一次来到了陈独秀的家乡安庆考察，当得知陈独秀的小儿子陈松年生活困难时，他还专门嘱咐当地政府予以照顾。
时光荏苒，如今距离陈独秀先生离世已经过去了足足八十年，但他为了革命做出的巨大努力永远为后人铭记。
正如毛主席对他的肯定一样，我们不能因为他后面的一些错误而否定他前面做出的贡献，这种辩证的思想值得我们学习。
1977年11月18日，国民党故伎重演，不择手段作弊挤垮“党外候选人”，终于导致被台湾当局称之为“二•二八事件重演”的“中坜事件”发生。
蒋经国对待选举的手段并不高明，但很完备。例如，他让各部门长官要手下“吃公家饭”的军公教人员、国民党员及家属，必须投“党籍候选人”的票，“党外候选人”仅此一项就要跑掉不少票。
此外，对党籍候选人所花费的款项，明暗均不管制，也不追究这些“捐款”的来历；党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还能得到整个党务系统和政府机构的配合，日常更有强大的官方舆论支持。
国民党靠如此多的优势，获胜希望之大自不在话下。可是，每次选举时，国民党为挤垮党外队伍还要作弊，代领投票、故意唱错票、威胁选民的丑闻常被揭露于世。
不少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已失去信心，对国民党的不信任票，则成为“党外人士”所需选票的来源。
1977年，“桃园县县长”选举的候选人有二位，一位是“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官员欧宪瑜。这位出身于臭名昭著的特工部门的候选人，且不论人如何，他的政治背景就会失去大量选票。
另一位是“党外候选人”许信良。许氏原为国民党员，国民党县党部提名党籍候选人选时，他被排除在外，只得宣布退党参选。
许信良的叛党行为和竞选纲领，为社会所欣赏。欧、许之争，败在欧氏，已成定局。国民党为挽回败局，指示为欧助选，辅选工作人员大显身手。于是，在选举过程中，许、欧双方已经势不两立，剑拔弩张。
如果国民党一方理智一点，承认现实，及时换马，事情不难解决。再说，即使失败也不必紧张，竞选本来就没有永久的胜利和彻底的失败，3年（县市长任期3年）以后可以重新再来。
可是，国民党当局抱着凡是被人民反对的人，就是国民党中坚、就可以信任的这一“人才观”，死抱着欧宪瑜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不放。
在213号投票站内，国民党方面的监选人员竟然公开舞弊，把废票当成有效票，当场被人抓获。于是，20余年来，对国民党的作弊造成的积怨，在中坜大爆发！
舞弊人员当场被扭送到警察分局，可警察分局既没有宣布对违法者的处置方法，国民党当局也没有当即宣布许信良已经获票26万张（超过对手一倍）获胜。
官方只是驱赶围观群众，要人们相信当局、用法律解决。这无疑是火上浇油，群众早已听腻了这两句话，把警察分局团团围住。
下午4时，警察被迫退到警察局围墙内。
5时，前来增援的镇暴警察赶到。群众并未退缩，镇暴警察乘坐的卡车被烧毁。
7时，情绪激昂的群众冲进警察分局院内，8辆警车、69辆摩托车被点燃。警察开始发射瓦斯弹。
10时，军队开到现场，群众继续对峙。
11时30分，警察局起火。大火之中，群众在心里得到满足和平衡后自然散去。
此时的蒋经国，比蒋介石健在时要显得冷静些，并未把“中坜事件”当作“二•二八事件”那样来处理。他在平息事件时，一再下令不准开枪，以免触犯众怒，扩大事态。
在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
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撤换了“中央党部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焕，改组负责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组工会”。
被视为台湾政治气候的转变关键的“中坜事件”，极大地鼓舞了“党外势力”。“党外人士”自此基本结束了单个竞选者单枪匹马打天下的局面，也结束了甚至有时在同一选区内互相残杀、让党籍候选人坐收渔利的局面。
为迎接1978年底进行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党外人士”频频联络，破天荒成立全岛性的“党外人士助选团”。“助选团”成为事实上的“竞选总部”，制订了“党外”参选行动纲领。
同时，50多位“无党籍活动家”发表《国是声明》，称：“我们是一群献身于政治改革的爱国、爱乡的党外人士。在不正常的环境下，我们多年来的努力一再被歧视、诋毁和丑化。”
《声明》还谈及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大意是坚决拥护民主宪政、反对暴力、热爱和平等等。
但是，就在此时，中美建交了！
中美建交，对台湾的政治、军事、外交的冲击之大可想而知，国民党当局一片昏天黑地。蒋经国为了稳住人心，安定社会，于12月16日发表“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1978年的选举被堂而皇之地取消了。当时，如果选举如期进行，国民党的失败将超过历届，“党外”将会取得空前胜利。
蒋经国面对“党外势力”咄咄逼人的攻势，镇压之心已起，只是没有抓到把柄、没有找到时机而已。现在正好利用中美建交公报公布之际，推迟选举，先避免出现使官方难堪的竞选大失败局面，再待机镇压“助选团”。
直到一年之后，蒋经国在高雄利用“《美丽岛》事件”，才终于达到镇压“党外势力”的目的。
项英和关向应，不熟悉党史的人好混淆，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抗战时期，项英是新四军的当家人，关向应是八路军120师的政委(师长贺龙)，可惜项英过早牺牲，关向英早逝。如果活到建国授衔，很多网友问，他们能授什么军衔？二人对革命事业有哪些巨大贡献？书屋主人本篇只谈项英。
一、项英（1898.5—1941.3.24），原名项德隆，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于安徽泾县茂林蜜蜂洞中，年仅43岁。
二、根据上面的简历，我们分析一下。
1、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资格称得上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
2、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
——代理的何人？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主要精力放在前线军事指挥上。中央政府主席何人？毛泽东，毛泽东此时受排挤专做政府工作。由这两个职务，可见项英的历史地位之高，当初与周恩来、毛泽东齐名。根据有关专家考证，项英是第一个称呼毛泽东为“毛主席”的人，那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上，主持会议的副主席项英笑着说:“下面请毛主席讲话。”——此后，“毛主席”被广泛称呼。
3、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苏区赣南游击战的最高领导人，陈毅老总副之。陈老总写的著名的诗篇《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同样情景，项英也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可惜项英不会写诗。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一次次送别，送别了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后，看看身后的老弱病残，只是轻轻地而又坚定地说了句“晚上我们开会，讨论下一步斗争”。会后，自己关在屋里大哭一场。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知道能不能和中央再见面”。项英以坚强的革命信念和超人的顽强毅力领导了三年赣南游击战，保存了革命骨干，保存了革命火种，抗战开始后，以这些骨干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
4.他是新四军的实际当家人。名义上，北伐名将叶挺是军长，项英是副军长，但是，叶挺在广州起义后脱党，在欧洲考察军事多年，抗战军兴，回国请缨，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属于“党外人士”。项英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副书记是陈毅。项英实际是政委角色，全面负责。他以超人的组织能力和游击战专家水平对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
5.皖南事变的结局他是负有很大责任的。项英的缺点是长期远离中央，和中央各主要领导交流不够，战略格局小，总是迷恋皖南那点儿“家业”，不知道到敌后更大的空间去发展。就连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看出来了，“陈粟(陈毅粟裕)在苏北如大海之鱼，稍纵即逝；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中央毛泽东多次严令新四军北上，他总是借口拖延。结果造成皖南事变的悲惨结局。如果没有皖南事变，应该就没有后来饶漱石“小姚”的崛起。
6、至于有人常提到的“项英排挤叶挺”，其实是很复杂的。首先，项英很尊重叶挺这位北伐名将，红军首任总司令，军事奇才。但是，共产党有严明的纪律，新四军军分会是党的组织，这种会议可以扩大到让级别不够的党员列席，叶挺这位党外军长却是不能参加的。如果可以参加，党中央为什么不明令让叶挺参加呢？其次，这种尊重也容易引起误会。如，叶挺在国民政府争取了军饷，项英说“谢谢军长”，叶挺就感觉很别扭:“本军军长为本军争取军饷，何谢之有？”——总之，很复杂，项英原则性强，灵活性不够，但是责任不能全在项英。
7、假如项英到建国时还健在，正常发展，1955授衔，有元帅资格。但是，估计不会授衔，会安排转做党政工作，如邓小平、李先念、张鼎成、滕代远等。如果念及三年赣南游击战保存党和红军骨干、组建新四军之大功，有可能在第一届人民政府中选举他担任副主席，如高岗。至少会是副国级。
(书屋主人，研究历史，文章原创，以文会友)
1933年，雷晓晖去重庆宏育中学任教，校长王德熙是个进步人士，他夫人陈惠人早年做过妇运工作，雷晓晖才平安地教了一年书。1934年，雷晓晖去巴县任教。在荣昌中学教书时的一个学生刘家和来到她家，一进门就东张西望，神情慌乱，东拉西扯地闲聊一通。临走，刘家和送给雷晓晖一个用旧了的石砚台。刘家和异乎寻常的表现，使雷晓晖心生疑窦。他走后，雷晓晖立即搬家，未再回学校上课。后来雷晓晖才听人说起刘家和是叛徒，不尽惊出一身冷汗。
1934年下期，在重庆妇女学校任教。快放寒假时，雷晓晖在上海大学的同学窦琴伯引个人来会她，介绍说来人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名叫王一之，是来四川找工作的。雷晓晖不认识此人，谈话中，王一之极力吹捧陈立夫的《唯生论》，送了一本给雷晓晖，内容极反动，看来不是什么好人，雷晓晖对此人是避而不见。一天，雷晓晖正在上课，王一之来会雷晓晖，给她一个小册子，封面写着《特工同志》几个字，叫雷晓晖看完马上还给他。雷晓晖翻开一看，书里写着盯梢、跟踪之类，原来是个搞特务工作的，当即还给了他。来人走后，雷晓晖把那本《唯生论》找出烧了。怕来人整她，趁着放寒假，雷晓晖与谢啸冬同去垫江中学闲居避险。
1936年，雷晓晖去巴县马王小学任校长。这是一所由马王庙堂改建的学校，只有4间教室，后经不断维修扩建，逐步成为环境优美、宜人读书的场所。学生由8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大多数是重庆市内避空袭转学来的，教室不够，就把能避风雨的地方加以修缮作教室，开垦学校附近的一块荒地，划给各班师生种菜。
抗日战争爆发后，雷晓晖组织领导师生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各班都挂有一本点滴捐赠的名册，学生自愿捐出糖果钱，把数目写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多则三、五元，少则一元。每人购草帽一顶，用一句口号写在草帽上面，如抗日救国、抗战必用，团结抗日，抗战到底，各班用的口号都不相同，无论天睛下雨，必须带上草帽，以示标志。学校设有救亡陈列室，存有各种进步书刊、报纸，供学生和附近群众阅读。成立有歌咏、戏剧和宣传讲演队，每逢集市和节假日，就去演唱，宣传讲演。全校师生员工赶制棉衣40多套，每人写慰问信一封，交慰问部会送往前线。
1941年暑期，雷晓晖去丈夫老家广安县，在广安县中学兼课。因避空袭，学校迁到永兴乡，受到永兴乡乡长任瀑悬、别动队员李东的监视，处境很不安全。1943年正月初三，雷晓晖全家便迁居广安县城内。谢啸冬在广安师范和女中任教。广安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都知道雷晓晖是参加过广汉起义的，怕惹麻烦，不愿找雷晓晖教书，她闲居家中。
1944年，因谢啸冬的关系，雷晓晖认识了杨玉枢、邹万楷、聂世毅、唐敌侠等。先后串联来家交谈革命理论和对形势的看法，酝酿组织读书会，共同学习毛泽东著作和进步书刊。读书会成立后，就去聂世毅乡下的佃户家中学习，后改读书会为自动社，雷晓晖等通过自动社来进行革命活动，以便党组织在他们的实际工作中考察他们，使他们能恢复党的组织关系。
1946年，广安县地下党组织重组恢复，经党组织考察，原脱党后又加入自动社的，都先后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分配了工作。雷晓晖做学运和妇运工作，还吸收了杨麟遨、熊开茂参加共产党。
5月，广安地下党工委书记骆安靖叛变，出卖组织和党员。农历7月6日晚上，特务和广安军警进行大逮捕，谢啸冬被捕入狱，雷晓晖乘乱逃走。此后，雷晓晖变卖家产，加上七妹雷兴国夫妇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援，才把谢啸冬营救出狱。
1949年12月，广安县解放后，谢啸冬分配在广安县人民政府任秘书，雷晓晖去城关区工作，很快投入当地政权重建工作中。1950年2月调去城关区第一完小任校长，后在广安师范校、广安中学任教，曾任两届人民代表。
1957年，雷晓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雷晓晖被调到南充市火花第一完小任教。1964年，在“小四清”运动中，雷晓晖被清洗回家，断绝了雷晓晖的政治生命和生活来源。粉碎“四人帮”后，经聂荣臻、阳翰笙等证实，雷晓晖落实了政策。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雷晓晖工资定为行政13级，工龄从1925年算起。
重获新生的雷晓晖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先后担任南充市政协委员、常委等职，继续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
55年1月18日彭德怀与罗荣桓商议上将初评名单（55年大授衔全景连载三十一）
书接前文，国防部长彭德怀出席了1955年1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于次日乘苏联斯大林赠送的吉姆轿车赶往东交民巷新八号三号院罗荣桓住处，二人在罗荣桓的客厅宾主落座，彭德怀拿出了昨天书记处决定的元帅与大将名单以及有关评定的决议递给罗荣桓：＂荣桓同志，这是昨天书记处关于元帅与大将确定的名单以及对上将评定的几点意见，我此次前来是特意征求你的意见，并你我商议重新拟定上将名单，落实主席与中央的指示。＂
罗荣桓接过彭德怀递过来的材料，认真地阅读起来，看完以后，罗荣桓又将材料交给彭德怀对他说：＂彭总，中央的决议我看完了，看得出，中央对此次军队评衔工作很重视，中央做出的决议也非常英明，我们军委同志应该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并按中央指示评衔。当今我国的经济实力还很弱，经历了援朝战争后国民经济才刚刚有了起色，应严格控制军费开支，这就要求军队首次授衔中一定要严格控制授衔名额。中央做出的大将与上将人选需削减的决议也非常果断英明，大将暂定为11人，除8人为54年1月拟定的大将人选外，现又加入了3个具有代表性的正兵团级人员，这个名单完美无缺！照顾到了军中各山头间的平衡。另外上将名单精简至51人，这就要求下一步我们的上将评定要更加合理化，上将评定标准更细更严！中央对我们交出一份合格的上将名单充满期望！＂
＂是的，荣桓同志，中央的指示很急时很到位，上将名单评选暂定名额为51人，由于我们上报的大将两个方案中的11人由上报大将改评为上将，再加上中央又临时提名吕正操为上将，这就使得我们在原63人中减少12人。好在主席在审议上将名单时加注了自已的个人意见，这使得我们的上将评定有了航标并指明了方向＂。
＂是的彭总，依我看，上将评定应该按德才资综合平衡，应首先以军队级别与现任职务为主，结合政治品质、业务能力以及在军中服务的经历、对革命的贡献进行综合评定，纵横相结合。现军队级别为正兵团级一般均授予上将军衔，一部分战功卓越的副兵团级干部按照他们在军中服务的经历与革命贡献也可评定为上将！＂
＂荣桓同志所言甚是，我同意，上将最低应为军队副兵团级以上干部，至于名单中的我的老部下、一野虎将贺炳炎同志，因级别低仅为准兵团级，此次评衔只好先屈居中将了，好在他还很年轻，以后再提升吗！关于上将人选，除正兵团级一律授上将外，副兵团级人员评上将还要看其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任职，只有达到标准者方可评为上将！＂
＂彭总说的极是，另外从中央这次评衔决定徐海东同志评大将，肖克改评上将来看，政治品质也应左右着军队评衔！＂。这时，罗荣桓从办公桌上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彭德怀：＂彭总，你看，这是昨天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报的军队审干材料。军队审干运动现在已近尾声，估计3月份左右结束，我发现里面刚好有几位上报上将的政审材料，组织上至今还迟还未下定论，正在核实，他们几人的军衔评定是否可推迟到3月份军队审干有了最终结论后再评！这次就先不评了。＂
彭德怀接过文件，翻开首页，见军队政审材料中有5个上报为上将的人员名单，五人为：傅钟（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问题），周士第与郭化若（红军时期的脱党问题），程世才与李天焕（红军西路军问题）。彭德怀翻看完后，对罗荣桓说：＂荣桓同志，你说的对，经历了高饶事件后，军队更应一切听从党的指挥，评衔人员的政治品质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好关，我同意你的建议，这五人还是待军队政审有了最终结论后再评衔，可暂时不在这次讨论上将名单之列。以上5人加上名单中的5位地方干部谢富治、叶飞、陶铸、李井泉、曾希圣另加上贺炳炎共有11人排除在首期上将评定之外。那应排除的第12个人应该是谁呢？＂
＂彭总，你看上将名单中的莫文骅处，毛主席画竖线并打了句号，这表示主席选中韦国清与李天佑为红七军上将，否决了莫文骅，莫现任政治学院副院长，应由上将改评为中将，他的工作可由我来做。彭总你看可以呢？＂
＂很好，我看可以，另外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后，临别主席时，主席曾私下专门交待我说：彭老总，你们上报的上将名单中红四方面军系统的人有点过多，红四的上将比例不应超过上将总数的五分之一，上将人选应在10人以下。＂
＂噢，关于红四的授衔，主席还有这个指示啊！我再查一下我们拟定的51人名单，周纯全、许世友、陈再道、王宏坤、徐立清、陈锡联、王新亭、王建安、洪学智，一共九人，原上报13人，现已削减了4人，并没有超过主席最初的设定。彭总，你看上将名单经确定为51人，比原来减少了12人，5个地方干部，5个军队政审待下结论，另两个人为莫文骅与贺炳炎，削减共计12人，彭总，你看这样行吗？＂
＂好！上将51人就暂时这么定了，明天我们召开军委临时会议，将今天我们讨论的上将人选交军委会议研究，以便确定最终的51人上将名单！＂
（连载更新中，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