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你那个朋友考了五年才上岸，说明他还是厉害的，至于他的表现让你不爽那是你的事，没必要黑公务员，好像公务员就欠了你什么！真正公务员队伍确实集中了中国的精英，基本上靠考上岸的，2000年之前考大学难，考上了基本上包分配，治理国家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2000年之后考公务员难，公务员是公仆，是治理管理国家的主力军，就好像公司里的行政人员比如总经理 人事 财务 销售等人员，尽管他们没在车间生产一线工作，但并不能说他们没创造价值，他们的职责保障公司正常运转高效有序工作，
咖啡煮酒LoVE不黑公务员，只为努力生活的人说话
首先声明我不是公务员，更不是公务员的代言人，今天只是以事论事。凭心而论，体制内的公务员在国泰民安的时候自然优越感爆棚，但是在国家有难需要派遣他们援助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迎难而上义无反顾。而且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绝对服从。
无论如何，都应给奋战防疫前线的战士们致敬！社会需要精英来治理！公务员是治理社会的人，他们应该是精英！公务员一定要有家国情怀，有责任感，那么服务人民才会有成就感，我身边很多工作人员感染了，因为24小时工作抵抗力下降，现在他们也歇一歇吧！#我要上微头条##情感情感#
2020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地市级）真题四
16. 国家治理效能是反映制度优势的重要指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需要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需要通过治理效能来实现和彰显。要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换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由之路。
这段文字重在强调：
A. 我国制度优势需要通过良好的治理效能来体现
B. 依靠法律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C. 社会主义制度对我国治理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
D. 治理国家必须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7. 乡村文化的发展获取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看，文化产品更应注重它们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放弃经济效益，而是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农村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需要政府的监督引导以及政策支持，乡村文化企业自身更应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传播先进的文化思想。
这段文字主要说明:
A. 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B. 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的主要对策和措施
C. 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中政府和企业的职责
D. 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要重视其社会效益
18. 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是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重要项目和农民主要收入来源。农业生产是“露天工厂”，具有“靠天吃饭”的局限性。深度贫困地区大都自然条件恶劣，发生灾害的频率高、范围广，加之病虫害等方面的影响，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挑战。因此，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更需要借助农业保险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
以下概括不符合文意的是：
A. 科学的风险管理对于保障农民收入至关重要
B. 借助农业保险可有效分散农业生产者的风险
C. 深度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需要承相较大风险
D. 农业保险能够提前介入并有效预防自然灾害
参考答案及解析
第16 题
【答案】A
【解析】主旨概括题。找主旨句，对比选项。
文段较为简短，没有明确的结构，但可以看出“治理效能”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
对比选项，A 项强调了“治理效能”，A 项正确。
B 项的“法律”过于片面，原文虽然出现了这个词，但它和“制度”并列，不能单独拿出来作为核心词。排除B。
C 项的论述与原文不符，原文强调的是“现代化”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能推动”现代化“。排除C。
D 项“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应该是结果，而不是必要条件，排除D。
因此本题选A。
第17 题
【答案】D
【解析】主旨概括题。找主旨句，对比选项。
分析文段，寻找主旨句。文段首先由转折关联词“但”引出观点“文化产品更应注重它们的社会效益”。
接着阐述了社会效益的意义以及如何实现农村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文段属于“总—分”结构，首句是主旨句。
辨析选项。D 项是对文段主旨的同义替换项。
因此本题选D。
第18 题
【答案】D
【解析】细节理解题。通读文段，定位原文。
A 项对应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是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重要项目和农民主要收入来源”“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更需要借助农业保险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A 项符合文意。
B 项对应最后一句“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更需要借助农业保险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B 项符合文意。
C 项对应第三句“深度贫困地区大都自然条件恶劣，发生灾害的频率高、范围广，加之病虫害等方面的影响，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挑战”，C 项符合文意。
D 项“有效预防自然灾害”无中生有，D 项表述错误。
因此本题选D。
由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安德鲁·桑克顿教授联合主编的《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与加拿大比较研究视角》一书，是中国和加拿大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比较研究项目的一项成果。本书由中加两国的15位学者共同撰写，全书在探讨中加两国不同的政府体制背景及两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发展的历程、现状、趋势及特征的基础上，选择了中国和加拿大城市公共服务中的若干典型领域（包括城市贫困治理、环境治理、保障性住房、城市新移民及其子女教育等）的公民参与进行案例研究及比较分析，描述中加两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现实，并揭示中加两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的异同点。本书可以作为公共管理、公共政策、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公务员和其他读者了解中国与加拿大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情况的教学参考书或一般读物，特别适合作为MPA案例教学的参考书。
外交部驻港特派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在香港国安法法律论坛上做主旨演讲时指出，香港国安法越来越凸显出治港“良法”的重要作用，为香港持续带来“善治”成果。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扶正祛邪，有力遏制外来干涉，反中乱港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外部干预势力在港据点逐被拔除。
老高认为，刘光源的讲话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过去香港社会经常遭到到“反中乱港”黑暴分子冲击和骚扰的主要原因。因为过去在香港回归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形形色色反华势力不断纠集，利用中央对香港特区的宽容和治理制度政策的漏洞，大肆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试图把香港作为其搞乱中国、遏制中国的一张牌。在香港回归之后，我们高估了香港本土公务员队伍治理能力，高估了香港一些管治团队核心成员、财团及资本头面人物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可以说，中央政府对这些人的信任，却没有换来其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在香港的反华势力祸害香港的时候，这些人非但没有出手制止，而是静观其变，试图浑水摸鱼，实际上是助推了香港反华势力破坏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行径。
随着中央政府的大力治理和特区国安法的落地实施，这些香港社会中的反华势力和两面人越来越无立足之地。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依照香港国安法，对西方反华势力在香港的乱港反中活动进行严厉打击，实际上达到了西方反华势力在香港的“七寸”。面对着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响日渐衰弱，一些西方政客也撕去了虚伪的面孔，不停对香港国安法拨脏水、扣帽子！老高觉得，西方反华势力的反应越大，越证明香港国安法切中要害且不可或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是中国中央政府治下的一个特区政府。美西方反华势力还想着在香港享受特权，想要“以港乱华”，只能是痴人说梦！中国的地盘，中国人说了算！
#如何才能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 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就是治理一个国家，跟做几个特色菜差不多。古时候的郡县，公务员很少，管的地域又忒大，怎么办？无为而治。这也使得中国古代出了很多管理大师。比如三国时很有名的学者凤雏先生做了一个小小的县长。
中国真的多需要你这样了解农村问题的专家，说到点子上了
李昌平中国乡建院院长 乡村建设协作者 优质三农领域创作者李昌平：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必须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 —— 我对未来三十年乡村治理体制与经济发展走向的预判（四）我有一种感觉，在未来三十年，因受财政捉襟见肘的约束，我国乡村的治理体制和经济发展走向会发生深刻的变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财政总收入不到1300亿元，就这1300亿元要保全国公务员工资、国防、科研等支出，还要保免费教育和医疗等。我1980年上农业机械化学校的时候，国家财政还每月给我发35斤粮票和23元钱，完全够我吃和用。
说的太明白了，太棒了，强烈支持李老师！
李昌平中国乡建院院长 乡村建设协作者 优质三农领域创作者李昌平：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必须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 —— 我对未来三十年乡村治理体制与经济发展走向的预判（四）我有一种感觉，在未来三十年，因受财政捉襟见肘的约束，我国乡村的治理体制和经济发展走向会发生深刻的变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财政总收入不到1300亿元，就这1300亿元要保全国公务员工资、国防、科研等支出，还要保免费教育和医疗等。我1980年上农业机械化学校的时候，国家财政还每月给我发35斤粮票和23元钱，完全够我吃和用。
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来说，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社会精英的驯服。
众多的社会精英如果任其自主发展，可能会形成独立的抗衡力量，给统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与其如此，还不如把众多精英都招入麾下，形成利益共同体，大家一起发展。
这是来自《国家构建》一书的观点，仔细想来，确实有其逻辑。
绝大部分国家的公务员都非常难考，能进去的确实也都是社会精英。甚至很多高学历高智商的人，做公务员后，其实也只是在做着很简单的文书工作，但却依然对考公趋之若鹜。
这甚至让我想到了水浒传中的招安，当然，科举制度比招安更有效和更有普适性，也更合法合理。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罢了，公务员的个人素质越来越高肯定是有好处的，谁也不希望管理国家的人是能力普通的人吧。所以，之前深圳某街道办招聘要求是顶级名校的博士，也情有可原。毕竟，深圳一个街道办，可能管理着区域内市值数万亿的企业。
至于科学发展那些，也不用担心，精英们不一定全都选择体制内，大量的精英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
总之，《国家构建》这本书，还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就可以去看下这本书，会让你对很多事情茅塞顿开。
请问:如何治理地方政府过度防疫？
答:凡超出国家防疫方案标准的费用，由地方公务员事业编工资总额内扣除。
结果肯定是一片叫好。
三年的疫情，加速了东升西降的进程，“人命大于天”的国家治理理念让我们更团结了。公知们闭嘴了，年轻人不再“愤青”了，也更爱国了。
三年的疫情，让我们知道“铁饭碗”是真的香。公务员、事业单位和效益好的国企成为就业的香馍馍。
三年的疫情，间接推高了考研人数——457万。想出国留学的出不去，那就只有内卷了，都考吧。想想只有110万考生上岸，300万是炮灰就为孩子们心疼。
三年疫情，一般民营企业苦苦支撑，该关门的第一年就关了，在民营企业就业这几年面临随时失业的可能。所以，铁饭碗抢手。体制内的工作虽然不定大富大贵，但旱涝保收，稳啊。都想铁饭碗，那铁饭碗自然就香了，单位招人起点就高了。没有个研究生文凭，想进“香”的单位难上难。想找找朋友帮忙孩子找份“铁饭碗”工作，一句话“我们单位只招研究生”，被拒绝得心服口服，你还不好意思埋怨，甚至感到羞愧。自己没培养好孩子，怪谁呢？
与疫情的斗争将是“持久战”，即使中国治理的最好，可不小心一个“境外输入”又得再打攻坚战、歼灭战。虽然我们期待明天疫情就过去，可国际上已经乱成一团糟，欧洲战火未熄，大国掐来掐去，谁还有心思谈团结抗疫啊？巴不得都干趴对方呢。那个啥“奥克斯”如果有思想，应该在吃瓜看戏偷笑呢。
无论如何，春天来了，该干嘛还是干嘛，有时间陪家人在附近的公园走走。一切行动听指挥，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不给国家添乱，也是种贡献。
#5年后全国再评优秀县委书记#看看有没有自己县市的官员。这种评选就是中国特色。
¹对公务员考核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新加坡是引入第三方，类似于公司引进第三方审计那样，有专门的公共服务委员会负责公务员招聘、审查、任用、纪律处分等事宜，比如定A、B、C、D、E五个等级，与收入与晋升挂钩。国内呢？
²台湾师范大学的黄信豪认为，典型的中国政治精英的晋升逻辑是竞争与栽培并轨。“当代中国干部选拔体系具有“绩效导向”的规范基础，但也具有较强的“栽培”性质。后备干部制度和干部交流制度具有典型的“栽培”意味。在年龄限制以及时间压力之下，干部考核、绩效管理与晋升机制可能会对施政规划产生影响。”
²“政治社会学者如Mosca、Pareto等人主张存在一个稳定、有效的精英选拔与流动机制，让精英群体能够持续“更新”，将是一国政体能稳定运行的关键。当治理绩效成为晋升机制的主要标准，官员在政治激励的影响下，将有动机产出良善治理，两者呈现良性循环。”“从学理上来看，社会流动有“赞助式流动”（sponsored mobility）与“竞争式流动”（contest mobility）这两种典型。 赞助式流动认为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取决于早期挑选：既有精英会挑选属意的接班者，接着对他们进行有计划的培育。因此，在职业生涯早期被选中者将得到赞助并进入到与未中选者截然不同的晋升管道与栽培路径中。在这样的选拔机制下，个别官僚的仕途发展将是连续性的，最关键的因素为是否得到挑选/赞助。”
³“一般来说，正科级、正处级、正厅级领导岗位不再提拔的年龄分别为年满40、50、55岁；而副部级、正部级、正（副）国级的退休年龄分别为60、65与70岁。正由于现有选拔制度中各层级存在严格的年龄限制，使得精英官僚选拔机制应具明确的“栽培”性质。层级愈高的领导干部通常愈需要人事稳定（即较长的任职时间），因而在相同层级中，愈年轻的干部在晋升上愈有优势（即通称的官龄、部龄）。”
⁴“中国官僚精英的晋升模式应是“赞助式流动”与“竞争式流动”的结合：首先，应有部分干部得到挑选，进入到如赞助式流动主张的被栽培晋升管道中；其次，并非所有受挑选者都能得到晋升机会，他们或将被安排在重要职务历练，累积工作经验与接受考核；最终，只有那些通过考核者方能够向上晋升，突显竞争式流动的绩效取向性质。近年来，亦有实证研究以中央委员为例，证实干部晋升的“栽培”机制，分析指出在中委会中，年龄较低、具有中央跨部门或地方一把手经验等因素可显著增加中央委员的晋升机会。”
。。。
全文原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5期，原题为《中国政治精英“栽培”制度的利与弊》。
唐山继打人事件后，又发生打记者和抓记者事件。不得不说，这与当地相关部门媒介素养太差有关，跟与媒体打交道能力太差有关，跟互联网时代舆情防控意识太差有关。而这些，都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相关单位对如何应对媒体，以及错误应对媒体所产生的后果严重不足。跟不上互联网的脚步，提升媒介素养，主动应对各种舆情，是当今所谓体制内人的工作职责，也是基本要求。这方面，老胡最近两篇文章值得关注，有些观点，我同意，有些观点，不一定同意，但是对上述问题都是很好的回答，特编录于此，供学习。
一，所有人都要跟上互联网脚步，掌握互联网逻辑。
互联网舆论场在今日的中国提供了最强劲的舆论监督，而且互联网的价值取向是高度平民主义的，官与民冲突时，它站民；富人与穷人冲突，它站穷；强者与弱者冲突时，它站弱。说实话，这是世间的一种平衡，也是正义的一种本能逻辑。
官方必然在舆论监督中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与公众打交道最多。他们要不想意外被网上舆论力量突然锁定，引火烧身，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守住依法施政的底线，确保推出的政策一定合法，尤其是推出后会对部分民众有负面影响 ，或者受益并非普惠，而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比如网传河南给一些来豫申诉的银行储户强行赋健康红码，给无上访村的中考学生加分，如果属实都涉嫌违法，人们会立即怀疑公权力遭到了滥用。
第二，不能欺负、漠视基层百姓，特别是不能这样对待非常可怜的残弱者。
第三，不能有违反八项规定的出格表现，比如不能利用公共资源办私事，不能搞出不雅言行，不能闹出笑话，出丑等等。
第四，谦逊、低调是金，切不可过分张扬，摆官架子，吆五喝六，不分场合发脾气，作秀摆拍，那样的场景如果被监控器或一部手机拍下，并上传到网上，后果肯定是严重负面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第五，公事出麻烦，一定要坦诚面对舆论，尽量配合舆论监督，删帖、应付、打击爆料者都可能加重舆情，适得其反。
老胡作为长期的“网上人”建议，各地政府和官员都不要抵触互联网舆论场，视其为麻烦，而要与互联网真正鹭港相处，把它当作本地工作的有益镜子。另外，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互联网舆论场是当真的，它就是在这样要求所有官员和所有公职人员，提供强硬的鞭策。
跟上互联网的高要求是唯一选择，相信大部分公职人员，无论是不是官，都在与时俱进。其实，虽然互联网很严厉，常常批量生产狠话重话，但老百姓对时下“为官不易”又是了解的。渎职者毕竟是极少数，公务员首先加班得就很厉害，大家清楚这些。
二，要谨慎对待媒体记者，提升媒体应对能力，提升媒体素养
唐山决不应粗暴对待前来采访的外省市记者，尤其不能临时扣留他们，删他们合法拍摄的新闻素材，那样做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只会加重唐山面临的舆情，最终事与愿违。
烧烤店打人事件将唐山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目前唐山的实名举报蜂起，它们有些是旧案，而且烧烤店打人案尚未完结，围绕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质问势同排浪。唐山发起了“雷霆风暴”专项治安行动，表示决不放过一案，但舆论的压力仍在不断增加。客观说，不只是唐山，中国哪个地方的政府遇到这种舆情海啸都很难适应。各地政府往往更希望媒体和网上舆论配合政府的治理，出现问题时协助政府获得做出改进的时间和空间，而不是强化舆情，导致地方上更加被动。
这样的思维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和一些职能部门中是有所强化的，因而唐山市“提防”记者的态度应当说并不特殊。但是这种思维遇到唐山这样的爆点舆情肯定要碰钉子。公众要知情权、要舆论监督的意愿会在爆点舆情中充分释放，与束缚激烈摩擦，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粗暴对待记者，一定会成为次生的新焦点，进一步推高事情的热度。
总的来说官方要尊重媒体的基本属性，不能让媒体充当在一个又一个具体事件中的辅助治理工具角色。媒体都是要凑热闹的，它们的建设性也只能通过凑热闹的方式来实现，这与政府治理的建设性有路径差异，二者的协调是一种需要想象力的逻辑，它只能在更宽阔的框架下实现完成。
一些地方官员未必能够认同老胡说的这些，但我想提醒，实际情况是，阻拦记者采访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道义，决不会得到公众支持，也肯定无助于敏感事件的解决和平息。
其实坦诚对待舆论，有难处实话实说，效果通常会好很多。现在地方上出了敏感事件，当地官员愿意出面举行记者会、现场回答尖锐问题的积极性越来越低，这不是个好的趋势。
最后我也想说，舆论也应多鼓励地方政府和官员在敏感时刻主动发声，尤其应鼓励那些直接面对记者的官员。希望今后再有地方或部门的官员、发言人就热点事件站出来面对媒体时，大家至少不挑他个人的毛病，并尽量对他的出面本身给予鼓励。让信息沟通在公众、媒体、政府之间更加协调起来，需要官方起带动作用，同时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