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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委公务员(经贸局公务员)

没人愿意考公务员了 有点标题党了,好吧。 95年前后大学毕业,有机会分配到区经委,或者自己找工作。都没怎么想,果断放弃,自己找工作去了。

没人愿意考公务员了

有点标题党了,好吧。

95年前后大学毕业,有机会分配到区经委,或者自己找工作。都没怎么想,果断放弃,自己找工作去了。

因为当时听说,政府部门也就300-400元一个月,工资太低了。找了一份工作,800元一个月。

后来的后来你们都知道了,虽然工资也一直在涨,倒是好像公务员越来越吃香了,挤破头往体制内钻。现在要是说直接分配到经委,肯定也不太考虑直接就去了。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预计再过个5-10年,随着土地财政的结束和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结束,公务员的好日子基本到头了,当然稳定还是会稳定,但是其工资待遇不会对毕业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这其实是好事。

有人说,公务人员出席公开场合,佩戴奢侈品,大众不必过于敏感,也没必要上纲上线。因以现在的公务员收入水平,拥有一两件奢侈品不值得大惊小怪,且这属完全的私人领域,公务员也应拥有个人的自由。

凡事没必要上纲上线,这种从识应该不能算错。但有些事却逼着公众不得不浮想联篇啊。比如,表叔的表,烟哥的烟。依工资来说,他们偶尔消费,也足可负担。也应属不应大惊小怪的范畴之类。

但是,事实证明,不管表,还是烟都是他们的日常消费,且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以他们的工资显然就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消费了。

而这个事实是怎么来的呢,依靠纪委的调查。而经委之所以会调查,便是由于网民的大惊小怪。所以,网民的大惊小怪替国家驱除了蛀虫,这是大好事。

如果,经过纪委调查,李副局长清清白白,广大网友们又见识了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对社会也是一种教育,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因此,这种正常的大惊小怪是可以有的,也是必须有的。倒是有些人,真不知他们在担心些什么。

我小叔82年中专毕业,他说:“毕业分配时老师把学习好的推荐到市属企业,学习一般的推荐到县属企业,而我们学习差的被建议安排到乡镇上去。结果到市属企业的不是破产就是买断,退休工资3千左右。到县属企业的大部分上调到县乡镇企业局、县经委等,退休工资按参公拿,有5千左右。而我们这些差生在乡镇里尽成了公务员,退休工资有七、八千左右。这就是命啊…”

查 档

天乌沉沉的,好像要下雨。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单位,各种打扫后,就开门接“客”了。

小同志,我拿份档案。一个略显嘶哑的声音传来。拿档案,就是查档案拿复印件,大家习惯性说法。

我知道来客人了。于是放下手中的活,抬头望了望窗外,天依然灰蒙蒙的,远处的老樟树费力地摇摆着枝条,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这是位爷爷辈的老人,佝偻的身子有气无力的站在我桌前。他满是皱纹的脸一说话就好像撕裂开躲在包裹着眼皮的眼睛,说话时偶尔间闪动的眼珠,隐隐有些生气。

大爷,您要找什么档案?我心里不住的嘀咕,这样的天气也有人来查档。像他这样的年纪应该是最无忧无虑的,儿孙绕膝,每月还有几千块钱的社保工资,不像是有档案需求的人。纳闷之余还是郑重接过老大爷递过来的查档证明,麻利地帮老大爷查了起来。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加大了对档案投入力度,民生档案实现全文数字化扫描,市民只要查询有关个人工作、婚姻、下放等方面的档案全部在线可查。

我一边听老大爷讲述,一边操起键盘,噼噼啪啪检索了起来。找到了,大爷,这是民发煤矿的职工名册。查了一圈,这个和您同名,不过同您刚才登记的身份信息不同。您再想想当时填写信息时有无其他东西?

嗯。大爷费力地睁开双眼,紧张、努力地掰着手指头,一个、二个,......时间静止了。

我看着老大爷,这是爷爷辈的人物,岁月已经给了他太多的磨难,用他的话说,在民发煤矿工作过的职工,我记得没有一个和我同名的。挖了半辈子的煤,矽肺等各种病痛一大堆,正当对生活无望。临老做梦都没想到国家对中小集体企业职工参保问题这么挂心,找到档案,我就可以像公务员一样每月领工资,再也不要靠捡些废品贴补家用了......共产党好!按理说,我应该不顾一切帮助他。可,政策就是这样,没有合法有效的资料证明你就是你,即使再同情也爱莫能助。我不忍心让他失望,但又不得不把他浇了个透心凉。大爷,对不起,要不,您再想想当时的情况,或许回家找找一张当年你工作时的照片或一件工作实物,这些都可证明您确实下过井挖过煤。否则,即使您说的再多,我也不能把这张资料复印给您。

仿佛看穿了我的顾虑,老大爷脸通红一下子激动了起来,说,能有什么问题,老子当年下井挖煤你还没出世呢,每年的奖状拿的我都手软。如今经委那些领导的父辈很多都在我这个突击班干过。如果有问题,让有关部门来找我。今天不帮我复印,害我入不了社保,我就去纪委那告你。我活了七十多年,什么盐没吃过?原则?狗屁。快,快......

大爷,查档我们是欢迎的,可您拿不出来有效的证明来佐证这张资料是您的,于法于规我不能帮您复印盖章,查档就像您拿着您女儿的存折去银行取钱一样的道理,我们要保护所有查档者的合法权益,包括您的。

我同情您,也很想给您方便,但制度就是制度,不能因为您而破坏规矩。这样吧,我先把这张资料复印下来,您再回去找些老同事帮忙出出主意,看看谁家还有当年和您一起工作出差参加会议的照片或文件资料,如何?我耐心地跟老大爷解释着查档制度和个人参加中小集体企业职工社保对档案资料的要求及政策。

半晌,大爷轻轻地说,好闺女,谢谢。我回去再想想办法。

后来,老大爷如愿以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比拼的是家族势力和人脉关系。

遇到某公司的副总,大约四十五六岁的年纪,从事HR工作多年,因为性格原因,加上近年来企业不景气,经常奔忙于各个服装企业之间应聘、工作又解聘,周而复始不亦乐乎。

熟悉以后,聊得深了,才知道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某重点大学(现985高校)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因为毕业分配时已实行高校招生并轨制,他因关系不够硬,没有如愿进入到体制内,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打工”之路。

如今的高校毕业生,择业都已经完全市场化,实现了完全的自主择业,或考公、考编,或进国企、私企,或自主创业,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曾经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是一件多么体现家族势力,对平民子弟又是多么煎熬、多么需要耐力和韧劲的事情。

副总毕业那年,国家已经开始了高校招生并轨改革,也就是说从此毕业分配要自己联系好接收单位,如果联系不到接收单位,只能自主择业。

家族中的一位长辈部队转业到了县法院当副院长,副总大学毕业前,在家族长辈的关照下,到这家法院开始实习了三四个月,本以为能够如愿进入法院,成为体制内的一员。

当年分配时,因县里一名县委常委的子女也是法律本科毕业,尽管家族长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无济于事,副总没有能够留在法院,留在体制内。

从此,副总开始了漫漫的打工路,随着一大批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和农民工到广东进厂踩缝纫机做服装,因为有文化慢慢被老板看中,就一步步从班组长、车间主任往上升,后来就专职做了服装类企业的HR。

他说,这么多年来,在外面疯过、癫过、潇洒过,但就是没有积累到财富,连社保也是断断续续地缴了不到十年。他说,在外漂泊这么多年实在是苦不堪言,自己一头、家里一头、父母一头,统统都顾不上来,更不要说小孩的教育问题了要是从头再来,下死力、花血本也要找个稳定的工作。

那时的分配,各单位的干部们可以你帮我我帮你地解决好子女就业问题,就连当时招工招干的考试,也都是针对干部子弟的一种形式,也都通通分在了公检法和计委、经委、粮食局、商业局等部门,而农家子弟,大都只能跑到地区请那些通过七里八拐的关系找到的且能说上话的领导帮忙。好单位差单位或者无单位,全靠路子和关系说话。

更为有趣的是,一边是农家子弟无法进入行政事业单位,一边是各行业主管部门纷纷开办本行业干部职工子弟技校,只要是本行业干部职工子弟,无论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还是初高中没毕业,都可以进入技校学习,毕业后就顺理成章地分到地区各县的本行业单位上班。

那时的说法是分配政策子女随父母,行政事业单位干部的子女都进行政事业单位,稍差点就到本行业的下属企业,此种政策延续至1996、1997年左右。

而在当时的作为农家子弟,为了分个好单位,大中专毕业生和他们的父母,只要亲戚有当官的,不管远亲还是近亲,只要能联系都想尽办法联系,只要宗族有当官的,不管平常有没有来往,都会通过宗族长辈联系上,实在没有办法可想的,只能是花钱、花钱、再花钱,或者干脆。那个时代,农家子弟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只能是一些农家的土特产:花生、豆子或者薯粉、蜂蜜等。

曾经的一位本乡大专毕业生,为分配找关系,连续在地区一位局长家门口守了三天,诚心所致,终于感动这位局长,并通过这位局长的运作分在了地区的一个部门,如今已经是县处级干部。

2000年底以后,随着国家《公务员法》的规范施行,大中专毕业分配开始向公务员招录考试方向转变,找关系分配进入行政机关(公务员单位)的现象开始慢慢消失。

昨晚骑自行车去文明东与博爱南交叉口南边的这家老字号牛腩店吃了一个晚餐。这家店已经开了四十多年,猪脚、牛腩是海南人最喜欢的快餐,没有之一。记得我最早是1990年的暑假,那一年我还在文昌中学教书,刚放暑假我去拜访一位老乡陈待贤大叔,当时他是文昌县的经委主任,正好遇上一位他在朝鲜战场上的老乡老战友张叔叔在那里聊天,老乡见老乡,格外亲热,抗美援朝结束后张叔叔就留在了东北从事外贸工作,是最早发财的一帮人,海南建省就过来投资,先在文昌水涯买了一层楼,后又投资60万元在和平南路开了一家“国泰歌午厅”,张叔叔一看我是大学生,交谈中觉得我还算有礼貌,就热情地邀请我去做他的总经理助理,并给我印了一盒名片:海口市国泰歌午厅总经理助理田维刚。老海口比较成功的人士应该都知道有名的国泰歌午厅。那时候的总经理助理在别人看来都是很大的官儿,当时的海口到处都是人,很多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张老板给我在马路对面的二楼租了一套房子,因为有一个固定的住处,结交帮助了许多人,这些人之中好几位成了上市公司老总,有一些去做了公务员,还当了不小的官儿,有一位还成了海南某报社老总,当然也有一些回了内地。那时候大家都年轻,经常隔三差五就去这里吃牛腩饭,记得最早是三块钱一碗,现在一碗牛腩要18元了,我一个人,要了一碗牛腩,一份儿猪脚、一碟酸莱、一碗米饭,共记四十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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