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上山打虎，8月9号，云南纪委监消息：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段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先看年龄，段颖，女，彝族，1982年出生，今年才40岁，贵州兴仁人，在职研究生学历，2004才参加工作。
再看履历，2004年，她在昆明市西山区工作，4年后去了嵩明县，从2008年到2012年，她先后担任嵩明县县委书记助理，嵩明杨林工业园区的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嵩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2012年到2017年，她先后担任云南红河州泸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县长，红河州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红河州发改委的党组书记，主任。
2017年到2021年，她担任共青团云南省委党组成员，副书记，期间还挂职上海长宁区。2021年到现在，在云南省投资贸易局担任党组书记，局长。然后此番被查。
最后要说的，据说一周前就有段颖被查的消息了，今天是靴子落地。她是女同志，又在多个岗位历练，却辜负了人民的期待，最终走向违法乱纪的道路，虽然她年龄也不大，但是也很我们敲了警钟，如何把握好年轻干部的廉洁关非常重要！#媒体人周刑# #云南#
云南省红河州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涛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近日，云南省绿春县委原副书记、绿春县人民政府原县长李涛（正处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云南省红河州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红河州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石屏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石屏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李涛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石屏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李涛在先后担任泸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绿春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来源：12309中国检察网
全心传授，万紫千红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通号西安工业集团沈信公司电器中心调整三班班长柯晓宾，获得过“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先后带出50名徒弟，培养的青年职工中已经涌现出全国技术能手3人、中央企业技术能手7人。她带领16名职工组成的柯晓宾创新工作室，目前已攻克生产疑难问题项目29个，取得创新成果43项，申请国家专利8项。
将练就的本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同事，带动大家共同成长，柯晓宾这种“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精神，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借鉴、学习！
倾囊相授，毫无保留。2009年获得首届“国医大师”荣誉称号、2017年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安徽歙县宝潭“张一帖”第14代传人李济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打破秘方不外传的家规，把现在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张一贴”秘方贡献给国家。他说：“当时皖浙赣三省的病人都来我们这里买药，献出秘方，会更方便病人购药。”李济仁是一个医生，更是一名有着4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安康，他毫无保留献出秘方，这和柯晓宾将掌握的技术倾囊相授一样，彰显着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大公无私。榜样就是灯塔，照耀指引着我们。广大党员、干部，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站在什么岗位，都要以柯晓宾、李济仁们为标杆，对前来请教的同志，无论职务高低，年纪大小，都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倾心倾力相传，一点不留给与。
耐心讲授，全力帮助。1993年出生的俞浩泉，2021年3月当选为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同济沪西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尽管此前5年他在桃浦镇莲花公寓居民区先后任社工、居委会副主任，“但每个居民区的实际环境、居民需求都不一样，一到岗，还是有压力，不知道从哪儿着手开展工作。”俞浩泉说。当他向莲花公寓居民区原党总支书记、有着20多年社区工作经验的梁慧丽求教时，梁慧丽不仅耐心教他工作方法，还亲自带着俞浩泉在社区走访。培根说：无论何人，若是失去了耐心，就失去了灵魂。孔子也说：诲人不倦。对年轻同志来说，尤其是对刚入职的同志而言，一不熟悉业务，二无实践经验，开展工作不知从何下手，因而迫切需要有人能耐心细致地、手把手地教方法，传经验，从而少出错，少走弯路。对此，广大党员、干部，要像柯晓宾、梁慧丽们那样，事无巨细去帮助他们，用耐心、细心和爱心，温暖、感染、激励年轻同志，好学上进，迅速进入角色。（李红卫）
#我要上微头条# 传奇杨登瀛：周恩来临终前牵挂的特殊人物。
杨登瀛（1893～1969），一位曾经叱咤上海滩的双面特工，也是中共首位党外特工。他对当时中共中央的地下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和李克农，胡底，钱壮飞被誉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四杰”。
他的前半生属于花花公子，潇洒风流，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在上海滩是有名的社交人物。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大佬陈立夫，陈果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便经由杨剑虹（杨登瀛同乡好友）介绍杨登瀛为其谋事。杨此人脑袋活络，交际广泛，不仅与国民党中人有亲密来往，还与租界巡捕房来往密切，当时英租界巡捕房探长兰普逊曾说“巡捕房不希望同杨以为的人接触”，这也说明杨在上海滩确是一个“兜得转”的人物。
1928年被蒋介石特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其身价与地位提升了一大截，为了掩护杨的工作，在中央特科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每月提供杨三百银元，特别花费除外以外，王庸（陈赓化名）专门请示周恩来批准，为其设立“杨登瀛办事处”，购买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并特派安娥（张红惠，后为田汉夫人）去做他的秘书，连德生为保镖兼司机。凭借强大的关系网，杨登瀛获取了不少价值不菲的情报信息，经由安娥抄写，连德生送往王庸处，由此为中央特科的地下活动提供信息，避免的许多麻烦。
此外，他还参与营救我党多位革命领导人。1928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事部长杨殷、军委委员邢士贞、张际春、颜昌颐等人要到沪西新闸路613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家里开会，8月24日周恩来因故未到，结果法租界巡捕和上海警察局探员冲进来，通过照片比对，抓走了开会人员。事发后杨登瀛多方走动，查明是白鑫夫妇叛变，出卖了同志。周恩来要求陈赓营救彭湃等同志，并坚决除掉叛徒白鑫夫妇。杨登瀛利用职务之便，拜访此次抓捕行动的领导人范争波，与其周旋，套出白鑫将于1929年11月11日逃往意大利的消息，并说服他将用来接白鑫夫妇的车停在五十米外的弄堂口，为红队锄奸活动制造了机会，铲除了党内的毒瘤。
还有一件他自己觉得很骄傲的事情——“黄第洪叛变事件”。黄第洪本是在苏联学习的共产党人，但是当他回国来发现国民政府在中原大战中占了上风之后，就转而向蒋介石递投诚信，国民党很快就接纳了他，他要将诱捕周恩来作为见面礼。杨登瀛知道消息之后，立马将消息报告给陈赓，陈赓又告诉周恩来，但是因为与黄第洪一直有着联系，周恩来还不相信他会叛变。哪料翌日他就收到了黄第洪别有用心的见面邀请。于是，中央特科红队立马出击，及时清理了黄第洪，使周恩来免于落入敌手。
虽然杨登瀛一直上海滩“兜得转”，但是总躲不过叛徒的出卖，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因为他是领导层人物，知晓我上海党组织的绝大多数秘密，自然也清楚杨登瀛一直所起的作用。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一经传出便被我党潜伏在中统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也就是上文说到的钱壮飞转给了中央。
由于情报及时，上海党组织快速转移，是我党免受了一场大灾难。陈赓害怕杨登瀛被供出来，便在临行前去找他，但他不愿离开上海，觉得自己不会出事，然而事与愿违，当天他就被以“通共”的嫌疑逮捕入狱。不久后，他还在监狱遇见了同样被捕的陈赓，即使自己也身陷囹圄，他仍慷慨相助，通过关系照顾陈赓。陈赓深受感动，出狱时激动的表示：“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直到1937年，在张道藩等人的积极营救下，他才得以出狱。但是以前的风光不在，甚至到了1949年解放后，他的生活穷困潦倒，只得靠一个小摊谋生。
1951年，南京发布了“镇反”运动公告：“凡在国民政府，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但是杨登瀛认为他的情况太过于复杂，就没有去，不想因此被再次逮捕。在审讯中，他不得不说出他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法院院长获悉此事后就写信向陈赓将军求证，不久便得到回复“10月29日（51）刑字5237号公函接悉：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有了陈赓实事求是的证词，杨登瀛得以被释放。后来南京市公安局还每月发放一百元生活补贴给他，陈赓将军还邀请他去北京游玩。
到了1967年，因为他的特殊经历，他被带走审查，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没有向他们透露一点当年中央特科领导人的“黑材料”。两年后，他就病逝了。
1975年，周总理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谈话，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并嘱咐他们：“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杨登瀛的后人们也得到了国家的相应照顾。
20世纪30年代初，邓中夏不顾众人反对，任命一位时髦女郎为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没想到因为这个女子的出卖，邓中夏牺牲了。
这位女子名叫林素琴，在互济会内部被称呼为“阿大”，林素琴长得很有特点，双眼斜视，眼睛上还有白点，经常穿一件衣衩很高的紫色旗袍，加之她平时很爱打扮，十分招摇。
因此，有人劝邓中夏，林素琴长的太有特点又如此高调，并不适合做隐秘工作。但邓中夏出于阶级同情，认为林素琴工作积极卖力，不仅把援救部长这一重要职位给了她，就连互济会的关系网，也没对其隐瞒。
1933年5月11日，林素琴如往常一样，坐着黄包车经过沪西小沙渡槟榔路口，此时的她不知道，自己已被人盯上。
盯上她的人，名叫刘宏，安徽人，曾任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只不过此人在1932年5月底便已背叛革命了。
刘宏叛变后，谎称敌人没有查到证据，教训了他一顿，便把他放了出来了，林素琴信以为真，还代表组织去慰问他，第二天，还给了他10块钱援助费。
叛变的刘宏，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没有立即告发林素琴邀功请赏，而是偷偷跟踪她，以便取得更多物证。
1933年，林宏在小沙渡附近发现了林素琴的身影，此后，他便在小沙渡蹲点守候，在确认此处为林素琴住处后，他向国民党的上海公安局做了报告，公安局长文鸿志当即派人去法捕房，报请协同拘捕。
1933年5月15日，法租界巡警前来拘捕林素琴，十分不幸的是，邓中夏恰好来到林素琴住处研究和布置工作，他被破门而入的法租界巡警当场逮捕。
巡警从林素琴屋内搜出大量革命传单和书籍，甚至还有各地监狱犯人写给林素琴的信件，以及互济会的各种开销收据。所有的证据都都表明，林素琴是一位革命者。
尽管情形十分恶劣，但是邓中夏十分镇定，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并未暴露，一口咬定自己名叫“施义”，是湖南的教员，来上海只为拜访友人。
邓中夏被捕后，组织立刻展开营救，就连宋庆龄和何香凝都亲自出面奔走，在各级人士努力下，法院已经考虑将“施义”释放，保外就医，结果这时候，出意外了。
林素琴架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选择了叛变，她不仅供出了邓中夏的隐秘身份，还供出之前被捕的李英是邓中夏的妻子。
原来邓中夏的妻子是地下交通员，因叛徒出卖，在送文件时不幸被捕。
身份暴露，邓中夏没有丝毫惊慌，当林素琴说出邓中夏与李英是苏联时期的夫妻时，邓中夏立刻明白，林素琴对自己和妻子的事知道的并不多，于是说自己与李英早已分开，李英也已改嫁，只是那个男人已经死了。
最终，李英被重新押回大牢，但邓中夏的身份却被核实，当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立刻下达了将邓中夏押送南京的命令。
国民党花费10万大洋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邓中夏被引渡到南京，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中，由于他是一个大人物，敌人就想让他屈服投降，这样不仅可以分化共产党的力量，还可以得到共产党的更多秘密。
当敌人去劝降邓中夏时，这位意志坚定、对革命事业忠诚的革命者，根本不为所动。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当国民党特务调查到邓中夏曾经被王明撤销过全部职务时，就想利用邓中夏曾被打压的事实，挑拨他和党的关系。
反动派对邓中夏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却受莫斯科回来的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
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力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
敌人见劝降不成，就对邓中夏施以酷刑，邓中夏早已视死如归。他的豪迈气概，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在南京的监狱中，有党员想请邓中夏谈谈被捕情况。
一位姓罗的小难友说：“我很早就听说过中夏同志的名字，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邓中夏听后笑了笑，说：“在监狱见面，是共产党人的光荣！”
监狱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问邓中夏：“你的政治态度怎样？”邓中夏激动的说：“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就义前两天，邓中夏给党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被押解出牢房，验明正身后，敌人将他押往雨花台行刑。临刑前，一个宪兵问他：“你还有话吗？”
邓中夏回答：“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敌人害怕邓中夏进行革命宣传，命令立即开枪。就这样，邓中夏烈士走完了他伟大而光荣的一生。
邓中夏牺牲4年后，妻子李英才被组织营救出来。出狱后的李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夏明，表明要秉承丈夫邓中夏遗志。
新中国成立后，李夏明试图寻找他和邓中夏的孩子，2个孩子在特殊岁月无奈送了人，可惜一无所获。
#青岛头条##青岛警事#【青岛党史故事100讲连载【第八十八期】—— 党维蓉】
1922年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受魏野畴启迪，投身爱国民主运动。驱逐祸陕军阀刘镇华斗争进入高潮时， 他和同学上街示威、请愿，被选为校学生会干事。1923年， 在反对日本“二十一条”，收复旅顺、大连主权的斗争中，他带领三中同学参加在文庙举行的6000学生大集会，高呼“粉身碎骨，以救旅大”的口号到省长公署请愿。 1924年6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武止戈来陕建立团组织，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秋末转为中共党员。这时，党维蓉由省立三中毕业，在杨虎城的资助下，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26年，中共上海区执委会派他担任中共小沙渡部委组织部部长。他化名周芝生，经常深入到各日资纱厂， 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人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
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 他参加了由中共领导、上海总工会发动的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他主持沪西区市民庆祝大会，周恩来到会讲话，对沪西区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四一二”政变后，他被国民党新军阀逮捕并判刑八年。后由中共组织通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具保获释。
1929年初，由于叛徒王复元、王用章的出卖，中共山东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急需派一批干部去山东，党维蓉遂被派往青岛，担任中共市委书记。当时，叛徒仍在嚣张活动，山东各地的革命人士随时有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他到任后，既要稳定组织、稳定人心，又要按中央和省委部署惩治叛徒，还要领导青岛工人和市民开展反日商压迫斗争，和同乡、同学孟芳洲等人组成市委常委会，很快与原市委负责人曹克明等恢复了联系，布置了铲除叛徒的计划；接着便深入工厂，了解青岛工人阶级同日商厂主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并与来青岛巡视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一起研究了指导工人运动的方针和策略。正当一切工作顺利进行之际，中共山东省委7月2日再次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刘谦初等被捕。危急时刻，中共青岛市委与共青团山东省委商定，由党维蓉和前任青岛市委代理书记曹克明、团山东省委书记徐宝铎于同月在青岛组成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工作由三人共同主持。他们主动挑起担子，把铲除叛徒列为重心，在周恩来派出的特工人员帮助下， 先后于8月上、中旬捕杀了使中共山东省委屡遭破坏的叛徒丁惟尊、王复元。8月19日，中共中央派陈潭秋到青岛巡视，对中共青岛市委和党维蓉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赞扬，他说：“青岛在组织上、工作上都有相当进步”，“在群众中已经发生”了“好的影响”陈主持改组了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王进仁任临时省委书记，党维蓉任常委、宣传部部长，仍兼青岛市委书记。改组后的临时省委制订了工作计划大纲，规定青岛市的工作，由临时省委直接领导。此后， 党维蓉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日资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上来。他总结了从7月下旬就爆发的有2万余工人参加的青岛日资工厂工人联合大罢工的经验，于8月下旬制定了斗争策略和行动计划，成立了日厂斗争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界捐助钱物，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得到中资纱厂、四方机厂等各业工人的响应，纷纷起来参加罢工斗争；青岛、厦门和上海、武汉的各界人士，都给日资工厂罢工工人以有力的支持。中共青岛市委还通过红色工会发动市民腾房子，安排被资本家赶出宿舍的罢工工人，并组织纠察队封锁工厂四面大门。日本厂主勾结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派出军警镇压罢工，更加激起工人的反抗和愤怒。日本厂主又变换花招，发给工人每人一袋面粉或一元钱利诱工人复工。党维蓉在他主编的《工人快报》上撰写文章，及时揭穿资本家的阴谋。日本厂主还通过外交手段，重金贿通市长马福祥劝说工人复工，仍未得逞。最后，日本厂主便用每天派出几百名侦缉队员和便衣特务的办法，强行破坏了领导罢工的委员会， 强迫、驱赶、欺骗工人复工，使著名的青岛“反帝同盟大罢工”，坚持120多天后结束。党维蓉多次组织领导革命活动，引起省、市当局的不安和恐慌。国民党山东省和青岛市政府将其列为缉捕的首要人物之一。 从8月下旬起，他机警地躲过了军警特务的一次次缉捕， 继续领导中共青岛市委的工作和工人的罢工斗争。10月4日，中共山东临时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军警破坏。当天下午，党维蓉在华阳路蜂村油坊附近向党员布置召开追悼田泗、曹云卿烈士大会事宜时被捕，被迅速转押到厦门山东第一监狱，施以酷刑。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痛斥国民党反革命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31年4月5日，党维蓉和刘谦初、邓恩铭、雷晋笙等22名先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新军阀韩复榘杀害于厦门市纬八路刑场。
1940年7月，文强被调离忠义救国军总部，到上海租界担任军统局策反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专门进行对汪伪头目的策反工作。
年底的一天，文强出门买帽子，刚走出商店，突然被两个大汉扑上来一左一右夹住了胳膊。文强还未叫出声来，便已被几个人塞进了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里。
坐定后，文强定神一看，才认出绑架者中的一人，是八一三抗战时他参与组建的抗日别动队何天风支队的参谋主任李燮宇。李燮宇此时横眉怒目，对文强狠狠地说：“想不到今天遇到了将军，有仇报仇……”
汽车不一会儿就到了百乐门酒店，文强被带进一个房间。进屋后，他一眼便看见了老相识丁锡山。
原来，八一三抗战文强他们来奉贤县勘测时，得知县看守所里关押着一个因绑票案被判死刑的上海汽车司机丁锡山，尚未执行。他们又了解到，此人是奉贤县邬家桥人，文化不高，但年纪很轻就闯荡江湖，与当地一些劫财绑票的匪盗有联系，且有一定号召力。
于是，他们便提议并获得批准，由杜月笙出面将丁锡山保释出狱，晓以民族大义，让他戴罪立功，将那些匪盗收编参加抗日，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浦东游击总队。这件事引起反响，此后，许多地方匪盗及太湖湖盗纷纷接受收编，加入了抗日行列。
投身抗战后，在1938年春夏间，丁锡山曾受日伪南桥维持会长李天民引诱，率队投降日伪，编为浦左保安队。但是，他很快又设计诱杀了李天民及日军代表，率部反正归来，编为忠义救国军驻浦东地区的第八支队。
1939年10月，丁锡山被已降日的原别动队上司何天风骗至上海，在日伪威逼利诱下，他再次率队降日，编为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十二路军，丁锡山任中将司令。
文强到上海后，已将丁锡山列为策反对象，尚未来得及与之接触展开工作。而丁锡山为了给他的红帮拜把大哥何行健（号天风）报仇，先绑了文强。
何天风原在八一三抗战时是别动队第一支队队长，后来做了忠义救国军第二支队队长、淞沪指挥部指挥，后来叛变投敌，当上了汪伪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司令。
就在文强被绑架前的12月25日圣诞节前夕，汪伪特工总部大宴群丑，酒醉饭饱之余，汉奸特务们纷纷到夜总会去跳舞作乐。玩乐至圣诞节凌晨，何天风与原军统局上海区助理书记、叛变投敌后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的陈第容(陈明楚)一起，步出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时，在门前突遭军统局行动人员开枪制裁。
这一制裁行动是由陈恭澍领导的军统局上海区负责的，与文强的策反委员会无关，但因都是军统，丁锡山就把账算到文强头上了。
好在文强命不该绝，有两个人及时赶到救了他。一个是龚春圃，湖南平江人，曾任吴佩孚手下的盐务统领;另一个是高汉声，湖北人，曾任民国初年国会议员。两人都是上海红帮头领，已被文强举荐为策反委员会委员。
两人听到文强的声音走进房间，将丁锡山教训了一阵，护送文强安全离开了百乐门酒店。
文强以后又通过各方渠道对丁锡山进行策反，但遗憾的是，尚未见到成效，就发生了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于1941年10月底被捕叛变事件。陈恭澍出卖了文强和其他许多军统局潜伏人员，文强无法立足，奉命撤离了上海。
此后，俩人的人生轨迹走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次年夏天，丁锡山移驻绍兴后，丁锡山终于决定率部弃暗投明。
但其反正计划却被副师长李燮宇和二十六旅旅长宋立志向日军告密，除二十五旅李启蒙部突围投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外，丁锡山与二十六旅和师部教导团均被日军缴械。丁锡山被判处无期徒刑，先监禁于南京，后移解镇江模范监狱。
1944年3月18日傍晚，丁锡山旧部周士熊等12人，在苏南地区新四军支持下，潜入镇江，将丁锡山等人成功救出。他们又由新四军部队护送到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数月学习参观后，新四军又将他们护送回到浦东，重归忠义救国军建制。
1946年6月，丁部奉命开赴胶东，丁锡山因不愿参加内战，被免去职务，只留了少将专员空衔。他回到家乡，将在抗战胜利前私自购买的一批武器弹药暗中售与解放军，并于1947年8月，率亲信20余人投奔苏中解放区。
次年2月初，丁锡山光荣地成为特别党员，并被任命为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化名丁旭文)，率60余名指战员，准备由海路到奉贤县秘密登陆，在家乡开展武装斗争，迎接解放。
不幸的是，因先遣人员被捕无人接应，加上丁锡山的旧部告密和外甥叛变，他们于2月13日深夜在奉贤县登陆时，遭到早有准备的国民党大军包围。
激战数日，左冲右突后，他们被围于一独圩内，苦战数小时后，丁锡山等14人壮烈牺牲，副司令兼政委汤景延等42人被俘。汤景延于1948年5月14日壮烈牺牲。
人生道路往往会出现令人意料不到的曲折起伏。当年在上海，文强对丁锡山进行策反时，他俩谁也想不到后来的命运会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后来，丁锡山加入解放军，壮烈牺牲成为烈士。文强则成了解放军的俘虏，成了“国民党战犯”。
（图一丁锡山烈士，图二文强）
四行仓库，一颗颗炸弹落在谢晋元身旁，谢晋元岿然不动指挥部队抗击日军，当他正准备撤退时，却出现了一队人马，将他强行压到了“孤军营”，见到了很多最不想见到的人。
1937年8月，日军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在虹桥机场跟当时的中国守军发生了冲突后，暴毙身亡，由于日军一名将领突然性的死亡，也给日军带入侵上海的借口。
蒋介石面对日军的挑衅，指挥了驻扎在上海的军队进行反击，战斗打了将近有三个月，日军投入了28万的兵力，中国军队投入了75万以上的军队。
在1937年10月，淞沪会战既然进入尾声，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撤离，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800名战士进驻四行仓库。
为了守卫四行仓库，谢晋元命令士兵把所有门窗封死，只留下射击的地方，电线全部都要剪掉，也不能生火做饭。
做好准备的谢晋元，万万没想到是，跟他对战是日军王牌军第三师团，当时的日军利用陆海空军的优势，非常自信地狂妄说：“将不顾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
却遭到了谢晋元的迎头痛击，让日军战斗得苦不堪言，日军跟谢晋元率领的800壮士激战4个昼夜。
同时，谢晋元击退了日军数十次的进攻，击毙日军200余名，摧毁敌战车两辆。800壮士牺牲了9人，受伤33人。
1937年10月29日，四行仓库的战斗引发了英美等国的强烈关切，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请愿申请，希望不要继续战斗了，实际是他们想保护自己租界的安全。
当时的蒋介石经过思考后，认为目标已经达成了，也没必要跟日军继续战斗，就下令谢晋元的部队撤离四行仓库。
谢晋元刚开始很不愿意撤离的，想要继续战斗下去，但是他依然服从命令。部队逐渐地撤入到租界。
之前，双方谈好是谢晋元从沪西返回到主力部队，重新参加战斗。没曾想是租界害怕日军的武力威慑，解除了800壮士的武装。
随后，当时的“万国商团”把谢晋元的部队羁押到“孤军营”，这个所谓的“孤军营”就是一个15亩的空地上，周边都拉上了铁丝网，还有“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
被囚禁的谢晋元并没有感到灰心，依然严格督促训练部队，生活过得井井有条，教育、生产、操练，依然照常进行。
他还带领着战士平整场地，自盖房屋，开办各种小工厂，还能生产产品补贴家用，多出的钱捐出去作为抗战的经费。
自从上海沦陷后，上海的市民会经常看望谢晋元的部队，谢晋元所在的“孤军营”一天最多能接待数千人的市民，少的时候都有数百人。
日军看到谢晋元在上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生怕他影响到日军在上海的侵略，日军派出了日本浪人和汉奸，准备了手榴弹和手枪，打算硬闯孤军营暗杀谢晋元，却被人一一识别，没有得逞。
虽然谢晋元被关在“孤军营”里，却遇到了很多最不想见到的人。
日军派出了当时的伪上海市长陈公博，还多次劝降谢晋元，只要投降，就能担任日伪第一方面军司令，谢晋元却大骂卖国贼：“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决不当外国人的走狗！”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又开始劝降谢晋元，承诺给陆军总司令的职位，又被谢晋元大骂：“愿作张邦昌，甘作亡国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当时汪伪政府非常痛恨谢晋元，就开始执行了卑鄙的暗杀计划。
1941年，谢晋元按照往常操练，已经被汪伪政府买通的郝鼎诚、龙耀亮、张文清、张国顺这四名士兵掏出早已经准备的凶器，一涌而上锤杀死谢晋元，谢晋元年仅37岁，与世长辞。
谢晋元去世后，上海各界人士纷纷感到悲痛，将近有30多万民众吊唁。
当时在日军的摧残下，在上海数百万的同胞，在800壮士身上找回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气节。800壮士就如明灯一样，照亮中国抗日战争之路，给敌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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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各位提个醒：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管得住手，止得了盈；克制情绪，止得了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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