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清末年间，早期民族产阶级投资近代企业的比例为：官僚地主占31%，买办和买办商人占36%，一般商人占19%，华侨商人占7%，手工作坊主占7%。从上述比例就可以看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分。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的增强，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提出政治上的诉求。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形势下，对推动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郑观应曾在英商宝顺洋行及太古轮船公司担任过买办，他的工作顺利，待遇优厚，但却毅然决然地离职，投身于洋务派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等近代企业，希望可以通过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郑观应是在甲午战争前要求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最强烈的人，但是，当改良从思想理论变为政治行动之时，他却认为有些操之过急。他认为只靠一个皇帝，而没有大批中层力量支持皇帝的决策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说：“康、梁办事毫无条理，不知度德量力，将来必有风波。”郑观应对戊戌维新取观望态度，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政治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而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洋商洋厂，夺回利权，不失为切实可行之策。
从清末官员转化成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张謇的这一转化可以看作是清末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顺应时势所做的选择。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张謇就弃官从商，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
张謇同帝党官僚翁同龢关系比较密切，因此在帝党支持维新变法时，他也列名强学会，给予维新变法一定的支持。但又认为康有为的变法要求并不审慎，又看到保守派的势力远超过维新派，料定变法会以失败告终，“祸之所届，亦不可测”，就没有积极参与变法，而是全身心投入兴办实业，为变法积蓄经济力量和开通绅民知识，期望逐步为中国的富强打下一些基础。
他们对西方富强之路及中国当时的国情的认识与维新派有所差别，对清政府的统治阶级的了解也比康、梁多一点，所以他们在救亡的选择上也更现实一点，形成了与戊戌思潮的着重点稍有不同的实业救国思想。
在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所颁布的经济法规，特别是一些至关重要的法规，大多依照欧美和日本的经济法规来制订的，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因此，这些工商法规的颁行，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使商人的经营工商业活动有了一定的法律保护，激发了民众从事工商活动的积极性。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选择创办新式企业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业救国思潮在近代社会上兴起。
辛亥革命后，新的一批民族资本家的出现，充实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他们面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顺应历史潮流，致力于发展实业以建设经济。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和立宪派就要不要推翻清政府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互相争持。革命派认为清政府不推翻，一切都是空谈，对发展实业不甚热心。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有翻天覆地之变，革命派普遍意识到发展经济，建设新国家刻不容缓。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在归国的途中便有这样的计划：“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
回国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呼吁国民兴办实业，其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发布了许多实业法令，实业部也积极办理了很多实业事项。黄兴持相同的观点，他说：“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为响应号召，孙武等革命党人纷纷以其私人财产去投资兴办实业。
本来致力于政治斗争的人们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选择兴办实业为革命后救国的根本之策，这使得实业救国思潮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出现了革命前无法比拟的新局面。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与原来就提倡实业救国的立宪派达成共识，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使新生的中华民国大办实业的热浪滚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列强的注意力，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是个兴办实业的良好时机，被誉为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几年间，他们积极创办实业，在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办厂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理论的支撑。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思想既有对中国有识之士的经济思想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吸收。随着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方法由仅仅翻译关于西方的经济学原著，到既翻译原著，又有在理解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撰写书籍。
而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介绍和阐述也愈加深刻。这些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为国人研究发展实业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如自由经济理论、银行理论等。先进的有识之士利用这些理论结合中国实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合适的发展模式及对策。
#离高考51天#
红军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电视剧一直以来称土八路，认为是不学习的，没文化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在当时我国全民文化知识偏低的年代，能上学，一般家庭条件都较好，所以说文化一般都不高。
红军高级将领就不用说了,基木都是走的读书参军的路子。比如,朱德1905年参加科举,顺利通过了县
试、府试,要不是后来科举考试被取消,考中秀才
不成问题。刘伯承年轻时考入蜀军政府的将校学堂,学习现代军事。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读书。聂荣臻毕业于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陈毅曾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叶剑英读过云南陆军讲武堂和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彭德怀进过湖南陆军讲武堂，罗荣桓是青岛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的学生，可以说红军高层将领都是人中龙风。
红军中层干部也都是逐渐培训出来的。红军成立教导队,除和敌人激战外,红军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毛泽东教员讲中国历史、外国侵华史、组织群众的方法和革命理论，争取让文化程度不高的红军,对世界有基本认识。
至于普通的红军战士,入伍第一天起,就要进行扫盲,要求也不高,只要认识500个字,能写信读文件就行，完成扫盲后,还要继续学习语文、算术等课程。只要不打仗,他们都是5点起床9点睡觉,上午两小时训练、两小时学习讨论,下午俩小时学习、两小时娱乐,晚上是唱歌和聚会。每个队都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有各种书籍和报刊资料。
因此说那个年代，红军还是比较有文化的。
“常败将军”黄兴，手里的那份“盟书”，为推翻“清朝的统治”，起了多大的作用
黄兴，北宋大文豪黄庭坚的后裔，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与国父中山先生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
因屡战屡败，却愈挫愈勇，被后人称为“常败将军”。
1905年8月，黄兴与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孙中山被黄兴推举为总理，黄兴被孙中山点名为协理、兼执行部庶务，众人向孙中山纳盟书，孙中山向黄兴交盟书。
由于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募集资金、走访各地，在1904-08年这段时间，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事务实际上由黄兴主持，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是清廷选派赴日留学生的高潮，其中有一大批人是被选派留学的新军军官，回国后大多出任新建陆军中下层基层军官以及各省陆军军校讲师。
黄兴虽然长期被称为“常败将军”，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却改变了中国历史——黄兴有目的、有意识的拉拢赴日的清廷军官留学生入会，清廷送过来多少留学军官，黄兴就拉过来多少留学军官，这些军官可能没见过长期在海外筹款的孙中山，但一定见过“拉他们下水”的黄兴。并且一些人曾表示愿意就此追随同盟会，但是黄兴却劝他们回国加入清军，投身中央，伺机而动。据《黄兴年谱》记载，仅仅由黄兴主持会盟、拉进来的赴日清廷军人有——
李烈钧（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
阎锡山（山西新军教官、标统）
唐继尧（陆军第十九镇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
刘存厚（陆军第十九镇七十四标第二营管带）
吴禄贞（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署理山西巡抚）
孙传芳（北洋陆军第二镇教官）
卢香亭（北洋陆军第二镇教官）
周荫人（北洋陆军第四镇教官）
杨文恺（清朝皇家近卫军一等参谋）
覃鎏钦(北洋陆军第六镇第十三标统）
温寿泉（山西督练公所督办兼陆军小学监督，傅作义的恩师）
张瑜（山西督练公所教官、新军八十六标管带）
赵恒惕（广西新军协统）
程潜（陆军第十七镇参谋官）
姜登选（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谋官）
赵声（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统）
张凤翙（新军第30混成协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
程子楷（广西新军教官）
周应时（南京陆军学校教员）
刘洪基（广西陆军学堂督办）
李根源（云南讲武学堂总办）
赵康时（云南讲武学堂教官）
杨曾蔚（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学监）
钟鼎基（广东新军第九镇标统）
郭人漳（广东巡防营统领）
林虎（钦州边防前路四营督带）
陈宏萼（广东新军混成协工程营管带）
蒲鉴（南京讲武堂副堂长）
尹昌衡（四川督练公所军事科长、教练处会办，四川陆军小学堂总办）
罗佩金（云南新军七十四标统）
这只是留下姓名的，比如和孙传芳一同加入同盟会的北洋军官有30多人，但在史料留下姓名的只有不到10人，连北洋军官都有这么多，其他各省赴日留学的新军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同盟会呢？不排除全部加入的可能。
辛亥革命，武昌一镇作乱，而天下皆反，一月之间，清廷半壁已丢，崩溃之速，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匪夷所思的。如果细查武昌起义，不难发现，很大程度上出于意外：共进会刘同在炸药库吸烟，误把火药桶当烟灰缸，导致革命党人的军火库发生大爆炸，清廷军警搜捕，得一革命党花名册，于是按名册捉拿乱党，新军震动——因为就没有没看过革命书籍报刊的士兵！——鬼知道那个花名册里有谁，于是武汉三镇全反！
那么问题来了！
共进会有花名册，同盟会有没有？——有！
谁掌握着花名册？——黄兴！一大批留日军官被黄兴拉进同盟会，他们宣誓革命、按手印签字画押的盟书都由黄兴保管。
这些人，回国后，或者成为中层军官，或执掌各省军校（军校校长、老师是革命党，教出来的学生能忠于清朝？）
清朝的“栋梁之材”，已变了质，“清国大厦”倒塌，还不是迟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