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两河文明（记载3000年两河流域的古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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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消失的文字 | 楔形文字：记载3000年两河流域的古老文明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人类发明文字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据较为保守的估计，距今六千年至一万年前后，出现了最初的文字。文字发生学没有接受其他文字的影响，独立产生、发展的文字系统称为自源文字。全世界最著名的自源文字有四种：汉字、古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文字。此外，还有古希腊的线形文字。在这些古老的文字中，只有汉字从发明到现在，历经数千载，至今依然充满青春的活力，而其他几种则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亡了。

古代西亚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楔形文字是古代西亚特有的一种书写字体，因其形状像楔子而得名。古代西亚文明的核心地区是美索不达米亚，意为“河间之地”。美索不达米亚分为两部分，北方称为亚述，南方称为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又分两部分，北部阿卡德，南部苏美尔。公元前30世纪初期，西亚最早的楔形文字就产生在苏美尔地区，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种族的迁徙，楔形文字逐渐遍及整个西亚地区乃至埃及，并最终成就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楔形文字的肇端

西亚最早文明的创造者是苏美尔人。公元前40世纪中期，苏美尔人先发明了图画文字，这种文字的特点是，如要表示“星”就画一个星的符号，如要表示“食物”就画一个盛食物的碗。这种图画文字同后来出现的楔形文字大相径庭。

苏美尔人的图画文字向楔形文字转化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楔形文字的产生与古代西亚的书写材料有关。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苏美尔地区，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冲积平原，缺少木材、石头等古代书写材料，但苏美尔的粘土资源十分丰富，且杂质少，古代苏美尔人就用粘土做成泥版，在上面书写文字，待泥版干了就成为不可磨灭的书籍。有的泥版还用火锻烧过，作为书写材料完全不亚于石头。但在泥版上刻划图画文字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收笔时往往留下一个个小疙瘩，不但影响美观且不易保存，这就要求改革书写技术，以适应书写材料。其次，苏美尔人的计数系统是促使图画文字向楔形文字转化的第二个因素。苏美尔人原始的计数系统系采用小圆锥体或小泥团或小石子，即先用湿泥做成泥球，然后用石子尖角或其他锥状物体在泥球外表压出各种不同的形状表示数量。苏美尔人后从中受到启发，用削成三角的楔形笔代替原来的尖笔，在泥版上压出了一个个楔形文字符号。此外，图画文字自身的弊端也是促使其向楔形文字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早期的苏美尔图画文字符号众多，随意性很大，不便于学习和应用，而使用楔形笔压出形状固定的符号，既有利于统一符号，又提高了速度。

公元前30世纪的前期，苏美尔文字逐渐发展成为一套较成熟的文字体系，约有2000个符号，有音符，也有意符，既能书写实词，也能书写虚词。但是，由于一音多符或一符多义的情况较多，因此有许多同音异义词需要加上区别符号。从文字的类型上看，苏美尔楔形文字基本上是一种表意文字，但表音符号己经出现，图符也己变成字符。

●楔形文字的传播

公元前30世纪后期，闪族的阿卡德部落侵入美索不达米亚，起初定居苏美尔北部，后灭苏美尔诸国，统一了巴比伦尼亚。阿卡德人在苏美尔楔形文字基础上创立了阿卡德楔形文字，并将它传遍巴比伦尼亚，苏美尔文字自此走向没落，成为一种宗教文字。

继阿卡德人之后，闪族的阿摩利诸部落来到美索不达米亚，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南部的融合为巴比伦人，而进入北部的人则发展成亚述人。巴比伦人在阿卡德楔形文字的基础上创立了巴比伦楔形文字。公元前20世纪的前期，巴比伦人建立了巴比伦王国，他们的楔形文字也随之传遍周边地区。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述帝国在公元前10世纪盛极一时，东起伊朗高原西南部的埃兰，西到地中海，北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南部，南至埃及中部，都为亚述帝国的疆域。被亚述人借用的巴比伦楔形文字，随着亚述军队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最终成为西亚和埃及的通用文字。

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对周边民族的影响很大。公元前30世纪中期，伊朗高原西南部的埃兰人，在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影响下创立了埃兰楔形文字。居住在小亚细亚的赫梯人，从叙利亚地区的闪族人那里了解了巴比伦楔形文字，并于公元前20世纪创立了赫梯楔形文字。乌拉尔图人居住在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南部，公元前20世纪末因亚述人入侵而接触到了亚述楔形文字，他们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乌拉尔图楔形文字。此外，公元前10世纪中期，波斯人也创立了自己的楔形文字。

自公元前20世纪中期起，楔形文字逐渐成为西亚和埃及的地区通用文字，埃及法老同巴比伦、亚述、赫梯等国进行交流或通信时，都广泛地使用楔形文字。公元前10世纪的前期，亚述势力遍及西亚和埃及，亚述楔形文字遂成为西亚和埃及地区各民族的通用文字。需要指出的是，楔形文字在向周边地区的传播中，发生了深刻变化，由表意文字发展成了典型的音节文字。

阿卡德楔形文字较之苏美尔楔形文字己明显简化，增加了表音成分。巴比伦楔形文字的符号大大减少，仅640多个，不到苏美尔楔形文字符号（约2000个）的三分之一，但表音功能得到较快发展，虽然仍是表意兼表音，但表音符号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亚述楔形文字继承了巴比伦楔形文字，进一步简化了符号，基本字符约为570多个，其中常用的约300个，另外出现了一批表音符号。后期的亚述楔形文字已接近音节文字，而后期的埃兰文字则实际上己经发展成为典型的音节文字。

●楔形文字的衰亡

公元前20世纪中期，阿拉米人从叙利亚、巴勒斯坦移居美索不达米亚。他们以和平方式进入美索不达米亚，没有建立强大国家，只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西面建立了几个小国，但先后被亚述人消灭。阿拉米人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时，带去了他们在腓尼基字母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腓尼基字母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母文字，仅22个字母，十分简便。阿拉米字母文字较之腓尼基字母文字，变化不大，最大特点是便于书写与应用，这是阿拉米语能在西亚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

与简便易学易用的阿拉米字母文字相比，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弊端十分明显。尽管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都曾为简化楔形文字符号作过努力，但还是有数百个之多，并且几乎都是一符多意。因此，无论巴比伦楔形文字还是亚述楔形文字，其语言关系都很复杂，掌握、应用均属不易。另外，由于巴比伦楔形文字和亚述楔形文字都机械地借用了苏美尔楔形文字，让音节符号占据了主要地位，从而阻碍了巴比伦楔形文字和亚述楔形文字向字母文字的方向发展。楔形文字这种应用上的复杂性，不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阿拉米文字在西亚得到了迅速传播。

公元前15世纪中期，阿拉米文字与楔形文字并驾齐驱。可资佐证的是，考古学家在一块公元前15世纪的石碑上发现了刻有楔形文字和阿拉米字母两种文字的图案。公元前10世纪前期，亚述帝国处于鼎盛时期，阿拉米文字和楔形文字共用的图案更是不胜枚举。在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44~公元前728）、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公元前705）和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4~公元前681）统治时期，登记战利品一般都用阿拉米文字和楔形文字两种文字。在已经发现的历史文物中有一幅图案，上面画着一名手执芦苇笔的书吏正在羊皮或纸草纸上书写阿拉米文字，另一名书吏则手持楔形笔在泥版上压制楔形文字。。

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从伊朗高原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尽管波斯人一度模仿巴比伦楔形文字创立了波斯楔形文字，但不久就被阿拉米文字所取代。公元前4世纪后期，希腊、罗马人相继入侵西亚，并使希腊语、拉丁语成为通用文字。在希腊语、拉丁语的冲击下，楔形文字的应用范围进一步缩小。迄今发现的最后一块楔形文字泥版文书书写于公元75年。阿拉伯人入主西亚以后，与当地居民同化，使当地居民失去了原有的语言和传统文化，楔形文字也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

●楔形文字的释读

古代西亚楔形文字在沉睡了近2000年以后终于遇到了识者。欧洲人在17世纪发现到了楔形文字。第一块楔形文字泥版由彼德罗·德拉·瓦勒带回欧洲，他于1621年访问西亚，抄写了5个楔形文字符号，并对楔形文字的书写方向作了研究。最先仔细研究楔形文字者是汉诺威人尼布尔，他研究的是波斯古都波斯帕里斯的楔形文字铭文拓本，该拓本用三种文字写成。他区分了40多个字符，为楔形文字的研究立下了首功。

在释读楔形文字方面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是德国戈廷根的青年中学教师格罗特芬。据说，他释读楔形文字的动机是为了打赌，试一试自己的聪明才智。1802年的某一天，他趁着酒兴同别人打赌，赌的是当时一流学者宣称无法释读的楔形文字。当时他手头有几张劣质波斯波里斯楔形文字铭文的拓本，凭着年轻人的机敏，他找到了释读楔形文字的关键。他先认出了几个国王的名字，释读了十几个楔形文字符号，以后步步深入，成功地释读了波斯楔形文字。格罗特芬释读波斯楔形文字获得成功轰动了世界，各国学者因此掀起了释读楔形文字的高潮。1838~1851年，英国的诺里斯在格罗特芬的基础上初步释读埃兰楔形文字成功。（来源|读者报）

2、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两河文明

古苏美尔滚印崇尚自然与简朴

据考古学家推断，滚印很可能起源于公元前5千纪的欧贝德文化期。但是，真正的滚印证据保留在公元前4千纪的乌鲁克文化期。乌鲁克滚印（公元前3500—前3000年）是滚印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的滚印仍带有原始朴素的特色，伴随着经济活动、行政管理的加强而产生，与经济和行政管理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时期的滚印外形，在圆柱形之外，其上往往还粘有动物的形状，而制作动物的材料和滚印的材料并不是相同的。在后来的时期里，这种带有动物或者其他形状的滚印辅助物却很少出现。乌鲁克时期的滚印场景还不是特别固定，也不具有系统性，出现的大多是与原始农业、畜牧业、渔业等生产活动有关的题材。这一时期，滚印图案上出现了“祭司王”形象，他手持植物喂养动物，表明当时已经出现早期畜牧业经济，“祭司王”既是宗教首领也是世俗首领。

捷姆迭特那色滚印（公元前3000—前2800年）有别于乌鲁克滚印。在功能上，乌鲁克滚印很可能用于个人，捷姆迭特那色滚印则用于官方机构。从图案来看，乌鲁克滚印的图案与男性劳动有关，可能是男性神庙机构在处理原材料或产品。捷姆迭特那色滚印描绘的更多是女性神庙的经济活动，比如纺织、制陶、采集等手工活动。

早王朝时期（公元前2800—前2334年）是苏美尔城邦的形成与争霸时期，滚印的总体特征是抽象与具象并存，以几何形纹饰为主题，被称为“织锦样式”。其特征是整体瘦长，通体施满清晰对称的几何图案，有弧形、菱形、麦穗形、花瓣形及其他各种动植物简易形状，以多个排列或对称呈现。早王朝中后期，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图案：争斗图案与宴会图案。争斗图案的雏形出现于公元前4千纪晚期，主要是狮子和牛之间的争斗，而且都是四脚着地的正常站立姿态，略带有原始朴素的畜牧业特征。早王朝中后期，争斗的动物开始两脚站立起来，并且出现了神话中人头牛身的“牛人”形象，有的还带有楔形文字铭文，多是印章拥有者的简易信息，这种形象在后来的阿卡德王朝时期成为标准的官方印章图案形式。

宴会图案是早王朝具有标志性、独特性的滚印图案，其他时期很少出现。依据宴会参与者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宴会主人公通过芦苇管从大酒罐中“吸”啤酒，这是古代两河流域人们喝啤酒的独特方式；二是主人公手持酒杯喝啤酒；三是主人公坐在桌子前饮食。除了主人公，宴会图案还有乐师弹奏竖琴，有些滚印的下一栏还有动物图案。宴会图案的主人公可能是城邦首领，他们举行宴会的目的或是为了纪念战争胜利，或是为了庆祝节日（比如新年），或是庆祝圣婚仪式等宗教仪式活动。

　新苏美尔滚印具有浓重神话色彩

阿卡德王朝（公元前2334—前2193年）的建立者萨尔贡出身于两河流域北方，他通过南征北战，最终统一两河流域，结束了苏美尔城邦的历史。阿卡德滚印图案以争斗为主，在国王纳拉姆辛统治时期，争斗图案逐渐固定化与标准化，被称为“经典阿卡德滚印”。阿卡德争斗滚印出现了“英雄”（据说是吉尔伽美什）、“牛人”（据说是恩奇都）、狮子、公牛等形象。其中，英雄与公牛争斗、牛人与狮子争斗，有的公牛还呈现倒立形象。在这一时期，滚印中出现了规范的铭文，位于滚印图案旁边，一般有二栏至三栏，记录的是滚印所有者及其职业、世系以及所属的神。除了经典的争斗图案，阿卡德时期还延续了早王朝时期的宴会图案，但是并没有发扬光大，而是渐渐地被另一种经典图案——觐见图案所取代，这也是宗教神话主题的一次图案更替。阿卡德时期的第三类滚印图案是神话主题，主要的神有太阳神乌图（沙马什）、地下淡水之神与智慧神恩基（埃阿）等。

阿卡德王朝被东部来的山地部落库提人灭亡之后，两河流域陷入混乱。公元前2112年，乌尔那穆建立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年），苏美尔文明得以复兴。乌尔第三王朝的滚印最具标志性的图案是觐见图案，这也是两河文明主要滚印图案之一。觐见场景的一般构图是：被觐见者或主人公坐或站在右边，觐见者站着面对被觐见者，呈崇拜或觐见的姿势。此外，还有一位或多位引领女神，很少有神的代表符号（弯月、太阳或金星）、安朱鸟、狗等其他辅助元素。被觐见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国王，一类是神（如月神、太阳神等），国王手持一个杯子，而神一般伸出手。被觐见者究竟是国王还是神，有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神的头上戴有角状的帽子或神冠，而国王头上一般戴有圆形状帽子或王冠。乌尔觐见滚印一般都带有比较详细的楔形文字铭文，记录滚印拥有者的信息。除觐见图案外，乌尔第三王朝还延续了阿卡德时期的争斗图案，但是数量极少，可以说是阿卡德争斗滚印的余音。

亚述—巴比伦滚印百花齐放

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两河文明又一次陷入群雄争霸的分裂状态。公元前1894年，苏穆阿布穆建立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94—前1595年），定都巴比伦城。到第6位国王汉谟拉比时期，他重新统一了两河流域，史称巴比伦第一王朝。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滚印的争斗题材再次回归，成为两河流域滚印的主要题材之一。争斗题材曾经在阿卡德王朝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经乌尔第三王朝的中断，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出现了第二个高峰。这时的争斗题材中在狮子之外，又引入了新的角色——狮身人面像。与之前的牛身人面像相对应，它们与坐着的山羊、跪着的人相互争斗，这种争斗题材是汉谟拉比统治时期最重要的滚印题材。除了争斗题材这一经典场景，古巴比伦王国的滚印还沿袭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觐见题材，并且出现了新的变化，被觐见者（主要是国王）不再是之前坐着的姿态，而是变为站着的姿态。这是滚印的一次革新，在之前的伊新—拉尔萨时期已经出现雏形，到古巴比伦时期正式形成，并且成为古巴比伦时期滚印的另一阶段特征。

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王国被赫梯人所灭，两河流域再次进入混乱时期。加喜特人乘机进入两河流域南部，建立了加喜特巴比伦王朝，之后还有伊新第二王朝、海国王朝等小王朝统治两河流域南部。而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地区，则进入中亚述统治时期。公元前911年，亚述进入新亚述时期，逐渐完成了两河流域的又一次统一。学术界一般把大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的两河流域历史称为中巴比伦—中亚述时期。加喜特巴比伦时期的滚印题材比较繁杂，没有典型的题材，很多题材沿袭了古巴比伦时期的滚印类型。加喜特人并不属于闪米特人，因此加喜特巴比伦滚印中的人物穿着有别于古巴比伦时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此外，这一时期滚印上的铭文比较长，往往有五至七行之多，有的铭文甚至长达十多行。虽然当时的主要通用语言已经是阿卡德语，但是滚印上的铭文依然延续着传统的苏美尔语。

　这一时期的滚印没有特定的主题，我们只截有代表性的部分滚印略作介绍。在觐见题材中，被觐见者和觐见者都是站着的，他们中间有时会有其他人物或神出现，而场景所占的滚印比例也少于以前，一半以上的滚印图案被铭文占用。另一类比较特别的题材是一个人物双手持两条蛇或者公羊等动物，在他四周有花瓣图案衬托，铭文环绕着图案的四周。这种图文分布也是这一时期的独创，可能是由于铭文太多，因而采取这种紧凑的排列方式。

中亚述的滚印受到周边文化影响，显示出独特的地域特色。在中亚述的滚印场景中，人物很少出现，动物却大量出现，并且出现了许多神兽和奇特的神话动物形象，比如带翼飞头、飞马的形象。这些题材很难归类，有的可以归为争斗场景，有的场景中动物奔向一棵树（可能是生命树）。在有的场景中，英雄手提动物的后蹄。中巴比伦—中亚述时期是上古中东国际关系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楔形文字文化影响的区域除了巴比伦和亚述，还有伊朗、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埃及等地。这些地区的滚印有各自的特色，有的加入了本地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异域滚印形式。

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公元前911—前539年）是两河文明的最后阶段，随着波斯帝国的兴起和扩张，两河流域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新亚述—新巴比伦滚印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由于帝国统治区域辽阔，以及周边楔形文字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滚印呈现出鲜明的地区特征。后期则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滚印带有明显的波斯特征。公元前8世纪起，滚印逐渐被平印所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亚述滚印主要有两种图案：狩猎图案和宴会图案。在狩猎图案中，弓箭手跪着或者站在战车上射击，所射猎物多为牛羊，偶尔有带翼飞牛与狮身人面兽。宴会场景可能是在狩猎之后的庆功宴，主人公手持杯子。在这两种图案之外，还有耕种图案、宗教图案、蝎人和牛人图案，以及生命树和安朱鸟图案等。新巴比伦滚印的一个流行主题依旧是争斗图案，但有新的发展，即主人公头戴高帽或王冠猎杀动物，这种头饰在之前没有出现过，主人公还带有双翼或四翼，相当于半人半神的形象。此外，这一时期由于受到伊朗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类身着奇异服饰的人物（可能是祭司）。

两河文明的滚印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共性与特性的统一，既有单个阶段的时代特征，又有多个阶段共有的特征。总体上说，两河文明前期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时期，滚印图案比较固定，早王朝前期滚印以织锦图案为主，早王朝中后期滚印以宴会图案为主，阿卡德滚印以争斗图案为主，乌尔第三王朝滚印以觐见图案为主，每个时期都有代表性的滚印图案。然而，从古巴比伦时期开始，经中巴比伦—中亚述时期，直到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滚印图案不再有占主导地位的图案样式，而是出现了内容繁多、百花齐放的滚印图案，可能是两河文明的扩张与文化交流所致。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设计艺术分院；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原标题：滚印深描两河文明历史画卷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谭晶 刘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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