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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何区分美国人和欧洲人：《异形》和《银翼杀手》，暴露美国人对性别、阶级和身份的焦虑
- 2、如何区分美国人和欧洲人，美国人的性格
1、如何区分美国人和欧洲人：《异形》和《银翼杀手》，暴露美国人对性别、阶级和身份的焦虑
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的电影提供了一个光明的允诺，即技术和人类的完善可以和睦相处，与之不同的是，像《异形》和《银翼杀手》这样的影片却看不到两者间的这种鹭港联结。
在这两部影片所构想的未来中，科技上所取得的戏剧性成就已经促成了一种全球共同文化的出现，而推动这一切的惟一动力就是利润。
《异形》剧照
在《异形》里，公司更愿意让邪恶的异形活下去，而不是它自己的员工；而在《银翼杀手》所展现的世界里，所有的人体部件都是可以拿来出售的。它们让观众看到公司应该为异形的复制和得救负责，它们比任何异形或是机器人都更没有人性。
就对异形的想象来说，这些新一代的电影既标志着从1950年代的想象那里迈出了新的重要的一步，但同时也标志着一种回归。另一方面，它们创造了对反面乌托邦未来的充满戏剧性的新的视觉呈现。
《银翼杀手》剧照
尽管《银翼杀手》的故事发生在21世纪的洛杉矶，但其舞台背景却创造了一种“视觉‘破坏’，它所发挥的作用在以前通常是用闪闪发光的未来主义技术来表现的”。
城市黑暗而寒冷，不停地下着雨，亚洲人、美国人和欧洲人混居其中。阶级是垂直分布的，穷人生活在街道上，有钱有势者则居住在半空中，飞来飞去。
异形同样“毁坏”了象征着科学进步的飞船。“诺斯特罗莫”飞船是以约瑟夫·康拉德的一部阴郁的同名小说来命名的，这是一架形状不规则的巨大机器，它所依赖的设想是，在将来太空船可以在太空中建造，因而不再需要是流线型的了，这样就可以为想象中的太空旅行创造出一种新的范式。
2、如何区分美国人和欧洲人，美国人的性格
为什么美国对华为各种打压、发动贸易战？媒体各种大肆的报道，各种说辞雪花漫天飞很多纠结于技术层面的讨论，没能从架构上分析透过《美国人的性格》，或许能窥知一二，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如何区分美国人和欧洲人?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何区分美国人和欧洲人
为什么美国对华为各种打压、发动贸易战？媒体各种大肆的报道，各种说辞雪花漫天飞。很多纠结于技术层面的讨论，没能从架构上分析。透过《美国人的性格》，或许能窥知一二。
一、美国在旅途
中国人有家乡的观念，是一个亲密的团体、感到荣辱的团体；美国人的家乡并不是现实的团体，只有祖国，没有家乡。人似乎很势力，祖宗不能成为靠山，没有余荫的话，不会对他们念念不忘。一旦祖宗的名字阻挡了他们发展的机会，对于他们的出身和来源都容易发生反感。他们就像旅途一样，走的孤单。祖先崇拜绝不会发生在这种社会里。
二、阶级流动
欧洲中古的封建社会分层贵族和平民，平民在普通情形下不能攀登到贵族层里去，其间没有梯子，而是一条鸿沟，封建制度退化了，产生了一种中间人物——资产阶级。可上可下，不成一个固定的层次。层次间一旦发生了流动，这个社会就从层次社会变成梯阶社会。
社会梯阶的发生不但改变了社会结构的性质，也发生了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可说是“攀登上进”的精神，大家都在上边攀登，速度快，所以不能采用那些富于文化性的标志，于是他们只有在汽车、住宅等物质条件上争强，你有我无，大家有就比多少。美国人的社会地位是比出来的，这个活力推动了他们物质的享受，物质享受的增进是世无所匹。
三、家庭
家庭的独立性和神圣性是西方社会所共有的特色，家庭一般夫妇和孩子，狭小的生活堡垒也限制了孩子们的社会联系，在一个美国孩子，所以温情都来自父母，所以对上帝、爱人的感情强调专一。
我们希望孩子能像自己，习惯性的以自己的标准来教育孩子。他们对待孩子比我们认真得多，他们希望孩子不要像父母，要比父母优秀，更好的融入美国社会里。如果自己的孩子落在别人的后面，不但是孩子没有出息，也表示自己不够做像美国化父母的程度，这是多么丢脸的事！
四、不令人服输的成功
在我们中国，父母对儿女的亲疏，所谓偏爱，是依长幼次序的。而美国是个十足的科举社会，科举功名，考试的结果来决定应当给孩子多少“父母之爱”。在美国这种竞争社会里，从小在家里就是奖励竞争。如果兄弟姐妹间在同一标准上竞争，问题简单得多。他们各人以他们在自己班里的地位做比较的筹码，老二初小得80分就算比老大在中学的70分强。这种以不同性质、不同场合里获得的分数来比较，会让人觉得不公平。所以美国社会里同胞间很别致的妒忌心理。
他们没有我们传统里所希望的爬平王，来重分财富。他们也不想每个人所有的享受都一样，所求的是大家都有相等的机会。
五、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物质就是道德。美国人骨子里还是清教徒的精神。其信仰里有一个严厉的上帝，上帝是全能全在的，可以直接在给每个人的赏罚中表现他的意志。违反他意志的人严厉的刑罚。生活上的顺利、繁荣就是恩赐，事业上的失败和破产就是刑罚。于是清教徒放弃了依赖先知或其他权威来猜测上帝意志的企求，一转而把眼睛看到了现实的社会，同时把日常生活作为测验上帝意志的指数，在现实生活加上了一层宗教的意义。
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恐慌，会使无数人受到严重的打击。在经济上固然因罗斯福新政得到了挽救，但是心理的创痛却不易平复。严重的经济恐慌在个人来说是事业的失败。失业之后，大批人靠着救济过日子，传统的自信心一扫而光。更严重的是找不出上帝为什么要谴责他们的理由。依清教的教条，这些不幸必然是因为人犯了罪，但是每个人自问良心都没有做过什么错事。
1929年开始的经济恐慌对美国人自信心的打击是空前的。过去几百年，新大陆的新不但是地理上的新，也是道德上的新。
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欧洲，他们自认为以光明去征服黑暗，正是逼着他们祖先出外开辟新天地的黑暗。1918的胜利，道德气息远过于军事。美国在德国的屈服中证实了自己的优越感，几百年来传统精神的优越。但是上帝并没有给这些正直的人应得的报酬，相反的是，失业和穷苦。上帝是不能错的，于是他们迷惘了，猜不透上帝的意图。他们如果不能把这责任归之于社会制度，就不免迷惘起来。迷惘是出于传统道德标准失去了把握，就像是受到莫名其妙的刑罚的孩子一般。
同时，美国人讨厌苏联，因为他们感到了压力，这压力不是实力。如果美国人自信的觉得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他们不必害怕苏联。在战后像患了歇斯底里症一般地反苏，把苏联的思想威力估计得那么高，除非心里有病是很难理解的。他们不能承认在美国之外还有一个“新大陆”。“美国”本是个理想、是个追求、靠近的目标，如果这理想在道德上是次级的，这目标就没有了光芒，这些各自奔向前程的美国人有什么可以系维在一个社会里呢？
美国虽在经济繁荣上打出了一个记录，但在心理上还得安定下来，这繁荣才不至于真的成为昙花一现。闹鬼的，鬼迟早还会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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