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华人也分369等的,一般来说,能力最强和能力最差的人觉得在美国好,能力强的华人可以自己开个公司,或者做医生做律师,或者在大公司里混个中层管理者,或者在大学里混得个教职,收入和社会地位可以进入上层社会,但这部分人很少。能力差的人在国内一事无成,移民后至少低保可以让他衣食无忧,住唐人街也没有语言障碍,愿意出去做点体力活还可以改善生活。而大部分中等能力的人(即使你是博士、博士后),在美国并不轻松,就是个打工人角色,还不如尽早回国发展,但是,多数中等能力的人在美国硬撑着最终也没回来,因为他们还幻想着他们的子女长大后在美国能发展更好,等到子女长大了,他们也老了回不来了。
近日听闻又一个同事递交了离职申请,对,是又一个,开年以来第二个。前面那位同事2013年校招入行,研究生毕业,早在几年前就做到了副经理,妥妥的中层管理者,负责风险管理,主要是催收逾期贷款,法律专业毕业,算是对口,今年初突听闻考取律师证后辞职,入职本市新城区一律师事务所。后面这位同事2012年社招入行,满两年后转的正,前后负责过审计及个金业务管理,未听说找下家,可能准备自己创业。马云说过,员工离职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心不痛快,二是钱少,甚对。目前银行业表面光鲜,其实非常难干,非大能力者不可为。业务指标年年涨,反向考核增多,个人收入除了挂钩个人业绩外,还挂钩机构网点指标完成情况,如果网点指标完不成,个人收入依旧上不去,个人绩效起到一个风险对冲作用。所以但凡有能力者不是进入资产部门,比如信贷部,就是离职另谋出路,剩下我们继续熬着。
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阶级差异的存在,而是我们以阶级分层为借口,理直气壮地原谅自己的不作为。
有一部叫《人生七年》的纪录片,跨越四十九年拍摄了14位英国儿童从7岁开始的生活,每隔七年拍摄一集。
被选中的孩子来自当时英国的不同社会阶层,分为上层、中层、底层。
第一集他们都只有7岁,都是一脸天真烂漫。
但不同的是上层的大多孩子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规划,比如成为剑桥的律师。中层的孩子中有个小孩说希望开大巴去旅游。而底层的孩子大多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明白梦想的意义,只有一个孩子表达了想当驯马师的愿望。
后来上层孩子按照自己人生轨迹当了律师,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中层孩子生活平淡,女孩子有的也相夫教子。底层的孩子儿女成群,极少有高学历的“白领”或者“金领”,而且做的都是极其普通的技术性或者服务性工作,比如保安,比如修理工,等等。
看起来好像是阶级带给了他们这样的区别。
但在五六十岁的一集中,高层一个孩子对着镜头说:自己九岁时,家里出现了一场意外,他的父亲去世,家境一落千丈,母亲不得不外出工作。读大学的时候,他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拿到的奖学金。
并且坦言,人们总觉得他一直是顺风顺水,想去哪所学校就去哪所学校,并没有看到他挑灯夜读,看到那些刻苦和努力。
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也远远不止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还记得几年前李湘的女儿王诗龄,在微博晒全英文解读数学题,有的人嘲讽说我家里有那么多钱我也可以!也有人感叹她的命好,如此小的年纪就能接受精英教育。
大多数人就是如此:只看得到别人的优势,却看不到他们为了维持这样的优势而付出的努力。
对别人的成绩羡慕妒忌恨,对自己却无限的宽容关怀谅解,总对于碌碌无为有“台阶”、平平庸庸有“理由”。
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但能决定自己的人生,只是相比较好的出生会付出更多的努力。30岁以前靠父母,30岁以后提现自己。不要自己碌碌无为,还安慰平凡可贵。
#情感# #情感美文#
中午,刚午休的笔者被一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小文的电话吵醒,还没听她讲完笔者就忍不住的气愤…
和我同年上班的同行小文在某县市场监管局做一名公职律师,负责行政处罚案件法制审核。最近,她所在的市市场监管局向各县级局下达任务:必须在11月底前按所在县(县级市/市辖区)人口比例办理食品安全违法案件多少件,并以此作为市对县考核重要标准,然后。小文所在的局局长在中层干部会议上下达了同等指示:各个市场监管所必须办理XX起食品安全行政处罚案件,罚款多少不论!
于是,各个办案机构为了完成“任务”,对销售“问题食品”、食品标签瑕疵等违法行为,无论情节轻重一律罚款几千了事!送交法制审核时小文“犯愁”了:法制审核通过吧有些案子心里害怕、不签名吧怕领导责怪!
还没听她说完,笔者说:对销售问题食品的违法行为,上有《食品安全法》和“四个最严”,动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减轻处罚”是对人民群众的不负责任,也是履职不到位!但是,对于情节轻微和当事人没有主观过错的违法行为,完全可以责令当事人改正不处罚,这时候也一律处罚也是不考虑群众死活和营商环境!
小文说: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说:该提的意见你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