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统一战争地图，三国战争地图，非常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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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汉统一战争地图：三国战争地图，非常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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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可以说是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一段历史。广义上的三国开始于黄巾起义，结束于三分归晋。在此期间，奸雄与英雄、乱臣与忠臣、谋士与猛将可谓层出不穷。不过，由于这段历史被民间过度演绎，人们所熟知的剧情与历史真相已经偏离了很远。

自黄巾起义开始，朝廷对局势的控制力减弱

各军阀势力由此逐渐登上历史舞台

（图：《地图上的三国》）▼

小说演义对历史的改造包括：将一些原本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单化、脸谱化；将原本宏大叙事的历史简化为少数英雄的传奇；同时改变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真相，比如张冠李戴，将蜀汉集团其他人的事迹安到诸葛亮身上。

此外，由于演义作者并不熟悉地理，往往会出现不符合常理的情况。比如关羽脱离曹操集团投奔刘备的过程被演绎为“过五关斩六将”，可如果按照小说中的地名，则关羽在地图上走半个圈，显然不符合逻辑。此外，演义作者对于荆州、南郡、江陵等地名并不熟悉，经常出现乱用的情况。

刘备军被击败是关羽“归降”的大前提

（图：《地图上的三国》）▼

历史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选择性遗忘一些次要信息，只保留主要信息。所以，从历史当事人的眼光看，在作出重大决策的关头所接收到的信息往往是多方面的；而后世人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则当时的形势再清晰不过了，作出错误决策的人物就显得很愚蠢。

最典型的莫过于袁绍，因为他输掉了官渡之战，在历史上留下了“好谋无断”的标签，也因为多次拒绝谋士沮授的意见，留下刚愎自用的形象。

可是，当我们舍弃上帝视角，以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去解读袁绍，就会发现袁绍是东汉士族中最善于运用家族门生故吏势力的政治家、也是当时最成气候的军阀领袖。

这是一个军阀割据混战的年代

尤其是在从西北到中原地区的地带

就有着十余个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

（图：《地图上的三国》）▼

而官渡之战时沮授的做法，显然是有待商榷的，他在最高决策者已经作出了决策之后，仍然不依不饶地唱反调、说泄气的话，必然有损士气和团结。这和沮授本人过于执拗的性格有关，也和袁绍集团尖锐的内部矛盾有关。

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时，曹操与袁绍之间有一番著名的对话：袁绍问曹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足下意以为何如？”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后世的评论家总认为曹操“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比袁绍的路线更高明，但如果我们抛开最终的成败，会发现袁绍的路线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具有可行性。事实也证明，袁绍建立的根据地，比曹操的要稳固得多。人才资源固然重要，但一个稳定、安全的大后方才是霸业的关键。

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之战前进行了一番战略布局

双方对其他势力进行了说服、拉拢、联合

也对己方的驻防屯军进行了一番安排

（图：《地图上的三国》）▼

而曹操在这一点上的劣势，也显露无疑——处于四面受敌的尴尬境地。而官渡之战中曹操后方之所以没有出现大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性：宛城张绣在贾诩的劝说下，向曹操投降；荆州集团内部出现张羡之乱，刘表无暇北顾；江东孙策遇刺身亡，孙权接班后政权不稳；西北军阀和曹操也保持着较稳定的关系。

虽然官渡之战交锋阶段袁绍损兵折将，但是进入相持阶段后，袁绍向曹操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使曹操面临近臣刺杀、后院起火、侧翼受扰、粮道断绝的境地，所幸的是，曹操几乎都挺过来了，唯有后勤粮草问题使曹操陷入绝境。所以，乌巢劫粮成了他唯一的翻盘机会。

而袁绍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关键时刻决策的延迟、用人的失误，以及袁绍缺乏孤注一掷的胆略，最终导致了这场关键战役的失败。

袁绍去世后，袁氏集团内部矛盾逐步激化

曹操与袁氏集团间继续进行了多年斗争后

最终完成了对北方的基本统一

（图：《地图上的三国》）▼

但官渡之战对于曹操是生死战，对于袁绍则未必。以袁绍集团的雄厚实力，完全有机会卷土重来。但袁绍过于性急，没有给予河北休养生息的机会，于次年仓促发起仓亭之战，结果再度败北。

此后，袁绍的过早逝世、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袁氏集团爆发内战，给了曹操可乘之机。即便如此，曹操又经过了5-6年的征战，才彻底平定了河北袁氏集团。

攻取冀州、青州也是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精锐骑兵部队“虎豹骑”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图：《地图上的三国》）▼

失败者固然有失败的原因，但胜利者也并非每次都作出了正确决策。关键时刻的正确决策加运气成分，往往能决定最后的成败。

三国这段历史之所以吸引人，正是因为失败者不都是草包，他们很多时候只是运气不如人。本书并非有意为历史人物翻案，却给读者提供了多个理解历史的角度。

自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后，中国爆发了罕见的军阀混战。这场混战可谓千头万绪，直到195年左右，才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割据局面。

小说《三国演义》在处理这段历史时，采取了以刘、关、张为主线、以曹操集团为辅线，个别章回安插孙策集团支线的方式，大幅度减省了叙事规模，也保证了故事的相对完整性。

董卓乱政之后，关东诸侯联合起来对其进行讨伐

但是这一行动反而在结果上强化了混乱分裂的局面

（图：《地图上的三国》）▼

作为小说，这样处理无疑是高明的，但如果史书也这样处理，则必然无法反映时代的全貌。

汉献帝从长安一路逃亡

经过一年时间，最终随曹操迁都许县

成了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

（图：《地图上的三国》）▼

有了天子的招牌，曹操就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 各地前来投奔的士族络绎不绝，不必再仰赖袁氏的政治声望。而汉献帝给予曹操的高官厚禄，也引发了袁绍的不满。至此，军阀混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袁曹对立成为主要矛盾。

书中对几个主要势力的发展过程都配以地图说明

（图：《地图上的三国》）▼

比如，袁绍并非是一开始就坐拥冀、青、幽、并四州的。冀州原本是袁氏的门生韩馥的地盘。袁绍采取了一系列计策，迫使韩馥让出冀州。后来，袁绍击败了黑山军的张燕，占据了并州的一部分；又通过界桥之战、易京之战灭掉了公孙瓒，占据了幽州大部。此外，袁绍的长子袁谭击败了孔融、田楷等势力，占据了青州的大部。

刘表割据荆州的故事同样很精彩。190年，原先的荆州刺史被孙坚杀害，董卓以朝廷的名义任命刘表继任。但当时荆州的局势很复杂，许多凭借宗族、乡里关系组织起来的私人武装集团割据一方，称为“宗贼”，而朝廷的任命只是一纸空文。由于宗贼与袁术的兵阻塞道路，前往治所的道路已经不通，刘表便以非凡的胆略单马进入宜城。

（图：《地图上的三国》）▼

刘表意识到，要想控制荆州，必须与当地的蒯氏、蔡氏等豪强大族合作。于是，刘表请蒯越、蒯良、蔡瑁共同谋划诛除宗贼。其后，刘表派蒯越前往诱骗宗贼头目，被说服前来的有55个（《后汉书》中说是15个），刘表将他们全部斩杀，并收编了他们的部曲。此后，荆州的地方官听闻刘表的威名，大多解印绶而逃去，刘表得以在荆州创立基业。

所以，如果刘表真的只是徒有其表的“坐谈客”，不可能割据荆州18年之久，使荆州成为北方士族、豪强、人民的避难所。而他的错误主要在晚年立嗣失当。

书中以地图的方式展现了刘表一生中主要的活动轨迹和重大事件

（图：《地图上的三国》）▼

地图是了解历史的重要工具，古来治史者向来重视“左图右史”，尤其是战争的重现与推演，非在地图上呈现不可。而本书有一百多幅地图，既包括大大小小的战役，也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轨迹。

比如在官渡之战中，袁曹两军交战的地带都是平原地形，曹操为什么选择在官渡这个地方与袁绍长期对峙，除了缩短己方粮道、拉长敌方粮道之外，还有哪些考量？官渡为什么是许都的门户，为什么曹军能“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为什么袁绍不能取其他道路进攻许都？这些答案，都要到地图上才能找到。

（图：《地图上的三国》）▼

在官渡的东面，黄河南岸水网纵横，如济水、濮水、鸿沟水、阴沟水、汴水……袁绍如果强行从官渡以东进攻，就会面临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的困局，不仅进攻锋芒被河网迟滞，粮道难以接济，而且会被兖州方向的曹军截断后路，乃至击其半渡。

官渡的西面是洛阳八关中的虎牢关、轘辕关，袁军如果从孟津渡过黄河，进入伊洛盆地，然后向东打，会被曹军阻挡在虎牢、轘辕关下。如果袁军如果从虎牢关以东渡过黄河，又很容易被虎牢关守军攻击侧翼与粮道。

（图：《地图上的三国》）▼

再加上官渡周边有圃田泽、中牟泽等沼泽，无论步、骑都难以通行，官渡也就成了袁军南下几乎唯一的通道，曹军在此“画地而守”，就能以较少兵力阻住袁军，而不必太担心被袁军从侧翼包抄。

（来源：地球知识局）

2、东汉统一战争地图，东汉简牍中的社会风貌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图①：长沙郡太守发往临湘县廷的下行文书，形制为合檄(部分)。 图②：五一简中的保任文书。 图③：申请设置“例亭”文书的正面。 图④：申请设置“例亭”文书的背面。 图⑤：“本事”签牌的正面。签牌上端的圆孔用以穿绳，可系于成卷的册书之上。其上所书文字用以显示卷宗的主要内容。 图⑥：“本事”签牌的背面。 图片均由杨小亮提供

1996年至2011年，在长沙五一广场及其周边地区，考古相继出土了六批竹木简牍。1996年的走马楼三国吴简和1997年的九如斋东汉简是最早的，2003年前后又出土了走马楼西汉简和东牌楼东汉简。2010年的五一广场东汉简和2011年的尚德街东汉简更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长沙五一广场，自古以来就是长沙城的中心区域。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南方崛起，以今五一广场为中心建造城邑，并初具规模。秦初，在此设长沙郡，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公元前202年，西汉在此建立长沙国，在今五一广场区域筑造扩建长沙城。《汉书·地理志》载，长沙国辖临湘、益阳、湘南等十三县，临湘为都城所在，宫署位置仍在五一广场区域。可以说，长沙建城2000余年，城市位置未发生迁移，宫署位置从未改变。如今发现成批量的简牍合情合理。

丰富了简牍的遗存类型

东汉时期的简牍之前一直相对较少。除西北屯戍汉简和其他地方散见的少量有东汉初期纪年，或根据用语及书体风格推测为东汉以后的简牍外，极少有东汉中后期之物。因此，五一广场地区连续出土的东汉中、晚期的简牍，就显得弥足珍贵。

这些简牍埋藏环境基本相同，均来自于古井(窖)，从而丰富了出土简牍的遗存类型——井窖简。它与遗址简、墓葬简三足鼎立，并且呈“井喷”之势，在数量上后来居上。据统计，目前国内出土的井窖简约有16万枚左右(含残简)，占简牍总数的一半以上。由于古井与古代衙署相关，因而在内容上，井窖简也多以行政、司法等官府文书为主，与墓葬简中多见的更引人注目的“典籍”竹书截然不同。正是这些实用性的、内容各有偏重的官府文书类简牍分批次的出现，让我们今天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在过去20年中，这些简牍的整理、研究、出版也引领着秦汉、三国、两晋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

2010年考古发掘的五一广场东汉简(以下简称五一简)的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一直在进行中。它的时代相对清晰，基本为东汉中期和帝(公元88年)至安帝(公元125年)时期。它的数量更多达6862枚，是迄今为止出土东汉简牍中数量最多的一批，占到东汉简牍总数的3/4以上。这批简因为时代相接、性质相同、内容关联性强，鲜活反映了公元100年前后长沙郡临湘地区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从走马楼西汉简到三国吴简的“湖南简牍文书群”序列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也是东汉中期简牍的重要例证。

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风俗

五一简多为长沙郡临湘县廷处理各种行政及司法事务的文书。有长沙郡太守府直接下达或转发的下行文书，也有郡内县与县之间往来的平行文书，还有临湘县上报太守府的文书底本，因此比其他东汉时期的史料类型更全面，记述也更为详实和生动。通过全方位的研究，我们可以复原东汉中期临湘社会的多个侧面，发现很多历史细节。

比如每逢旱涝灾害之时，朝廷便会颁布一些诏书或法令，以保护粮食生产和供给。五一简中保留了两份诏书的摘抄本，一份为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一份为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内容大同小异，前者言“甲戌诏书：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立秋如故。去年雨水过多，谷伤民饥，当案验沓召，轻微耗扰，妨夺民时。其复假期，须收秋，毋为烦苛。”大意即告诫、约束主狱官吏，除死刑犯外，断狱不能妨碍农作时令，目的在于保护劳动力以增加生产。

从一些简中又可知，在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时间内，当地也会在一些平时不易监管的交通要道设置临时治安岗亭，以保障运输。为了禁绝粮食浪费，也有禁止民间私酿、私沽、群饮的相关规定。五一简中多见有对“糜(靡)谷作酒”之吏民的处罚，违反者“罚金二两”。

东汉中后期，流民问题相当严重，从五一简中可知，当时的流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客籍或原籍占著户口，即“随人在所占”。这也是安抚流民、增加劳动力的有效手段。五一简还可以和之前的走马楼西汉简、之后的走马楼三国吴简进行纵向比较，看出这一制度的演变脉络。

新材料必然带来新学问

简牍形制是简牍本体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五一简中保存有楬、檄、封检等多种完好的实物形态，包含了简牍文书的丰富类型，既可视为相关简牍形制的标本，也启发了我们的认知。

比如富有特色的“合檄”。檄这种文书因为不同的封缄方式和用途分为合檄、板檄等。合檄是上下两片相合之檄，居延汉简中未见合檄实物，学界曾推测，合檄必然是把文件写在大小相等的两片木板上，然后把有字的一面相向重合起来，再缠上绳子，印上封泥。五一简提供了实物证据，其上文字自署为“合檄”，从而证实了合檄实际是将小的木板“镶嵌”在大的有凹槽的木板之上，然后再施以封泥。

还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简牍。比如“君教”木牍。这是一种较宽大的木牍，分三栏书写，上栏写“君教”，并有类似于花体的画押文字“诺”，下二栏为“白事文书”，即直接上报长官无需转呈的文书，“诺”为长官同意后所作的批示。这种木牍实物在东汉以前的简牍中并未见到，但在走马楼吴简中则多次出现。还有“本事”签牌。这种签牌只见于东牌楼东汉简、五一简及三国吴简和楼兰晋简，可证东牌楼简中类似内容签牌中的“本”字，就是“本事”的省写。而五一简中“本事在此中”的表述，正可与《史记》《汉书》中“事在某篇”“事在某传”等记录方式相参照，这应该是“史家写作”和“日常写作”相互渗透的结果。同时，“君教”木牍及“本事”类签牌只见于东汉及以后的官方文件中，似乎说明，东汉时期的文书样式更趋于成熟和程序化，其面貌有一定的革新，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考古工作者还第一次发现了“像人”木俑。以往所见木俑多见于墓葬，而此“像人”木俑却与司法程序相关。该木俑“呈站立状”“整木雕成”。五官仅雕出轮廓，分腿站立。保护人员在对木俑进行脱水保护时，发现俑人身上多个部位有墨书的字，比如左耳后写有“创一所”三字。研究者认为木俑和爰书一起上报是当时公堂审案的一种方式。在木俑身上标明各处创伤的位置，便于公堂之上主官查验断案。

虽然多为废弃的简牍，但与其他东汉简牍“散乱”的特点不同，五一简是可以编联的，因而更具系统性。尤其是木两行简，出土时保存状况较好，从所存的标题简和册书的首简、尾简及可关联的简文观察，大约存有100余份册书的基本框架和部分内容。有的竹简残断严重，但也是可以编联的，通过开展更多的缀合、编联工作，即可恢复出其原本为册书时的大概样貌。

新材料必然带来新学问。目前五一简的整理和资料刊布工作已将近过半，随着新材料的增多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册书复原语境下综合研究的持续展开，必然推进东汉社会的官僚管理体系、司法程序、文书制度、名物训诂和语言文字等研究，从而使略显零散的简牍摆脱“碎片化”的困境，发挥出其蕴藏的重要价值。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版式设计：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21年12月18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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