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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
苏辙[sū zhé]
（接续19）
宋神宗曾经说过，自己嫁一个公主，也花费了70万贯。这个才是真正的巨款，70万贯是什么概念？按理说皇帝嫁闺女，用不着高攀，也不用巴结他人，但一样要厚嫁。据《宋史礼志》记载，宋朝的皇子娶妻，一般要花费一万两银子，公主下嫁，则需要花费十万两银子。1:10，这就是宋朝的厚嫁风。
厚嫁女儿，本该量力而行。但在当朝贵族以及士大夫的推动下，它却逐渐成了一种攀比手段，“风俗奢靡，日甚一日”。宋张端义所云“本朝尚名好贪”，即指这种风气。宋代经济高度发达，伴随而来的，不仅是文化与商业的繁荣，也有不少弊病。在儒家“耻言财利”的传统观念被打破后，人们更加注重物质财富以及精神感官上的享受。因此，追求厚嫁不仅是世人“逐利好财”的体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莫名的攀比与虚荣心理。
袁氏世范
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一些人甚至认为：不陪丰厚嫁妆，反而令人羞耻。如《袁氏世范》中所见：“至于养女，亦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子女之羞见也。”因此，苏辙嫁女嫁到穷，确实不是夸张之说。
❤❤❤苏轼苏辙科举成绩并不好，为何宋仁宗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宋史·苏轼列传》记载，宋仁宗在读过苏轼与苏辙兄弟的试卷后，大为赞赏，欣喜不已，回到后宫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很多人提出质疑：苏轼与苏辙当年的科举考试成绩并不突出，宋仁宗怎么可能在那么多优秀考生中单单夸他俩呢？”
《宋史·苏轼列传》记载，宋仁宗在读过苏轼与苏辙兄弟的试卷后，大为赞赏，欣喜不已，回到后宫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这则记载虽然出现在正史之中，但很多人提出质疑：苏轼与苏辙当年的科举考试成绩并不突出，宋仁宗怎么可能在那么多优秀考生中单单夸他俩呢？会不会是因为二苏名气大，后人杜撰了这一段呢？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为大家分析解惑，希望各位读者看后会豁然开朗。
（苏轼与苏轼入京赶考剧照）
问题一：苏轼在科举考试中到底拿了第几名？
关于苏轼与科举，有一个故事家喻户晓，说的是主考官欧阳修在阅卷时对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推崇备至，原本要将其评为第一，但由于误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才不得已改判为第二。
不少人由此认为，苏轼应该是当年科举的榜眼。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主考官欧阳修剧照）
古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等多个等级。其中，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通过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会试是在京城举办的全国性统一考试，通过者为贡生，第一名为会元；殿试为皇帝亲自主持的终试，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被评为第二，是在会试当中，所以他并非当年的榜眼。
苏轼与苏辙参加的是有着“千古第一龙虎榜”之称的嘉佑二年科举考试，这一榜人才辈出，涌现了张载、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程颢、程颐等历名人，但是这些大牛人的成绩都不高，对于苏轼的具体名次，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只知是“二等”，也就是第四名以后，前三甲为：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不好意思，都不认识。
（苏轼与苏辙漫画）
问题二：宋仁宗何出此言？
宋仁宗之所以越过前三甲，单单出口盛赞苏轼与苏辙兄弟，那是因为此事并非发生在科举考试之后，而是发生在制科考试之后。
科举考试大家都比较熟悉，不多赘述。制科又称大科、特科，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直观地说，制科考试就是科举考试之外的加试，意在优中选优，从年轻学子中进一步发现高等级人才。制科的等级和难度都要高于科举，是古代含金量最高的公务员选拔考试，宋朝有很多牛人宰相实际上都是出身制科而非科举，比如我们熟悉的大奸臣秦桧。
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宋仁宗下诏开制科，就是在这次考试中，苏轼与苏辙兄弟双双脱颖而出，凭借过人的才华和政见折服了考官和皇帝。
（宋仁宗剧照）
在命题作文《御试制科策》中，苏辙以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6位昏君为喻，指出宋仁宗的四大过：懒惰怠政、荒淫贪色、滥用民财、执政能力差。
苏辙虽然指着皇帝鼻子骂，而且大多责难都是言过其实的，但好在宋仁宗仁慈大度，非但没治他的罪，还非常欣赏他敢于犯颜直谏的勇气，将其“入四等”。至于苏轼，那就更厉害了，他的最终成绩是“入三等”。
看到此处，相信很多读者又会有质疑了，第三等、第四等也是好成绩？怎么就值得宋仁宗发出那样的感慨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从制科考试的评等准则说起了。
（苏轼画像）（待续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