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我们把这些中国人赶到木船上，双手绑住，然后将船弄翻，船上的人惊叫着掉到水里，挣扎着淹死，我们却在岸上哈哈大笑……”一位日本士兵在后来的回忆中如是说到。他曾见证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甚至还是屠杀市民的刽子手中的一份子。
1937年，南京在炮火纷飞中沦陷，日本侵略者堂而皇之地进入南京城，开始了他们人神共愤的屠杀行为。一时之间，南京城内遍地尸体，壮年男子悉数被杀，幼年婴孩啼哭不止，年轻女子也被施以暴行，宛若人间炼狱。
上西义雄是此次日本侵略者中的一员，他跟随部队进入南京城后，接到了上级“斩杀全部俘虏”的指令。上西义雄所在的部队四处游荡，闯入一家又一家，将家中的男子拖出来。
他们将这些男子用绳子一个接一个地捆起来并串联在一起，在上西义雄的回忆中，这群人就像念珠一样被串起来，然后被驱赶着走向他们的死亡地。
上西义雄一行人把俘虏们分批赶到小木船上，一批大概五十多人，小木船其实也就是由一块块的木板拼凑起来，堪堪能在水中站立的工具。待到这群人全部上去后，日本士兵们就将木船推向江河之上。等木船行到水中央了，再将木船弄翻。
霎时间，船上的人都落到水中。由于双手都被束缚住，人们根本无法自救。在预感到死亡越来越近时，这五十多人在水中拼命挣扎叫喊，但是岸上都是冷漠的日本士兵们，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子慢慢下沉，挣扎到没有力气后，只有淹死一个结局。
岸上的日本士兵眼看着差不多后，又将第二批俘虏赶上木船，如法炮制地杀死了一批又一批人。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依旧是游荡、抓人、杀人。
过了几天后，日本士兵们觉得这个方法太过麻烦，便把抓来的南京市民在江边排成一排，然后用重型机关枪扫射，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就这样逝去。日本士兵们好似杀红了眼，心都麻木了，他们已经没有良心可言。
那时的江边每天都会堆积成一个尸体山，日本士兵将一些尸体直接扔入江中，但由于数量过多，他们也会将剩下的另一些尸体进行焚烧。焚烧的地点在南京城外，需要过江。据上西义雄回忆，除了他所在的部队，还有其他小队也在执行杀人任务。运输尸体的船只每天至少有30艘，可见被害者人数之多。
焚烧尸体的地方每天都会燃起熊熊大火，这是尸体内含的油分助燃而成。也不知当时火焰的上方，有多少条冤魂难安，盘旋在自己家乡的上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故土被侵占，看着故乡的人们被杀害。
在如此高强度杀人下，日军早已心理扭曲，不知道良知为何物。他们甚至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杀人游戏！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是当时日本军队的两个少尉军官，他们在侵占南京后竟然相约杀人竞赛。规则是谁先杀满100人，谁就赢得胜利。而他们要杀害的对象都是手无寸铁的南京城百姓。
第一天，二人从句容杀到汤山，面对无辜的百姓他们丝毫没有怜悯之心，手起刀落间是一个个生命的结束。这一天下来，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都未满100人，二人决定第二天继续。
第二天中午，二人又在户外碰头。这一天在他们刀下的冤魂都达到了百人之多，他们的刀甚至因为砍杀都有了缺口。在面对记者时，二人还得意洋洋地赞颂自己的功绩。
“不知不觉我们两人都杀到了100人，这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仿佛是地狱深处的恶魔吐出的冰冷话语，那时的二人脸上还挂着笑容，好似在他们刀下倒下的不是活生生的人，只是几百个没有生气的布偶。更甚的是，二人由于不知是谁先达到100人的成绩、分不出胜负，竟然决定第二天继续，目标是砍杀150人。
何其恶心！
日本士兵的人性随着一条条生命的逝去也一去不返，他们不仅屠杀青壮年，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初懂人事的幼儿都不曾放过。他们坐在凳子上，将面前的俘虏当作活靶子，毫不留情地射击；有日本士兵将刺刀刺向幼儿，幼儿挣扎着向前，被他用尖刀一把挑起，哭喊声混杂着笑声，让人仿佛置身地狱。
战争结束后，这些日本战犯被送往法庭审判。在法庭上他们居然还敢狡辩说自己并没有做下这些事，无数的人命官司岂是他们一句轻飘飘的“我没做过”能掩盖过去的。据统计，南京死亡的同胞有三十多万。这三十多万人，都是放下武器的俘虏，他们何其无辜！
更可悲的是，日本侵略者们在这些人生前不曾给予他们生存的权利，死后竟然也不承认他们的死亡数目。在处决日本战犯时，侵略者们甚至还高呼天皇万岁，死有余辜莫过如此了。
时至今日，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可日本右翼分子竟然还能厚着脸皮美化侵华战争，他们篡改南京大屠杀遇害者数目，改编日本教科书，将日本描写成一个高尚的“帮助者”。
加害者们篡改历史，伪装自己的卑鄙；受迫害者却在学习历史并且时刻告诫自己，要记住历史。这世间，怎会有如此道理。只是，日本侵略者们忘了一个道理，喝醉的人永远说自己没醉，可旁人一眼便能看透，在铁证如山面前，一张只会狡辩的嘴说出来的话轻如云烟。
1927年，陈布雷三十八岁，在南昌，与蒋介石首次见面；一个月后，加入国民党，介绍人是蒋与陈果夫。南昌停留两月，即开始替蒋介石代拟文字，其中一篇重要文稿《告黄埔同学书》，就是蒋口授要旨而由他为之起草，“文胆”要务，于此而不可收。其时正北伐，陈布雷对国民革命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内心是认同的，“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之力量，倒军阀而争回主权”，蒋君章认为“先生对革命，私淑甚早，他在革命运动中，没有实际参加，惟对革命运动，则赞助甚力”。所谓“赞助甚力”，即无论从政前或其后，无非是以自己的特殊才能“代大匠斲”，但事实上，仍不想从政，自谓“去旧业而入公务生活，常觉个性与任务格格不入”。当蒋问起今后的志愿，回答是回沪继续做记者。至次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再次问起，愿任何种职务，交由他自己选择，回答还是愿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蒋总算同意去办报，遂离开南京，回上海，进入《时事新报》任总主笔，主持该报的社论，其间，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等人创办《新生命月刊》。
未料，一年后，蒋梦麟调任教育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提名陈布雷接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并征求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意见，均表示支持，陈布雷坚持认为自己留在新闻界更为适宜，“自信以过去之成就”,“较之从政，功效必远过之”，甚至向蒋介石表示不就，蒋也赞成，他两次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交辞呈，“然均不蒙许可”，只有暂时赴任，“拟稍缓再续辞焉”。以他第二位夫人王允默的说法，当了省教育厅长，“自赁旅社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陈布雷就这样被强行征召而离开了中国新闻界，从此一去未返。当然，除被征召这一特定因素外，与他本人的政治立场也有一定关系。我一直有个看法，文人从政，即所谓“思出其位”，既有个人理念信仰追求、现实环境嬗变、实际能力等因素，同时更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想从政的人都可以从政，机缘与条件缺一不可。对陈布雷来说，则势所不能，蒋对他特别器重，甚至有点离不开他，陶希圣说过这样一个细节：1934年前后，陈布雷还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任上，“蒋委员长要发表文告，一个电话或电报，布雷先生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个用的文房四宝到南京来了，写好了文章，他就悄然回杭州……”
从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或可透视蒋本人对待学术界及报界人士的基本态度。北伐期间，罗家伦就是与蒋介石有过一席谈话之后，才毅然应召从政；1935年，蒋在南京汤山官邸召见清华历史学教授蒋廷黻，命他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不容推辞；抗战初始，在庐山，召见北大教授陶希圣，让他放北大教席，代表国民党中央前往北平指导言论工作，陶有所不解，陈布雷在一旁说：这是命令！所以，陶希圣一直觉得“蒋先生对学术界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文官与武官又有不同的态度，而对文化界的报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北伐之后，他与北平学术界的教授们有很深的关系，这中间的关键人是丁在君先生……”
至抗战前夕，陈布雷之于蒋介石，已是侍其左右，如影随形。蒋的重要讲话或文告，大都出自他之手，间或有程沧波等人代拟，定稿仍由陈布雷负责。抗战期间，蒋介石的文告较之前越来越长，他的任务也就越来越重，他在给张治中的一封信中说：“弟自二十四、五年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酬应，屏绝一切家事……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归领袖之支配”，这就是他当时的全部生活。不过，陈布雷以报人而从政，报人的本色，即有开阔的视野、客观的分析、独立的批判精神，进入权力中枢之后，往往体现在忠于职守，忠而不愚，保持头脑的冷静，一切非为做官而去，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突出，一般人很难做到。
陈布雷对“学人从政”有过自己的看法，抗战前数年，熊天翼（式辉）建议蒋介石宜在身边有类似智囊团的组织，陈当时力主慎重，其理由是“中国专家有限，有学问而又能以公心奉职、不植党羽、不存个人夸耀观念者更不多，智囊团云，谈何容易……”邵毓麟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一次问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和贡献，陈思考了一两天，才回答他：“委员长是全国领袖，系国家安危于一身，譬如说他是‘火车头’……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左右颠簸摆动太猛烈的话，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稳”。邵认为“刹车作用”未免有点消极，陈反问了一句“消极吗”？之后，邵终于想明白，这种“看似消极其实积极的作用”，实为对国家和民众负责的一种心态。
俞大维身为兵工署长，在主持工作后，很快受到日谍们的注意并被排上暗杀的黑名单。他多次遭到暗算，由于他见多识广、胆大心细，总算有惊无险。
俞大维，浙江绍兴人，1897年生，家境优裕。祖父俞文葆与清末改革维新派风云人物陈宝箴同为威丰年间举人。1925年俞大维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又赴德国留学深造，钻研语言学和哲学，并选学兵工研制技术，以期日后为国效力。
1933年3月，俞大维被任命为军政部兵工署少将衔署长，致力于筹建兵工研究所。
一次，俞大维在狼山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办完公务后，打算乘小车返回城里的住所。他在6名武装卫兵保护下，出了半山坡上戒卫森严的办公楼，沿水泥台阶下行，来到半月形小广场上，打算上车。负责内部安全的保卫处长裘祖胜上前拦住了他，告诉他，且暂缓登车，他们正在检查车子，因为在岗楼哨所轮值的中士胡某下午发现军统驻汤山工作站两名稽查员在小广场上查检车辆，折腾了好一会儿才匆匆离开。
俞大维指示司机和卫兵排长对小汽车进行彻底检查，结果很快查出小车的刹车装置已被人动了手脚。这是相当危险的，狼山一带山道多弯道也多，路边有几处深沟谷，如刹不住车极可能车翻人伤或死亡!俞大维惊出一身冷汗，庆幸自己的部下有警惕性。
而这两个稽查员，正是被日谍收买想要暗杀俞大维的。
几个月后的一天，俞大维再次遇险。兵工署在南京北郊长江里的八卦洲上建起一座炮靶场，用于不定期试炮，测量数据，改进技术。靶场四周是农田芦荡，俞大维为人身安全计，对自己上洲时间严格保密。但他并不知道，金陵兵工厂派往八卦洲炮靶厂的技正刘石麟，在不久前因欠下大笔赌债处境狼狈而被南京一日谍小组出重金收买，向敌方暗供情报。
那天下午，江上风高浪急，天色灰蒙蒙的。俞大维办完工作，带领随从回到码头。小汽艇已等候在那儿，他们登上汽艇，朝南岸驶去。驶至江中心浪更大，人们东摇西晃，担心浪头会将汽艇打翻。这当儿，突然有一艘改装后的机帆船自下游栖霞山方向朝这边驶来。速度比汽艇快，船上几个船民打扮的汉子竟向汽艇上开枪。几个卫兵连忙开枪还击。俞大维被副官摁倒在艇舱里，副官自己却中弹，负了重伤。所幸的是有两个卫兵使用的是德国造的花机关枪(即冲锋枪)，可连发数射，他们奋力还击，不让那机帆船逼近。对峙了一会儿，危急关头，一艘水上巡警驳船驶过来救援，船上机枪向那神秘的来势汹汹的机帆船开火，逼其掉转航向落荒而逃……
然而，俞大维完全没有料到，不甘心两次失利的日谍组织竟然再度在丁山向他伸出了魔掌。1936年底，由于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南京国民党上层出现轻松气氛。圣诞节前一天晚上，丁山上的多幢洋楼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气氛。俞大维夫妇特邀妻舅陈方恪(南京知名学者)夫妇上丁山的茵梦湖咖啡厅小聚，点了烤牛排等英国风味的菜肴。
为他们服务的侍者宋康和是一个很英俊的小青年，说得一口极流利的英语，亦能说上海话。据老板克莱尔说，他是个华裔英国人，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市，几年前从上海一家西餐厅调来南京山西路上一家西餐厅担任侍者，不久前应聘来到茵梦湖咖啡厅担任侍者。他工作努力，人又机灵，已升为领班。
正当宋康和笑吟吟地端上一个水晶玻璃托盘(内有4杯热腾腾的香气扑鼻的咖啡)时，两名英国便衣特工突然上前将他挟持住，推到一边，铐上双手，并做了全身搜查，而后押离。这一幕令俞大维等客人甚为惊愕。
这当儿，老板克莱尔上前解释，说经调查那位宋姓侍者是已被日谍机关重金收买的汉奸，他在上海就进行过间谍活动，干了些伤天害理的事；他应聘进入丁山茵梦湖咖啡厅工作，首要任务就是伺机在兵工署长俞大维饮的咖啡里下慢性毒药，待事成后即逃离南京，重返上海。但日谍们低估了英国军情五处驻南京的反谍人员的能力，才出手就在作案现场被拘捕……
八年抗战时期俞大维仍在重庆主持兵工技术研究工作。其间他爱惜人才，帮助过华罗庚、熊庆来等数学家，还保送了许多优秀学生赴美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