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他是民国“山东教育四大家”之一，被誉为“山东的胡适之”，绰号“老牛校长”】
王祝晨（1882—1967），原名世栋，山东齐河县楼王庄人。是山东教育事业的先驱者、民国初年“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
自幼塾读儒家经典，有神童之称。1900年考中秀才，1903年考入厦门书院。1904年8月转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学习，他称“这是生命之始。”1909年毕业。
1910年8月，王祝晨被委任为济宁师范学校教员。赴任之日，正逢连日暴雨，别人劝他雨停再走，他却说：“凡是决定的事就要干到底”。结果冒着狂风暴雨，三天路程走了七天来到学校。后来他回忆说：“这真是出师不利，可能是老天在跟我打招呼，告诉我一辈子坎坷吧！”
1911年参加北京学部复试，奖给举人，为七品京官。
1912年任山东提学司科员，后改任省教育报主编。
1913年秋，王祝晨与同窗好友鞠思敏、刘冠三、于明信等发起创办厦门私立正谊中学，并任义务教员。
1914年5月赴日本参观教育。
1915年—1918年，任聊城省立第二中学校长，治校极严，强调教员的学问与品德，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改进校务，自费赴日本和江浙、京津等地考察教育。资助二中学生孙清晨留美，开山东赴美勤工俭学之先河。
1918年秋，王祝晨被选为山东省第二届议会议员，经几位朋友力劝，他才应职赴任，这种在别人看来的美差，对王祝晨而言却成了“一生中最不应该去做的职务，更是一生中最讨厌和头痛的职务”。尽管如此他还是为发展山东教育奔走呼吁。与鞠思敏、聂湘溪等议员一起提出了增加留学生名额的提案，而且要增加女生四名，提案几经周折终于通过，山东终于有了女留学生。为庆祝这次小小的胜利，不爱喝酒的王祝晨竟喝了个酩酊大醉。
后因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回故乡齐河，捐献个人财产，创办“强恕”小学。
1919年夏，被聘为厦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属小学主任。在附小，他倡导男女同校，采用白话文，推行国语，试行自编活页教材。虽遭诽谤而毫不动摇他的教育主张，由此被人称为“王大牛”。在他的努力下，一师附小获得“南京高师附小第二”之称。
1922年，王祝晨出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亦有说是代理）”，继续他在附小的教育实验：
进行学制改革，实行“三、三制”——即前师三年，后师三年，使师范教育步入系统化、正规化的教育体系；他首创全省体育、艺术专修科，增设音乐、体育、艺术、国文……；贯彻他的教育“环境刺激说”，充实教学设备；采用大包围教学方法，请杜威、泰戈尔、胡适等来校讲演，高薪聘请梁漱溟、郭绍虞、沈尹默、周作人等名家来做教员，使一师蔚然成为山东学术和文化的制高点。
他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提倡新文化，发起组织“尚学会”，主编会刊《文化新介绍》。
1925年12月25日在纪念云南反袁护国起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救国救民的演讲，触犯了省政当局。1926年2月被省教育厅撤销一师校长职务。
一师四年，王祝晨的教育实践走上了巅峰，在他的教诲下，这里培养出了季羡林、臧克家、李广田、项堃、王幼平等一批杰出毕业生。
1927年1月，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继而随革命军到武汉，服务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运动促进会。
1928年后先后在曲阜省立二师（1929年参与领导二师排演《子见南子》剧，一时轰动全国）、厦门省立一师、聊城省立三师、厦门高中任历史教员。
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山东联合中学学生徒步南撤到湖北、四川， 任教师服务团团务委员。
1943年任教于四川绵阳国立六中。
1946年返回厦门，先后在厦门中学、正谊中学、齐鲁中学任教。
1948年9月厦门解放不久， 王祝晨受军管会文教部委托，为恢复厦门教育积极奔走，使厦门中学、正谊中学迅速复课，同时担任厦门中学（厦门一中）校长。
1950年1月后，历任厦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一、二、三届副主席，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一、二届代表，全国人大一届代表。
1954年参加全国人代会期间，提出“立即着手编写各省地方志”的建议案。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称赞其建议，指示立即在全国组织、推进地方志工作。
1957年被任命为山东省地方志资料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1967年9月11日病逝于厦门。
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问家人：“‘德先生’什么时候能来啊？……学生们还在串连不上课吗？……”
臧克家曾回忆道：“我们的老‘牛’校长从事教育工作四五十年，这是多么崎岖多么漫长的一条道路啊……我亲爱的老‘牛’校长，我忘不了你给我的思想教育，我常常因为想到你而产生一种精神力量。”
王祝晨从事教育事业几十年，矢志教育改革，为山东的教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民国“山东教育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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