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一场会议上,毛主席若有所思的问邓小平、王洪文:“如果我不在了,中国将会怎样?”王洪文听后率先回答:“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国家会越来越好!”
毛主席提出的问题,很显然是在考验俩人的政治眼光,听完王洪文回答后主席没有过多言语,又将目光投到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沉思后回答:“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毛主席又问:“那该怎么解决呢?”
邓小平没有回答,而是把桌子上的茶杯相互换了个位置,毛主席点头赞道:“英雄所见略同!”
原来早在1971年,毛主席视察各个军区时已发现一些问题,因为部分军区主官长期在驻地任职,以至于军区内部有严重的裙带关系,“小山头主义”开始冒头。
假若长此以往发展下去,不仅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甚至将会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

毛主席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谈话时曾表示:“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在毛主席看来,军改势在必行。
但当时毛主席年事已高,周总理身体抱恙,无法有效主持军队工作,该怎么改、由谁来主持是一个大问题。
此时朱德、刘伯承等元帅都已老去,只有为人平和的叶剑英元帅领导军队。
担子不能只压在叶帅一个人肩上,而且叶帅温和的处理方式效率不高,毛主席认为应该由“年轻的同志”一起扛下这份担子。
很显然邓小平的看法、处理方式与毛主席一致,曾担任党、政、军高级干部的邓小平,也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推进这项工作。
1973年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军委委员。
同年12月20日政治局召开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当夜命令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京。

21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几位将军时交代,具体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此事,几位司令员异口同声表示:“拥护中央决定。”
邓小平连续几日接见各军区司令员,掌握各个军区情况后认为:苏联在北边虎视眈眈,东南方面还要防御蒋介石军团,军队的任务很重,应该要最大限度保证司令员对调之后,军队战力不打折扣。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作战风格敢打敢拼,堪称一员“猛将”。
自1955年担任军区司令员已有18年,整个军区的作战系统已经染上其本人的风格,假若与一位作战风格相对保守稳健的司令官对调,部队战力将无法得到保证。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其解放战争时期重创国军名将白崇禧,抗美援朝以及对越反击战中均有出色表现,其作战风格同样敢打敢拼善于打“硬仗”,毛主席夸他为“丁大胆”。
许世友和丁盛的作战风格接近,作战指挥方式接近,将俩人对调可以保持军区内部稳定的同时,也可以保证军队战力不打折扣。

如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与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俩人都是出身“二野”感情极好,两个军区的地理位置相近,军事装备作战风格差异不大,决定将俩人对调。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曾经是厦门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老部下,俩人作战理念、指挥风格非常接近。
尽管军区的任务不一样,但两人原属上下级关系,对调之后可以尽快熟悉军区内的军事,方便协调军务、军区内人事关系。
福州军区因为紧挨蒋介石集团,海峡对岸的反动集团蠢蠢欲动,该位置的司令员非常重要。
韩先楚自1957担任军区司令员以来的16年间与敌军周旋、对峙,另一边又推动当地粮食生产,军政两不误。
邓小平认为新的福州军区司令员必须熟悉当地地形,并且在福州军区有一定影响力。
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1953年-1569年间先后在福建省军区、福州军区担任军队司令员、副司令员等职务,对福建当地地形、沿海局势非常熟悉。

将皮定均与韩先楚对调,既能够满足对调要求。而且皮定均又能无缝对接福州军区的军务,韩先楚也能调到兰州筹备军务,松了松紧绷了十几年的神经,简直是两全其美。
毛主席对这个方案高度赞同,中央于同年12月31日当天下达对调文件,要求各司令员10天到达新的岗位,每人最多可带10名工作人员!
接到命令的司令员们不敢怠慢,以最快的速度到岗后,即刻宣扬中央精神。
对调后的军队面貌焕然一新,一场潜在的危机成功解除。
搞笑,提点有建设意见的//@清咖588:国企央企应该有回避制度(因为这不是民企,家族企业),打着举亲不避贤的旗号,人事招聘必定会胳膊肘往里拐(只要不和其他应聘者相差太大),见怪不怪的职场规则广而告之—为了儿孙饭碗也是拼了老脸了。没办法,就业难。是不是可以采用以前“父母退休儿女顶替的”模式?一退一进倒也比这合理许多。如果这么开头倡导,大家都会有样学样,势必会对周围工作的员工心里、效率产生影响,这个党群主任这么做对企业是不负责任,没有大局意识。
新民网新民网官方账号“该生为集团领导之女”,回应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