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戚元德后来回忆说:"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我们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我们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我们为敌。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只要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戚元德(1905-1974)，湖北省武汉市人，吴德峰妻子。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1928年2月经陈潭秋夫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九江、开封、上海等地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进入中央苏区后，戚元德先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机要科长，后在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团任秘书长等职。1974年在北京病逝。 1974年11月2日在北京逝世。戚元德逝世后，远在广州的董必武悲痛的写下了他最后一首挽诗《挽戚元德同志》:不枉为人活一场，工农结合斗生强。清风明月饶声色，马节坚持到晚防。
刚开始被红军看管起来的外国人总共有七人，即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8个月)，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思南教区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
红军占领旧州的当晚，就分别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进行了审讯。军团领导和保卫局研究后，首先释放了四名挑夫，将女仆和厨师暂且留了下来，以便照顾几名外国人的生活。出于人道考虑，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也加以区别对待，其中的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予以释放。
萧克在回忆录中道出了扣留薄、海二人的另一层原因:
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此时的薄复礼，对于抓捕、扣留了他的红军仍然心怀恐惧，战战兢兢。但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令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开始产生了一点改观。[1]此后，薄复礼的待遇有了明显改善。红军分战利品时，也给了他一大块牛肉。行军中他的鞋坏了，吴德峰命令一个战士脱下套鞋给薄复礼，而那个战士却痛苦地赤脚走山路。后来，吴德峰还给两个传教士找了骡子骑，赎金也降到了6000元。
在教会同仁的奔走努力下，一部分赎金送来了。红军决定释放年龄较大的海曼，押着薄复礼继续行军。这样，薄复礼随红二、六军团共同长征，横穿了整个贵州，进入云南。1936年3月21日，当红军行进到距昆明仅数十里时，薄复礼突然被萧克召去，他被告知：红军决定释放他。在送别他的晚宴上，王震对他说：“你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已经看到，我们对穷人是多么的好。我们不是土匪，这是敌人的诬蔑。”萧克欢迎他留在中国，可以办学校，但是不准用上帝去麻醉学生。第二天一早，红军就出发了。薄复礼徒步走到富民县城，结束了在红军中度过的18个月俘虏生活。
薄复礼回到英国，成了新闻人物。人们对他的传奇经历极感兴趣，请他去作演讲。但是出乎意料，薄复礼对大家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活力和革命激情。”(11)他再次回到中国传教，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对红军长征作了如实的记录。这使萧克将军深为感动，他在为薄复礼回忆录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