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1932年初，蒋介石授意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桂永清、曾扩情、胡宗南、郑介民等十三人筹组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对内称力行社），经过反复讨论，于3月初正式成立。
复兴社的机构有各处及书记、中央干事、中央监察等，但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这个处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由此看出蒋介石是想把复兴社的核心搞成一个特务组织。因而，特务处长的人事安排却一直颇费周折，当时有最佳的人选有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人，戴笠虽也列名，但因资历较浅，多数人都不赞成。复兴社成立之后的十三位骨干（后称“十三太保”），惟有戴笠是黄埔六期毕业，本来都不够格参加筹备。
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终于1932年1月26日晚，召见戴笠，正式命令由他主持复兴社特务处。消息传来，不少人不解甚至不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确实没有看错戴 笠。
但是，蒋介石为什么不用其它人，专门挑选资历浅的戴笠担此重任呢？
戴笠被蒋介石看中，还真不是凭他的资历。他在黄埔六期骑兵科不仅没有毕业，而且按黄埔系的说法，也太靠后了。
戴笠之所以受蒋的器重，主要原因是他的特工才干。戴笠人很聪明，上小学、 中学成绩都很佳，曾投笔从戎，也浪迹三教九流之间，这对他以后从事特工工作颇有好处。戴笠20年代初在上海交易所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杜月笙等人。回来又回乡组织过民团，依附过斧头帮帮主王亚樵。后来戴笠觉得王亚樵只是绿林豪杰，终难成大器，又投考黄埔，搭上黄埔六期末班车。
在清党中，戴笠即充当了自觉地密报员的角色，先后密报过20余名左派学生，并从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当然，他也密报教官中的腐化状况等。
1927年夏，戴笠参加了密查组。经常越级拦蒋介石的车递送情报，蒋介石刚开始还以为他是沽名钓誉，希图得宠，因为戴笠没有按规定递送情报。但后来发现戴笠一人搜集的情报，比密查组成员搜集情报的总和还要多，而且较有价值，所以逐渐产生好感，亲下手谕追认了他黄埔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
后来密查组无形解散，蒋破格提拔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专搞军事情报。这期间，戴笠跑遍山东、太原、武汉、厦门、保定、平津一带，搜集了大量有 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部队的大量情报，对二次北伐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之越加受蒋介石的器重。
这一时期，戴笠不光跑路辛苦，还有生命危险，因为一旦被军阀们发现他是特 务，性命就难保了。而且，他因资历太低，往往见不到蒋介石，情报都需由别人转 送。千辛万苦搜集来的情报，不要说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上，就连蒋介石的住所和办公室也进不去。不光那些蒋介石身边的黄埔一、二、三期的参谋、副官老大哥们瞧不起他，连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人，见到戴笠也常翻白 眼，往往见到的第一句就是：“小瘪三又来了”。
尤其蒋介石的心腹、侍卫长王世和（黄埔一期毕业），更是瞧不上戴笠的出身和鬼魅勾当，经常加以破口大骂，甚至殴打。戴笠将此视为奇耻大辱，但仍坚韧不懈，常常在清晨的寒风中拦蒋介石的车递送情报。这些都给蒋介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提升戴笠为少校副官。
1929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矛盾激化，终于在1930年导致了中原大战。戴笠不仅情报出色，还积极策反西北军，由此晋升为中校联络参谋。
但是，光能苦干也不行。比如邓文仪，邓文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长，这个科是比复兴社成立还要早的特务组织。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都是黄埔老大哥，论资历才干、职务，都不在戴笠以下。
究其主要原因，是戴笠沾了浙江籍的光。蒋介石是极重家乡关系的人。他用人原则首先不仅要有才干，而且必须是亲信和忠实可靠。
蒋介石的大原则是：凡亲信、 故旧、学生皆可重用，但极要害的部门就必须是这些人中的浙江籍人去掌握。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虽然都是他的亲信学生，但籍贯都不是浙江人。
如果把他们和戴笠的籍贯一比较就清楚了：邓文仪：湖南人，黄埔一期；桂永清：江西人，黄埔一期。郑介民：海南人，黄埔二期；康泽：四川人，黄埔三期；戴笠：浙江人，黄埔六期（未毕业）。
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认定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倒是一个好处。正因为资历浅，难以形成势力，对蒋介石不会构成威胁。也正因为资历浅，除了效忠蒋介石外， 没有别的出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是，对特务的使用，权力可以很大，但地位、职务、官衔不能太高，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客为主，可能随时予以抑制。
所以，与其他人相比，只有戴笠是最适合的人选。蒋介石的这些想法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戴笠后来确实对蒋介石死心蹋地、感恩戴德。忠贞不二。但蒋介石直到戴笠死去，也仍然只给他少将官阶（死后追授中将）的军统局副局长一职（中统徐恩曾临撤职前也只是个副局长）。
尽管戴笠、徐恩曾的权力大得吓人，但地位、官职始终不高，这也是蒋介石的一种驭人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