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西游记背景，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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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历史上真实的西游记背景：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取经，舍近求远，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 2、历史上真实的西游记背景，西游记作者究竟是谁

1、历史上真实的西游记背景：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取经，舍近求远，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讲述的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当然，这是一篇神话故事。但是，虽然是神话故事，但是却是借取了历史上真正的历史事件来演绎的，而且时间、路程都与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大体相同，只是演绎出了孙悟空等几位徒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

在现在的读者心中，有一个疑团或许一直没有解开，那就是唐僧去印度取经，而印度在中国的南方，这在当时的唐朝应该是清楚的，如果打开现在的地图，唐僧取经最近的路线应该是从西安一直南下，可以途经四川、云南，就可以直达印度，而且绝大部分的路程都在国内，只是过了云南再走很短的一段路程就到了。为什么唐僧偏要舍近求远，取西经新疆到中亚再南行再到印度呢？这条路不仅更远，而且山路更多，并且要经过许多国家，那更危险。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唐僧为什么不走近道，而选择这样一条迂回的道路云取经，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而最普遍的解释就是当时的云南一带是蛮荒之地，瘴气多，而且要穿越横断山脉，凭当时的人力更不容易翻越过去。其实这种解释相当牵强，至少不全面，因为在唐朝时期，云南已是中国的地方行政地区，有地方官府可以派人相送，应该能够找到去印度的路。那唐僧为什么偏要舍近求远呢？

唐朝的疆域基本上涵盖了唐僧取经路。

其实，唐僧取经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唐朝当时在世界的地位，特别是唐朝真正的疆域范围等这样几个方面去理解。

首先，唐朝在世界的地位已达到历史空前。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是唐朝，尤其在唐朝初期，在世界上的影响相当深远，那是世界的老大，而且当时的唐朝与外界的交往主要在西部，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西行路线，是联结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最佳路线，路途道路更宽阔，人员来说更稠密，相对来说更平安。

其次，唐僧当时走的路线其实绝大部分在唐朝境内。稍微懂点历史常识的都知道，唐朝的疆域范围十分广大，尤其是西部，势力范围一度达到里海一带，如果这有点夸张的话，达到现在的咸海一带那是比较中肯的，虽然途中有许多政权，但那是唐朝的藩属政权，都属唐朝管辖，包括现在阿富汗一带当时有着大大小小的许多政权，当时都臣属于唐朝，而且唐朝在西部设立了几个都护府，能够进行有效的管辖，大家看唐僧西行的路线，其实一直就在唐朝境内。

第三，唐僧西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进行友好交流。无论是《西游记》中的描写，还是当时现实状况，唐僧西行一直带着皇帝给的通关文牒，而且唐僧途经任何国家，那都是当地的郡主、国王亲自接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唐僧取经是带有皇帝亲自下的任务，是作为大使，是一次友好交往的过程，展示着唐朝对他们的重视，这些郡主、国王那都是唐朝的藩属领导，对于唐僧的到来那自然要高度重视，热情接待，并且一路护送，为什么唐僧西天取经历经近14年，没有遇到危险，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真实的唐僧取经过程，应该是相对愉快而安全的旅程。

唐僧取经西行迂回更主要是开展友好交流。

第四，唐僧走西行迂回路线，更主要的是考察这些藩属政权对唐朝的忠诚度。唐僧最终的目的是去印度取经，宣扬佛法，但不直接走四川、云南路线，而一路西行再南下，应该还带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考察这些西部藩属政权对唐朝的忠诚度，因为如果走四川、云南路线，这已是当时唐朝的固有领土，而西部那些藩属政权，虽然表面上称臣于唐朝，但是否忠诚于唐朝，那需要考察，所以，唐僧去印度取经，同样带有考察的目的，便于唐朝的中央政权对这些藩属政权进行评估。

第五，唐僧如果直接南下，路途实际上更远更危险。其实，虽然从现在来看，从西安到印度，表面上走四川经云南直接到印度，似乎很近，事实上，如果当时唐僧真从四川到云南进印度其实更远更危险，一方面云南西部是西藏，当时是吐蕃国，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并不臣属于唐朝，而且过云南之后，当时的印度其实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是大大小小上百个政权，这些政权并不属唐朝管辖，他们不需要看唐朝的脸色，通关文牒在这里并不起作用，而且这些国家的人用的语言十分难懂，更难交流，而且是十足的蛮荒之地，唐僧要到真正的印度佛教中心，要经历太多的国家，那会更艰难。

所以，唐僧却印度取经，与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和后来的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一样的，意义也类似。都是传播中国文化和扩大中国影响的友好交往过程，只不过唐僧作为和尚的目的更多，在实现这些目的同时，顺便到佛教的发源地进行佛法交流，并扩大佛法在中国的影响。

2、历史上真实的西游记背景，西游记作者究竟是谁

——一探明代句容状元李春芳

▓ 李洪文

（一）状元李春芳是“句容籍”

自古人以“籍”定。古代府志县志科举录均以“籍”定人。《重修扬州府志》定李春芳“兴化籍，句容人”，《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定李春芳“句容籍”，一时文坛兴讼。

李春芳句容人

《顺治句容县志》三卷载：“嘉靖十年举人李春芳，见进士。”“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李春芳，第一甲第一名，累官少师，中极殿大学士。”《顺治句容县志》四卷载：“李秀，以曾孙春芳赠少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李旭，以孙春芳赠少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李镗，以子春芳封少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乾隆句容县志》八卷·选举志正科表载：“嘉靖十年，举人李春芳。”“嘉靖二十六年，状元李春芳。累官少师，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定。”

《乾隆句容县志》

《乾隆句容县志》一卷载：“（四面牌坊）今东匾曰‘状元宰相’，为丁未殿元李春芳；西匾曰‘天官冢宰’，为吏部尚书曹义；南匾曰‘地官司徒’，为户部尚书王暐；北匾曰‘殿中执法’，为御史汤鼐立。”“状元坊在县治废巷口，为大学士李春芳立。”

句容人纪念李春芳有“兆文山”“兆文（状元）桥”。镇江金山寺有东坡玉带永镇山门，句容崇明寺也曾有李春芳玉带永镇山门。《乾隆句容县志》四卷：“玉带楼在县治东崇明寺藏经院。李文定为诸生时，读书院内月潭僧房。戏题壁曰：年年山寺听鸣钟，匹马长安忆远公。异日定须留玉带，题诗未可著纱笼。后嘉靖丁未，廷对第一。果应前语。官翰林。给假南还。月潭踵门持楮求书，并请践约。公书前律，笑解所系玉带，并西番所进番经一册付之。及公累官宗伯，拜大学士，月潭刻诗于石，并建楼藏经贮带，用镇山门，与古刹共垂不朽。”李春芳是句容人，历代府志县志记载明晰。然《明史》称李春芳为“兴化人”。让人误其为“兴化籍”，与句容无关。很多专家“尽信”《明史》，著书立说中已经将李春芳“句容人”标签褫夺，谬传后世。数典忘祖，很多句容人也只知道有“兴化状元李春芳”，从来不知有“句容状元李春芳”。

典数根源，直击《明史》之谬。我在《乾隆句容县志（校注）》（2016年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和《光绪续纂句容县志校注》（2018年辽海出版社出版）两书中对李春芳作了较客观的注解：初名果，字子实，号石鹿（见李春芳《遗安堂集》卷十《墓志铭》。源于句容市石鹿山，石鹿山见本志卷三·山），又号华阳洞天主人。世居“勾曲之朱壒村”（见李春芳《贻安堂集》卷十和附录）。“早岁常读书寺中”（见本志卷十李春芳《新建句容华阳书院碑记》）“为诸生时，读华阳书院内月潭僧房”（见本志卷四）。嘉靖十年，以“句容籍”中举……嘉靖二十六年以“句容籍”中丁未科状元……句容有文定公祠二，一在崇明寺大殿右，一在茅山上宫右（见本志卷四）。康熙六年，笪重光《重修家谱自序》载：“皆姻娅不绝如容邑曹冢宰、李文定诸大族。”清张廷玉纂《明史》称李春芳为“兴化人”（见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八十一），误。事迹见卷四“玉带楼”、卷八“正科表”和卷九《李春芳传》。

古人“籍”和“贯”大多一致。府志县志科举录中均以“籍”为凭。如“籍”“贯”不在一地，则需注明。如《乾隆句容县志》八卷：李长华，改名嗣京，兴化人，句容籍。《康熙兴化县志》：李嗣京，号嘉锡，李乔，号世臣，句容人。又如《光绪续纂句容县志》七卷：“李廷试，官海阳知县，兴化籍。”句容县志均载李春芳为“句容籍”状元。《明史》此误，随即被《嘉庆重刊江宁府志》（三十卷·科贡表）修正：嘉靖二十六年，李春芳，句容人，一甲第一名，《明史》有传。

清编《明史》偏颇非一。又将句容人汤鼐作“寿州人”（卷一百八十）。《弘治句容县志》六卷：“汤鼐，字用之，福祚乡人。”据《江南通志》，其一作“寿州人”（卷一百二十六），一作“句容人”（卷一百二十二）。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登科录》：“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李春芳：贯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民籍，句容县人。国子生。治《诗经》。字子实。行一。年三十八。十二月十五日生。曾祖秀。祖旭。父镗，母徐氏。重庆下。弟齐芳，承芳。娶徐氏。应天府乡试第一百十七名。会试第十名。”由此可见，李春芳“籍”和“贯”不同。“民籍，句容县人。”意即“民籍，（籍）句容县人”。古人重“籍”，“籍”为根本，去世之后必须“叶落归根”。“贯”为临时居住地，相当于今天的“暂住证”，可以随时再搬走。李春芳“贯兴化”之前，“公之曾大父始渡江至安宜，已又从安宜徙兴化”。李春芳《新建句容华阳书院碑记》有“臣原籍其地”，由此可见李春芳为“句容籍”“贯兴化”之人。（未完待续）

李洪文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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