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2020年5月7日，南京浦口区的女童璐璐和几个同伴到一河边钓龙虾玩，她不慎滑倒河边，这个时候单某经过就救起璐璐并拧干她潮湿的衣服。后来拉她到电动车上，把她带到一偏僻树林实施了强奸并将其杀害。2020年12月25日，南京中院一审判决其死刑。目前，该案件还在江苏高院二审中。单某从开始的善良变成后来的邪恶，人的行为在转瞬间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从行为上看，尽管单某某开始救了璐璐，他的行为是见义勇为，该受到表扬的因为他不认识璐璐，他救女孩完全是为了她受到人身伤害的发生，是及时出手而避免的损害的发生，是无因管理的一种。他的行为当然得到表扬。但后来，他单独带走璐璐并对其实施了强奸行为，就是犯罪行为了。璐璐还是未成年人，不管她是否同意和单某发生关系，单某都构成犯罪行为，都要被从重处罚。他可能会说自己确实不知道女方不满14周岁，但刑法第236条规定，强奸不满14周岁的幼女要对其从重处罚。可见，法律上不以当事人是否知道女童不满14周岁为条件，因为女童身心未发育健全，她们是弱势群体理所应当受到法律的重点保护，如果当事人以不知道女童年龄就对其减轻处罚，无疑会造成犯罪率的上升，无疑不利于打击犯罪，让某些人找借口而逃避惩罚。
其次，单某是否会被从轻处罚？尽管一开始单某是做了好事，但警察查明，他在2005年和2013年都实施过强奸罪，都被判刑过。他才从监狱出来不久，所以他是惯犯、是累犯，从法律层面上看，对于累犯要从重处罚。即使他认识自己的错误但他还是给受害人家属带来了巨大悲痛和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不但强奸幼女还在事后杀人，性质更恶劣，所以一审法院判决其死刑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他的罪行不能抵过，他多次犯罪可见他的危险性之高；他杀害了女童可见他的主观态度之差。只有判决他死刑才能起到惩治的作用而且国家去年底也出台了文件要保护未成年人，禁止性侵未成年人并规定如果性侵未成年人，要从重处理。
单某常年无业，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监狱度过的，他不知道如何和人开展交流，他也不想找份正经工作，他依靠家人生活。这起悲剧的发生也许和其早年受到的教育有关系。
1946年4月22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根据褚民谊的罪行，审判长向其宣读了“民国35年特字第408号”判决。判决认为其罪行“实属甘冒不韪，最无可恕”。着对其“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江苏高等法庭的判决让褚民谊心里十分害怕，但他表面上依旧故作镇静。事到如今，他知道自己已在劫难逃，但却仍不甘心，因为他手里还有最后的一个重要砝码——孙中山的肝脏标本。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他的肝脏就是国宝。褚民谊一面让自己的老婆陈舜贞向首都最高法院要求复判；一面以自己手里的“国宝”相要挟，要求法官给自己以活命。
事情是这样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平协和医院，其遗体被解剖后，肝脏被泡在福尔马林药水中，装在一个大玻璃瓶里。孙中山的灵柩在1929年6月1日奉安南京中山陵，而其内脏则保存于协和医院里。1942年3月下旬，褚民谊去北平“公干”之际，得知孙中山内脏的下落，便带至南京，送交南京市中山陵园保管；不久，褚又从日本人手中取回孙中山所著《孙文学说》原稿及《建国大纲》手迹。这也便是他的所谓“效忠国家，保存文献”的“功绩”。此时，褚民谊竟以交出孙中山肝脏为条件，要求法官给自己减刑。
郑介民听说此事后，立即赶往苏州监狱，提审褚民谊。
据褚民谊交代：“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接收各地英美财产，至北平协和医院，发现该院研究室内藏有总理遗体腑脏标本。嗣南京伪府获悉，故派我于31年3月25日赴北平，经与日大使馆北平事务所及敌酋冈村宁次商洽，允携回南京。故于27日至协和医院取出，随即至天津，28日乘车南下，29日抵浦口，当即赴陵园，暂供于总理灵柩后面，至4月1日始正式恭奉置于灵柩之前面，不知现在是否还在。至切片及蜡块与临床记录等，现由上海汤医生保存。因汤曾留学比利时，专攻癌症，经汪逆兆铭之同意，借与汤医生研究。”并称：“总理逝世后，协和医院在表面上已将其腑脏取出焚化，即孙夫人（宋庆龄，孙中山妻子）及孙院长（指孙科，孙中山之子，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与在院照料之吴铁城和郑洪年亦不明底蕴，仅知业已焚化。”
于是，郑介民亲自赴上海镭射医院找到治疗癌症的专家汤齐平医生，从他那里取回孙中山的肝脏切片，返回南京。5月22日，郑介民向蒋介石邀功，说是自己探听到总理肝脏的下落，并亲自把“宝贝”找了回来。蒋介石很是高兴，把郑介民着实夸奖了一番。
此时，在陈舜贞的多方奔走下，蒋介石也发出了对褚民谊案件从轻处理的手谕，但此举招来了舆论的强烈反对。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5月29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驳回陈舜贞的复判要求，“原判决核准”；6月24日，江苏高等法院也做出裁决，再次维持原判，不做减刑处理。
褚民谊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1946年8月23日，这个曾被吴稚晖称为“鼠狒黑”的巨奸被执行死刑，走完了其罪恶的一生。
1945年8月19日，桂系第七军副军长李本一抢在受降会谈之前，进入南京大肆“劫收”，引起了轩然大波。8月27日，当冷欣带着一干随员分乘飞机降落在南京准备处理受降事宜时，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早在他抵达南京之前，桂军的李本一冒充“假钦差”，已经捷足先登了。
1945年8月17日，李本一派亲信秘密进入南京城，面见汪伪宪兵司令陈皋，交给陈皋一封盖有第七军关防大印及李本一私章的公函，称其奉命率部来南京接受日军投降。
此刻的陈皋正惶惶不可终日之时，见“国府钦差”驾到，不辨真假，赶紧献媚巴结。陈皋立即通知中央饭店经理江政卿，让其腾出饭店最好的房间，并让参谋率50个汪伪宪兵，赶往江北恭迎李本一。
8月19日，李本一亲率一个团星夜兼程经安徽和县，抵达南京江北的浦口。本该在此驻防的李本一，面对一江之隔南京城的灯红酒绿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决定进城大捞油水。
第七军的两名中校参谋吴瑞英、罗国宁携李本一“手令”，由伪宪兵带路过江前往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安排住所。紧接着，李本一率卫士排及部分随员，在伪宪兵的护卫下，渡江进城。
李本一带着亲随以胜利者的姿态住进了中央饭店，伪宪兵司令陈皋闻讯立即赶到中央饭店，拜见李本一，声称自己是“曲线救国”，请李本一多多提携，同时表示愿意提供车辆和负责安全保卫。当晚，陈皋在中央饭店设盛宴为李本一洗尘。
第二天，李本一亲率随员前往中山陵拜祭，在外人看来，李本一就是一副正式的国民政府接受大员模样。回城途经梅花山，当李本一得知汪精卫墓在此，竟然停车观望逗留了一小会儿。
“中央军代表已来南京”的消息在汪伪要员中不胫而走。为了自保，这些人纷纷跑到中央饭店拜访李本一。一时间，中央饭店门庭若市，汪伪要员排着队等待李本一的召见。这些人，除了好话说尽外，每人都准备了一份重礼，金条、银元难以计数，古玩、字画应有尽有。对此，李本一毫不客气，全部笑纳。
在南京的几天中，李本一几乎顿顿都有人宴请，中山东路的龙门酒家、夫子庙的太平洋餐厅等等，天天山珍海味。然而，李本一进南京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攫取钱财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原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伪国民政府代主席、伪行政院院长陈公博（25日逃往日本）听说“中央军代表”已到南京的消息，便指使伪安徽省主席林柏生“代为接待”。
同样，林柏生也在中央饭店设盛宴款待李本一，席间得知李本一的家眷也已抵达南京，尚无定所，于是主动命人腾空宁海路的一处房屋，并亲手将这栋花园洋房的钥匙交给李本一。对于这种“盛情厚意”，李本一也就面不改色地收入囊中，并将自己的家眷安置于此。
这时，李本一已接到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的电令，让他立即撤离南京，赶赴安徽蚌埠参加日军受降。李本一自知南京绝非久留之地，决定赶紧大捞一把走人了事，可单靠收些礼物也实在是不过瘾。于是，李本一便将伪南京商会会长葛亮畴找来，以军费不足为由，向其索要了“储备卷”4亿元(约合法币800万)，并立即将其兑换成金条、银元。
8月26日，当李本一得知真正的受降代表冷欣即将抵达南京，他这才慌忙卷铺盖走人，连夜过江，率部赶去蚌埠。
9月5日，在军长廖耀湘的率领下，全副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主力空运至南京，全面负责南京城的防务。南京的汪伪大小官员此时方才知晓，李本一根本不是什么“国府钦差”。由于“拜错菩萨、烧错香”，人人恨得咬牙切齿，对于白白搭进去的大量钱财心痛不已，但此刻也是无可奈何。
对于李本一前往南京肆意敛财的行为，国民政府上下议论纷纷，冷欣更是怒不可遏，“状”告至重庆。但由于第七军为桂系，在白崇禧及李品仙的庇护下，李本一躲过了追责。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集中了24个整编师（军）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李本一率部在第七十四整编师的右翼协同作战。5月14日，整编七十四师被解放军包围在孟良崮，.3天后，被全部歼灭，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当时距离整编七十四师最近的三支部队是第七军、整编第二十五师和整编第八十三师，战后，蒋介石追究救援不力的责任，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被撤职留任，整编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被关押受审。由于第七军是桂系骨干部队，军长钟纪是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心腹爱将，处罚起来有所顾忌，于是便拿曾经有过“案底”、又在第七军实际掌控军权的副军长李本一开刀，新账、旧账一起算。
1947年7月，刚刚回到南京家中休假的李本一，被以“擅入首都敲诈勒索与孟良崮救援不力”等罪名遭逮捕，关押在南京羊皮巷18号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
然而，李本一只在监狱里“坐”了3个月，就在白崇禧的保荐下官复原职。1948年3月，李本一升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七军中将军长。1949年11月30日，第七军在广西博白被解放军歼灭，李本一化装脱逃，但还是于12月17日在广西平南被俘。由于李本一罪行累累，被以“残杀三万群众”等罪名判处死刑后执行枪决。
1949年1月5日，周镐陪同投诚的孙良诚，去策反国民党兵团司令刘汝明。不料，孙良诚却是暗藏阴谋。孙良诚当初放下武器，是完全被迫的。他从内心里对在关键时刻迫使他投诚的周镐从骨子里是非常痛恨的。
于是，孙良诚在奉命策反刘汝明时，暗中做了手脚。他一面按周镐的要求给刘汝明去信劝其起义，一面又暗中对前往送信的亲信副官尹燕俊口头交代，此信是被迫写的，务必请子亮兄（刘汝明）营救他脱险。周镐曾在1948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总结过地下党徐楚光被捕牺牲的教训，说“这样优秀的地下党员，用人不当而遭牺牲。用人不可不慎重，戒之”。可惜，周镐在用孙良诚和尹燕俊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失误，他过分信任孙良诚。
尹燕俊送信给刘汝明时，刘汝明的母亲在上海刚收到蒋介石的亲随送来的手杖、被面等礼物不久。接到家人的电话后，刘汝明受宠若惊，给蒋介石打电话表示决定不会学孙良诚投诚。
此时，在接到孙良诚的来信和尹燕俊的口头报告后，刘汝明立即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随即命令刘汝明诡称同意起义，要解放军派人到蚌埠接头。传信的尹燕俊走后，刘汝明即派绥靖公署的第二处处长陶纪元赴田家庵刘铁均团部执行逮捕解放军代表的紧急任务。陶纪元是军统大特务，曾任军统站长等职。
周镐一行于1月5日下午2时过淮河到达刘铁均团部后，埋伏在此的陶纪元等人即将周镐、王清翰等人捆绑押上火车。到蚌埠后，周镐被关押于特务营，王清翰被软禁。同一天，曾与周镐合作策反孙部的孙良诚部驻南京办事处少将处长，地下党员谢庆云也被逮捕。孙良诚则于当夜被刘汝明的亲信副官接到宝兴面粉公司内一小房中会面晤谈，随即向刘峙报告所谓的逃离解放区的经过。1月6日，孙良诚又赴南京向参谋总长顾祝同报告情况后，混了一个中将参议的头衔。
周镐于1月6日被陶纪元带人押解南京。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听到周镐要被交给国防部二厅的消息，担心于己不利（周镐曾是军统少将），便令二处副处长黄逸公迅速行动，务必抢在二厅前面。黄逸公在津浦铁路警务处的配合下，等周镐一到浦口车站即将其提走，押往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并严禁消息外传，不准周镐与外界通信。
被称为“木笼大厦”的宁海路保密局看守所，为钢筋水泥结构的两层楼房，设有地下室。每扇窗子都挂上密编的竹帘，整幢房子看来像一个大公馆。周镐是第三次进入这个看守所了，此次入狱，他的地下党身份早已暴露，不可能采取前两次入狱时的斗争策略了，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狱中，周镐未被保密局进行任何刑讯，在毛人凤看来，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只等蒋介石命令下来就发落。
1949年1月中旬的一天，即蒋介石行将再次下野之时，蒋亲自下令保密局将周镐“立即处决”。毛人凤接获蒋介石的命令后，马上派第六（军法）处处长李希成去宁海路19号监督执行。周镐在狱中院内从容镇定地迎接死神的到来。执行死刑的特务面对周镐，心有点发慌，第一枪没有击中周镐的要害，这时气急败坏的李希成疾步上前，对着周镐的脑袋开了第二枪，周镐壮烈地倒下了，时年40岁。他朝夕相处的战友、王清翰以及谢庆云，也先后被保密局秘密杀害。
1月28日，周镐的妻子吴雪亚在苏北解放区六地委所在地谢河，见到前方同志陆续归来，只是不见丈夫周镐的踪影，也听不到他赴刘汝明部工作的任何消息，只见到周镐临走时留下的日记。
吴雪亚翻开12月18日的日记，看见周镐写道：“国家建设的前途，光明大道，就在目前，我个人今后愿与余妻办两个职业农业学校，培植人才，余心所安也。”吴雪亚不禁想起这次来前线之前，他们设想胜利后从事何种职业的情景，当时夫妻俩一致认定，做教师最好。，但至今未得消息，令人挂怀异常。我在此馨香顶祝治平平安归来，一切成功！
但是，吴雪亚不知道，周镐已经永远不能回来与之团聚了，他的美好的愿望已不可能实现了。
5月下旬，上海解放。不久，吴雪亚为寻找周镐的下落，一路打听音讯来到了上海。一天，她在街头偶然发现了孙良诚的第四个小老婆，立即尾随跟踪，探得了孙良诚的住址。然后将孙良诚的下落迅速报告了上海市公安局。原来，孙良诚虽然重新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但身边已无一兵一卒，早已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一直遭冷落。
1949年3月，已被保密局弃置不顾的孙良诚，由南京逃往上海。来上海后，为了掩盖自己伙同刘汝明出卖周镐的罪行，孙良诚对人编造说，他是真心要动员和争取刘汝明弃暗投明，无奈刘汝明背着他，一面将孙来蚌活动情况电报蒋介石，一面指派陶纪元电告保密局说明周镐情况，将周镐拘禁，致使策反以失败告终。
孙良诚这番表白，无非是要说明刘汝明出卖了他孙良诚，自己落得个无辜。但他毕竟心虚，上海一解放，便化名孙云隐居起来。但其行踪终被吴雪亚探知，上海市公安局将正准备外逃的孙良诚迅速逮捕，押送苏州监狱。为孙良诚奔走暗传信息的尹燕俊，解放后尽管化名尹桂钧，也未逃脱法网，被依法逮捕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