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上海疾控女科长#官员就是要诚实面对老百姓的投诉，取得老百姓的信任，谅解与支持并教导老百姓如何处理与应对面临的困境。这位科长的气度值得所有官员学习。太棒了！
上海一个科级干部退休，养老金是14000多元，加上各种补贴。这样看来，上海平均退休金很高啊，按照官方发布的上海平均才4000左右，北京第一也不到5000元。更别说一个小科长退休金能拿到14000元，是你说梦话吧。毕竟，有两个主要因素：社保缴费基数高和退休地区上年社平工资高。当然，其它工龄长也是有关系。
退休了只要是当初工作交社保才拿到的钱，就是理所当然的。拿多少都应该。职称越高工资越高，缴的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比例就越高，退休金也必然越高，所以在职评职称争得你死我活，就是钱。
#江泽民往事# 在五十年代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建设氛围中，专业技术人员都怀有报效祖国的热情，只要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就会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但作为科长的江泽民同志，想到了科内大部分同志家庭都在上海，有的是几代生长于此的“老上海”，如何既发挥每一位同志的作用，又能兼顾各人的具体情况，几经考虑，征求多方意见后，他才提出了解决方案：科内三分之一人员调往四分局，其余分别派往上海其他研究设计单位或工厂，继续发挥专长。时任动力科副科长的章长东在回忆中说：江泽民同志让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地走上了新岗位。
当时电器专业科近五十名成员中，有两位留在了第二设计分局。其中一位龚加惠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来沪时刚刚确定了恋爱对象，他的“准岳父”是浙大职员，倾向于另一个浙江小伙子，对龚加惠说：“你如果离开上海，我就不同意女儿嫁给 你。”龚加惠忧心忡忡，为了争取“准岳父”的首肯，他经常请假回杭州。江泽民同志得知了情况 后，只要工作安排好，总是点头准假。
1954年底，在决定电器专业科人员去向时，江泽民同志将龚加惠留在了上海。龚加惠说，其中虽有工作需要，但他知道，这也是江泽民同志在照顾他的终身大事啊！这富有人情味的决定，最终促成了龚加惠的美满姻缘。
几十年后，龚加惠有幸参加了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与老同事的重聚，临出门前，他的妻子还反复念叨，“你一定向老领导致谢……。”
孔科长脸上有些自豪：“哪朝哪代都得有人管户籍不是？当年租界工部局用我，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用我，以后共产党得天下了，一定还会用我。大上海几百万人姓甚名谁，住哪里，共产党管理上海也得了解情况不是？所以，在警局里混，不是看明面上光鲜不光鲜，而是看你的工作是不是对老百姓有用。”——《隐秘而伟大》
#上海闵行区3名干部防疫不力被处理# 上海作为直辖市，镇是正县级。梅陇镇党委书记和梅陇镇的镇长，应该是正处级；新虹街道办事处是正处级单位，办事处派出的驻酒店的干部应该是科级或者一般办事人员，这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研究对他的处理就可以看出，最多是个科级干部。这次追责了两个正处级、一个科级干部，对作为直辖市的上海来说，绝对是级别非常低的人员了。不知道后面追责力度会不会加大？有没有鱼出来？
1947年12月，关押在上海临时监狱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谎称拉肚子去上厕所。在路过一个办公室时，他突然跑了进去，然后直接推开后窗户跳到了屋外，最后撬开了墙上的铁丝网越狱逃跑了。
几天后，这件事经过媒体被曝光了出来，舆论一片哗然。
因为中野久勇是上海日军特高科的科长，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时候，残害了许多抗日志士，杀死了不少老百姓。
因此民愤极大，他也知道自己恶行累累，恶贯满盈，必然会遭到中国军民的严重制裁，所以才会冒险脱逃。
一时之间，上海城内立刻实行了戒严封锁。
军警对过往的行人严加盘查，但是中野毕竟是在上海生活工作了几年，对上海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
而且他又会说中国话，年龄30出头，感觉到混入人群中很少被发现。
他有这份自信，因为别人称他为“中国通”。
从监狱里面逃出来之后，他先到了南京路一家典当行，将身上的西装卖掉。
然后，他又换了一套普通的老百姓的长衫，变成了不引人注目的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最后，他才大着胆子又跑到了小饭馆儿饱餐了一顿。
到了晚上，他原来准备到小旅馆里面住了一夜，可是钱已经花光了。
于是他就流浪了街头，白天半饥半饱，晚上就到了火车站的长椅上去躺上一晚上。
12月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尤其是到了晚上的后半夜身上就更冷了。
没两天他就感冒了，于是他到药店买了几包头疼粉。吃过以后，他感到感冒轻一点儿，他想了想，不能再这样夜宿火车站了，怎么冷的天会被冻死的。
他想了想，他在嘉定县城还有几个熟人，于是他就打算到嘉定县城去。
嘉定在上海的西北，离上海也不远，是一座江南的古城，城内管理比较严。
终于到了县城门口，把门的警察搜出了三包白色的粉末，他赶紧解释道这是头疼粉。
但是警察却不相信,他们认为这就是违禁品，怀疑他是走私违禁品的，立即将其扣留，关押了20多天。
没成想他反而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大街上到处都是通缉抓他的警察，到处找不到他。
没想到他会因祸得福，被关押在看守所里面拘留调查，由此他躲过了一劫。
后来经过调查化验，那几包白色的粉末确实是头疼粉，不是违禁品，于是军警就将其释放了。
他觉得在嘉定县城待不住了，又跑回了上海街头，吃喝无着落，每天沿街乞讨，晚上就睡桥洞。
有一天他路过苏州河的上浦路桥，不由得眼前一亮，因为他看见了桥面很陡坡度很大，下面有不少人在给那些过往的黄包车、平板车、三轮车上桥助力推车。
帮助推一次可以得3毛5毛的小费，他觉得这些活儿能干，自己有的是一把力气。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干得很很欢实，挣的钱也也能让他吃饱穿暖了，暂时解决了生活问题。
但是百密一疏他忘记了一点，他长得再像中国人，可是他的说话口音还是露馅儿了。
日本人说中国话，舌头硬、吐字慢，说话不清楚，周围的人都很奇怪，恰巧上海警方发布了捉拿日本战犯的悬赏布告。
有人就悄悄地举报了，于是警方就派出了两名侦探扮成三轮车夫和乘客到了桥头。
这时，中野上来推车，车上的侦探扭过脸观看，和照片上的人长得十分相像，但是还是有点拿不准呀。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人力车已经过了大桥，过桥以后中野就伸出手来讨要工钱。
拉车那个侦探给了他5毛钱，让他找3毛钱，但是中野只找了2毛钱，说先生 ,现在物价飞涨，一只大饼都要3毛钱。
侦探从他的怪异的口音中听出了日本口音，心里想，这个人一定不是中国人。
两个侦探会心地对视了一下眼神，想到这个肯定是十拿九稳的逃脱的战犯中野久勇。
于是，两人看着他递过来找钱的手，眼疾手快，迅速出击把用手铐将他制服。
这一天，离他逃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1948年2月28号，中野久勇这个残害了无数中国抗日军民的日本特务头子，终于被判处死刑，为他在中国做的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勿忘历史，忘记就是对先辈的背叛！
周恩来：组建中央特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为了保障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工作，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隐蔽的斗争，周恩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为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长，并主持成立特科。
8月，中央决定迁回上海，尽快在上海设立领导机构，解决各种物资设备，机关住宿的安置。首先成立专门为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后称总务科，即一科)，前任科长洪杨生，继任科长欧阳钦。当时还急需镇压叛徒特务的猖狂气焰，又设立专门做保卫工作的红队（又称“打狗”队，即三科），先由顾顺章负责，后改为陈赓继任。
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关，不设部，下设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等10个科，周恩来任组织局代主任（翌年1月10日为正式主任)。为加强新的对敌侦察机关，开展反间谍工作，1928年4月又设立情报科（即二科），由陈赓任科长。直到同年10月“六大”后，为加强对苏区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联系，由周恩来首先倡议并亲自策划筹建电台工作，为此设立通讯联络科（又称交通科即四科），李强任科长。
一年以后，在上海建立起第一部秘密电台。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特务委员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向忠发挂名不务实，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中央特科实际在中央特委决策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从1927年11月至1935年解散，共达8年之久。周恩来主要负责前4年的工作，尔后由陈云、康生先后负责。
在周恩来任职期间，中央机关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虽然他肩负中央多种要职，除制定决策中央特科的重大方针、政策外，还经常亲临行动现场，奋不顾身地指挥并参与镇反及营救工作，为保卫身处敌人心脏中的中央机关的安全，为获取情报、营救同志、惩办叛徒，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为加强联络与扩建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