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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收入排前三是法官、检察官、警察吗？大学生做检察官更好？
有人说公务员收入排前三名的是法官、检察官、警察？从职业角度来看，法官、检察官、警察该选哪个最有利？
法官、检察官、警察这三个职业都属于官方所称的政法干警，是国家专政机关的主力军，手握着至关重要的执法司法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很难分个优劣高下。但作为曾在政法机关工作多年的老人，如果要我选择，我首选还是当检察官。好处至少有三点。
其一，看工资待遇，检察官与法官持平，但比警察略高。
司改之后，市、县两级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由省统管，全省法检两院公务员按照省直标准发工资。同时，要求从优兑现司改后法检公务员的工资待遇。根据多个省份的政策，从包括职务工资、级别工资、规范性津补贴在内的工资待遇来看，员额制法官、检察官要比政法系统外的同级别公务员高25%至45%，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要比政法系统外的同级别公务员高15%至25%。按照这个增资幅度，检察官与同级别法官的工资收入基本相同，但总数算下来，比同级别警察收入更高却是普遍现象。
目前，人民警察比政法系统外同级别公务员多了警衔津贴、加班补助和执勤津贴，每月总收入要多1300元至2500元左右，但与同级别检察官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据我所知，不少省份基层检察官的绩效考核奖都是按省直标准发放，而公安警察则是按当地标准发放，仅这块差距都不小。
其二，看权力大小，检察官手握的实权虽不如法官和警察那么明显，但也不可小觑。
公检法作为政法机关中的“铁三角”，既相互配合，也相互制约。但检察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对公安和法院办案能同时进行制约和施加影响。相比之下，法院与公安之间在工作上基本无什么交际，相互制约更谈不上。
公安警察在办案中要受限于检察官，刑拘涉嫌犯罪人员后，要报检察院批捕才能作数，检察官若认定此人不构成犯罪，公安警察只能放人。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若认为证据不足，既可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还可依法独立做出不以起诉决定，或另定罪名起诉。
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虽然得由法官来判，但法院执行的是不诉不理原则，对于涉嫌犯罪的，检察院不诉，法院也无可奈何。反倒是检察官提起有罪公诉后，法官若判决无罪释放，检察院还可抗诉，法院也不敢轻视检察院的意见。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官提起公诉时，一般会出具涉嫌罪名和量刑建议，法官是不能加罪加刑的。
机构改革后，检察官对司法人员涉嫌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14个罪名还拥有自侦权，依然可以监督和侦办法官的违法违规行为，对法官的震慑力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检察官的权力并不比法官和警察小，只是手握的实权不同而已，却难分高下。
其三，看工作强度，检察官的工作量和辛苦程度普遍要比法官和警察小。
当然，从现状来看，公检法都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问题，法官、检察官、警察都是比较辛苦的职业。但三者作比较的话，法官和警察又要更繁忙、更辛苦一些。
警察自不待言，安保执勤、侦查犯罪、执法办案等，既有迎风冒雨的辛劳，又有直面穷凶极恶歹徒的危险，事多量大，工作不规律，危险系数高。由公安移送检察院的案件只是刑事类案件，而很多治安类案件已由公安机关做出处理了，所以经过这个关口过滤后，就决定了检察院受理的案件数会少很多。
法官位于“执法司法链”顶端，除了承接检察院公诉的案件，还要受理民事和行政类案件，办理刑事案件的法官人数并不比检察官多，所以每年到了最后两个月，法官们白天连轴转开庭、晚上加班写判决书就成了家常便饭，就为了赶在诉讼期限内结案清案。就普遍情况来说，法官加班加点比检察官多是大家公认的，检察官相对而言还是要轻松一些。
19世纪末，泛日耳曼主义是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成就，他们向大学生推送自己的想法，很快，很多毕业生加入了他们，并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教师（在德国著名的体育馆和同级别的教育机构）、律师、法官、公务员和外交官开始工作，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为泛日耳曼主义服务。
一段时间以来，其他阶层都在抵制新思想，他们不想要战争和征服，只想和平相处。正如民族主义者观察到的那样，泛日耳曼主义都是一些自私的人，渴望享受生活。
流行的理论认为容克军官、大企业、金融以及中产阶级是德国民族主义的发起者，但这与事实相反，所有团体起初都强烈反对泛日耳曼主义。但他们的抵抗是徒劳的，因为它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
德国不再有任何自由主义作家，因此，民族主义作家和教授很容易征服年轻人的想法，直到世纪末，德国人几乎一致赞同泛日耳曼主义。
多年来，商人和银行家一直是泛日耳曼主义最坚定的反对者，他们比民族主义者更熟悉外国情况，知道法国和英国并不软弱，征服世界将是非常困难的。
德国商人不想战争危及他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他们不相信装甲巡洋舰可以完成商业运输，并给他们带来更高的利润，他们害怕出现更多的军备预算。
德国商人想要的是增加销售额，而不是战利品。但民族主义者很容易让这些富豪反对者保持沉默，所有重要的职位很快就落入了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手中，在德国，企业家受到官场的摆布，官员享有决定每个公司生存问题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自由地毁掉任何企业家。
德国官员不仅有权压制这些反对者，甚至有权迫使他们为民族主义的政党资金捐款。在商人的行业协会中，辛迪加（执行官）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以前是泛德大学教师的学生，并试图在民族主义激进主义中超越对方。
因此，辛迪加成员们试图取悦政府官员，并通过成功调解代表成员的利益来促进自己的职业生涯。
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德国民族主义并不是“军备工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在1870年代，除了克虏伯工厂外，德国只拥有较小的、利润不高的军备工厂。但没有丝毫证据表明他们补贴了民族主义自由撰稿人，他们与大学教师的宣传没有任何关系。
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投入军火工程的资金与其说是德国军备的原因，不如说是一种结果。 每个商人都赞成导致销售额增加的趋势。
德国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相应地减少了个人消费者的国民收入。随着军备增加军火厂的销售额，它们减少了其他行业的销售。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民族主义者受到了军火资本的贿赂，而是民族主义者“无意识地”支持了军火资本的利益。但这意味着，他们同样“不自觉地”损害了大多数德国企业家的利益。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几乎所有德国资本家和企业家都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所有其他阶层、群体和阶级也是如此。这是民族主义教育的结果，这是拉加德、彼得斯、朗贝恩、特雷奇克、施莫勒、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和瑙曼等作家的成就。
柏林宫廷、容克家族和贵族军官从一开始就同情泛日耳曼思想，这是不正确的。霍亨索伦家族及其家臣寻求普鲁士在德国的霸权，并提高德国在欧洲的威望，他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并且感到很满意。
他们急于维护德国种姓制度，以及拥有王朝和贵族的特权，这对他们来说比争夺世界统治权更重要，他们对建立强大的海军或殖民扩张并不热心，可俾斯麦还是不情愿地屈服于殖民计划。
但宫廷和贵族无法抵抗知识分子支持的民众运动，他们早已失去了对公众舆论的所有影响。贵族从自由主义的失败中获得了优势，但是他们自己对埃塔主义思想的兴起没有任何贡献，他们只是从心态的变化中获利，并且认为民族主义思想很危险。
泛日耳曼主义对旧普鲁士及其机构、保守党、德国军队、委任军官和贵族充满了赞美。但容克不喜欢民族主义心态中的这点，在他们看来，这种心态是民主和革命，他们认为民族主义的平民对外交、军事问题的干涉是一种无礼，在容克人眼中，这两个领域是君主的专属领域。
虽然民族主义者对政府国内政策的支持使容克人感到高兴，但他们认为泛日耳曼人对“高级政治”有自己的看法是一种反叛，宫廷和贵族怀疑平民会在权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和他们持平。
但所有这些疑虑都仅限于老一辈人，仅限于那些在新帝国建立之前的人。威廉二世和同时代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正在崛起的一代无法保护自己免受新思想影响，学校正在教他们民族主义，他们正能以民族主义者的身份进入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