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下洋买办
上海滩,十里洋场。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洋人蜂拥而至上海的高峰,开始洋买办集中度最高的地方在外滩一带,延安东路的联谊大厦基本全是被外企办事处丶分公司租掉。
看一个地方是否兴旺,我的观点是看美女的聚集度。美女越美,聚集度越高,这一带的公司越高档。当时我有不少老师同学开风气之先当了洋买办,我到联谊大厦玩时,仿佛进了美女窝,目不暇接,口水直流。
洋买办也是分档次的,一等为欧美,二等为日韩中东,三等为港台。台湾人比较底档,上海人叫他们台巴子,也就是台湾乡下人的意思。我的同学和老师在各档次都有,最值得聊的是我一个校友,他在当时德国一家跨国公司代表处工作,这个哥们招聘了一帮我们学校的师兄弟,他能力也很强,公司主要业务在他手里,几个德国人成了摆设,德国人也乐得不管事,上班就是写报告看书。一天德国人上班后慌了,整个一天公司十几个骨干未上班,第二天才知道,这帮家伙嫖娼全被抓了。德国人知道后赶紧担保,直到走完法律程序。此事放今天不大,当时是起了轩然大波,一个胖胖的从大学讲师跳槽到该公司的离婚了,据说把房子和五十万都给他当老师的老婆了。那个老大远走加拿大,据说他老婆原谅了他,而他老婆早几年出国费用就是他资助的。
当时国企和公务员基本没有什么人选择。我当时读研,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和我们也有接触,表达了求贤若渴的态度,但应者了了。
#中年# 最近刷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年危机,很多在大厂的程序员说即使年薪35W,自己混的不如月薪5k的公务员同学;原来在民营地产公司,年薪50W的项目总想跳槽到城投公司,即使年薪减少一大半。好多人挤破头考公,就为了有个编制。其实说白了这些人就是为了图个稳定,减少未来收入、事业的不确定性。这似乎符合金融学中最基本的一个规律,风险溢价:为了追求更大收益,你需要承担风险,反过来讲,为了追求稳定,你必须降低收益期望。现在社会的主流是大家都不追求收益了,而是图个稳定。看来整个社会环境真的变了。
上海一场疫情,彻底显露一般私营企业的劣势,在员工最无助的时候,外企、央企、大型国企、公务员,普遍得到企业的投喂,有的甚至不止一次,而广大私企绝大部分都没有任何举动,并且工资普遍都是发最低工资,疫情过后私企招工,从此几乎与人才绝缘,只要稍有能力都几乎不会再考虑去私企,而现在在私企中有能力的,也将会产生跳槽的心,私企竞争力将大受影响,更加只能低端化,而没有技术含量的私企,低端化在一线城市几乎没有存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