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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公元407年7月，冯跋发动政变推翻后燕君主慕容熙，拥立夕阳公慕容云为君。慕容云上台后恢复本名高云，自号“天王”， 依旧以龙城为都，国号仍为“燕”，改年号为正始，大赦境内。
这就是十六国中最后一个出现的国，北燕。
后燕幽州刺史、驻守令支城（今河北唐山市迁西县境内）的上庸公慕容懿随后投降北魏，被拓跋珪封为平州牧、昌黎王。慕容懿是前燕上庸王、太傅慕容评的孙子。
8月，高云任命冯跋为使持节、侍中、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征北大将军，赐爵武邑公。冯跋作为政变主谋，事成之后自然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冯跋堂弟冯万泥被封为尚书令，冯跋弟弟冯素弗为昌黎尹，冯弘为征东大将军。参与政变的后燕北部司马孙护为尚书左仆射，后燕左卫将军张兴为辅国大将军。其他有功之臣被赐伯、子、男等爵位的共五十余人。
原后燕官员一律官复原职。当然，也有反叛的，比如后燕越骑校尉慕舆良谋反，被高云诛杀。
公元408年正月，高云立妻子李氏为皇后，长子高彭城为太子。
408年3月，高云将慕容熙合葬于皇后符训英的徽平陵，追赠谥号为“昭文”。当初修建徽平陵时，慕容熙曾叮嘱营建官员用心建造，日后他也要住进来，现在终于了却心愿。
因高云是高句丽人，此前和后燕互为死敌的高句丽得知后立即派使者出使龙城，和高云攀亲认祖。高云随后派侍御史李拔回访高句丽。
408年5月，高云改任司隶校尉务银提为尚书令，原尚书令冯万泥改任幽、冀二州牧，镇守肥如城（今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西北），冯素弗改任司隶校尉，中军将军冯乳陈改任并州牧，镇守白狼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境内）。
408年7月，高云恢复原后燕平州刺史慕容归的辽东公爵位，让其负责主持北燕祭祀大典。
以上便是自高云上台后，北燕在407和408两年时间里的全部事项。
这时候的北燕很特殊，高云作为一把手其实很尴尬。高云只是政变前被冯跋突然黄袍加身，毫无根基。从最初人事任命上看，掌握大权的全是冯跋的人。
但是在这两年里，冯跋却极为低调，不管是《晋书》还是《魏书》，无论高云传还是冯跋传，竟没有一个字提到冯跋，再提冯跋时已是高云出事以后。
冯跋做事沉稳，性格宽厚，为人处世方面几乎没有问题。但在权力的诱惑下，冯跋和高云之间是否有隔膜？双方如何合作？我们无从知晓。
上面408年5月的那次人事调整中，高云上台一年后将两大政变功臣冯万泥和冯乳陈调离京城，这是否有翦除冯跋羽翼的意思？新任尚书令务银提身份不明，是不是高云的人？这次任免是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完全无从得知。
一句话总结，高云并不像此前常见的那些傀儡君主，冯跋也不像那些玩弄权柄、趾高气昂的权臣。
我们只看事实陈述，其余就不瞎猜了，接下来继续说公元409年。北燕在建立两年后终于有大事发生，冯跋也再次出现在史书中。
高云自上台以来“以无功德而居大位，内怀危惧”，高云觉得自己无功无德却成了一国之君，暗自忐忑不安，内心很不踏实。
对此，高云给出的解决办法是“畜养壮士以为腹心爪牙”，潜心培养心腹爪牙，而且挑选的都是身强体壮的猛士，以此慰藉。
高云这是为了防谁？防后燕遗老还是防冯跋兄弟？还是无从得知。
这些心腹里最受宠的当属离班和桃仁两人。
高云让离班和桃仁两人分别掌管京城禁军和皇宫卫队，平时对二人的赏赐不计其数，甚至允许二人的衣食起居和自己一个标准。
这里，高云能安排心腹掌管禁军和卫队，可见有一定实权，否则高云身边必定布满冯跋眼线，冯跋也不可能让高云控制军队。
但问题就出在离班和桃仁两人身上。
即便如此受宠，二人依旧“志愿无厌，犹有怨憾”，仍旧不满足，经常口出怨言。
公元409年10月，戊辰日，高云正在皇宫东堂办公，离班和桃仁手中拿着几卷书说有事禀奏。高云毫不怀疑，便让二人走到近前说话。
突然，离班从怀中抽出一柄利剑猛然刺向高云。高云大惊，慌忙抄起桌上小几（放置物品的小桌子）抵挡，桃仁则立即从另一边用利剑刺向高云，高云躲避不及，一命呜呼。
作为慕容宝贴身保镖（侍御郎）起家的高云本身武艺高强，可高云招募的这些心腹也同样身强体壮，武艺超群。
可惜史料太少，离班和桃仁刺杀高云的动机是什么？杀了高云之后打算干什么？背后有没有冯跋的影子？这些统统不知道，史书交待的就是上面这些。如果说动机，冯跋动机最大，他肯定不愿高云把自己势力培养起来。
如同关键时刻慕容熙突然出走一样，高云的死竟然也是如此离奇，偏居一隅的大燕留给我们太多谜题。
高云遇刺的事迅速传到宫外，冯跋立即带人登上弘光门查看形势。弘光门是龙城内皇宫正门，慕容熙在位时命人参照邺城凤阳门样式重建，气势恢宏。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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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72年六月十九，万历皇帝和李太后正式委任张居正为首辅。仅过四日，大学士高仪便骤然病逝，张居正成了内阁的光杆司令。他拟了一个阁员增补的名单，入宫请李太后裁示。李太后却说：“先生所荐之人，我都同意，你用得顺手就行。你肩负辅国重任，无需事事拘谨，放开手脚大胆去干吧！”
李太后的话让张居正心里暖暖的。虽然他知道李太后说的是客气话，但他还是很感动，也很清楚天下毕竟是朱家的，多请示汇报没有坏处，这是一个臣子的应有的态度。高拱不就是因为桀骜不驯被撸下去的吗？这是前车之鉴呀！
其实这份名单，张居正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吕调阳、张四维这两人都有经纬之才，政绩突出且官声俱佳，摆到桌面上讲也没有争议，能为各方所接受。张居正的这份公心，朝中大臣都看得出来，李太后也特别赞赏。
当然张居正也藏着一颗私心，这两人都是后起之秀，资历和能力远远不及自己，不会对自己的首辅之位构成威胁。张居正的智慧还不止于此，吕调阳和张四维的关系并不友好，完全不用担心他们结盟把枪口对准自己，让他们互掐互斗，反而便于自己控制大局，牢牢把握施政大权。
这便是成熟的政治家惯用的平衡艺术。这一招，张居正是从嘉靖皇帝那里学到的。嘉靖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他让内阁两派互斗，自己做最后的仲裁者，始终把皇权牢牢掌控在手。夏言与严嵩、严嵩与徐阶、徐阶与高拱之间的斗争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然而，张居正绝不只是一个精于斗争的政客，他还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他要让大明朝走出困境、重现荣光，他要让大明朝除弊兴利、变法图强，他要让大明朝富国强兵、百业兴旺，他要让大明朝威服海内、万国来朝。让自己的梦想与国家命运一起律动，这便是他的与众不同。
内阁成员到位后，在张居正的领导下，朝政很快就有条不紊地运转了起来。对于治国理政，张居正参悟了古今之变，有一套自己独有的心得。他深知大明王朝积弊深重，变法改革任重道远，绝非一夕之功，只能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分步推进、稳步向前。因此他的改革路线图在心中愈发清晰起来。
虽然是实质的变法改革，但张居正绝口不提变法改革。他知道“变法改革”这个词让很多人忌惮、刺耳，特别是那些言官、御史、清流、反派会拿祖宗家法极力反对，就连太后和皇上也会担心引发巨大争议，从而导致国家动荡。聪明绝顶的张居正在给李太后汇报时，反而先举起了祖宗家法这个旗号。
张居正说：“对官员实行考成稽查，是老祖宗早就定下的规矩。《大明会典》中提出要设六科，收各部衙门奏本，编号入册，事后核验，核后销案，销后评议，评后奖罚。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必责成。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行，如疾雷讯风，无所不披靡也！”
李太后一听是祖宗定下的条陈规定，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这办法也严谨缜密、切实可行，便高高兴兴同意了。李太后也是睿智之人，她感受到了张居正的忠诚，更感受到了张居正对她的尊重。李太后深知：在忠诚的前提下，张居正越有能力，大明朝就越有希望。这何尝不是大明朝的福气呢？
不得不说，张居正的策略是极其成功的。考成法不仅是张居正变法改革的探路石，更是一次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动员，人事上的保障。它极大地树立了内阁的权威，健全了监督考核机制，大幅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一大批德才兼备政绩突出的官员得到擢升提拔，也有一大批责任淡薄效率低下的冗员被革职裁撤。
万历三年，内阁查出巡抚巡按一级官员未完成的事项共计237件，涉及人数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他们因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被罚俸三月。万历四年初，朝廷规定：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给予处罚。到了年底，仅山东河南就有19名官员因征赋不足受到降级处分，还有11名官员受革职处分。这些动真格的处罚，极大地震慑了地方官员。
解决了人的问题，就如抓住了牛鼻子，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考成法的巨大成功，使得张居正坚定了进一步改革的决心。在实施一条鞭法之前，张居正又展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性，他并不着急推行徭税合一，而是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溢额脱漏，并限期完成。结果查验核实的田亩数达七百余万顷，比户部登记在册上的田亩数暴增了三百余万顷。这个工作完成后，张居正才正式施行“一条鞭法”。
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张居正显然吸取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王安石疾风骤雨一般地推行改革，一开始就遭受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最终也在一片反对声中草草收场。
而张居正则不同，他手法十分隐蔽，自始至终不喊变法改革的口号，反而从大明朝的祖宗家法里寻求依据，减少舆论压力和现实阻力，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推动改革，使得积弊深重的大明王朝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正是靠着张居正的一己之力，大明王朝得以成功续命五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