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某年夏天个人从南京回家乡要参加行政诉讼，于是在下午1点左右就赶到了法院，一可以休息，二法院里有空调比较舒服，个人大约是在下午两点左右开庭。
当我一走进法庭走廊里时，就听到从一间法庭里传出来的响声，十分明显就在动手动脚的声音，法庭的门很厚实，声音也是沉默的，听不清楚，一直到个人去开庭才无法听到。
当时个人想：冤假错案多，在法庭上都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可以肯定：不是装修，是上午的开庭没有结束一直拖到下午两点多。如果是装修中午一定开门，师傅要休息啊。
1992年7月，南京东玻总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爆炸性新闻：过去使用的银色保温瓶胆在90摄氏度的水温下会缓慢溶解，瓶胆中的有毒砷化物不仅会影响皮肤，还对人体有害。
为了解决这一“一百多年来世界上无人解决的难题”，南京东玻总厂组织科研人员艰苦攻关，终于“首创无毒金胆”。这种金黄色的暖水瓶胆不仅无毒无害，还可以“保健、保命”。
消息一出，“无毒金胆”便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短短两周内，北京、南京10多家新闻媒体沸沸扬扬地报道了南京东玻总厂“发明”出一种“无毒”保温瓶“金胆”的消息。
有的说：“由英国人发明的保温瓶胆100年来‘银装素裹’的面孔被中国人改变了！”“我国首创无毒金色瓶胆”。有的称：“科学加大胆，银胆便金胆”。有的则欢呼：“喜看‘银胆’变‘金胆’”。
这些报道在宣扬“无毒金胆保温瓶问世”的同时，还不忘回踩一下“银胆”，断言如今每家每户正在使用的“银胆”保温瓶“有毒”，“瓶胆成型后仍含有0.4%的砷残留物”，“而且在90摄氏度的水温下，会缓慢地溶解”，造成“对人体的后患”！
在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无毒金胆”的报道下，“金胆”的销量直线上升，南京东玻总厂的日销售额也一天天新高。许多厂商一度要在这个濒临倒闭的厂门口排队十多天，才能拿到“无毒金胆”的货！
为了强化“金胆无毒，银胆有毒”的宣传效果，发布这一新闻的南京东玻总厂厂长还向前来采访的记者宣布：“7月15日，厂里当众把库存的3万多只银胆全部砸碎。在过去一个月时间内还砸了至少100万元的‘银胆’！接下来，我们厂将开展为期10天的‘银胆’换‘金胆’活动。”
很快，南京城内“砸银换金”四个字立马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新谈资，还迅速波及到南方各省市。我国保温瓶行业登时像发生地震一样，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据事后统计，仅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保温瓶生产厂家，两个月损失便达500多万元！上海保温瓶胆总厂销往江苏的瓶胆减少20万只，连同其他地区的减销，直接经济损失达100多万元。苏州保温瓶厂的销售收入减少了226万元，杭州热水瓶厂接到外商电话取消原购货合同。
福州保温瓶厂每年销售到广州约100万只产品，这次因当地一家晚报转载了“银胆有毒”的报道，近两个月销往羊城的保温瓶几乎为零。北京、天津、重庆等地的商业部门也向厂商提出停止订购“银胆”的通知。
产生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这是始作俑者南京东玻总厂也没有想到过的。事实上，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广“金胆”保温瓶只是因为在当时42家大型同行厂商的竞争压力下，南京东玻总厂做出的一次自救决定。其目的是扩大销售，提高知名度，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眼看着南京东玻总厂的销售额直线上升，许多“银胆”厂商开始坐不住了，决定对南京东玻总厂予以坚决地反击！
经过众多厂商的再三讨论，决定以保护“银胆”生产为目标，对“金胆”展开全面进攻。
他们想到，所谓“银胆”有毒说是南京东玻总厂单独提出的，这不能说是权威性的科学论断。要想击破此种结论，需要有权威性的科学结论来说明。
于是，他们联名上书主管部门轻工部，要求中国日用玻璃协会和保温容器专业委员会对“金胆”、“银胆”作出科学论断。
8月26日，根据轻工业部行官司第13号通知，中国日用玻璃协会、保温容器专业委员会和轻工部玻璃搪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等13家单位的技术负责人组成“保温瓶胆有毒无毒问题专家调研论证组”，在上海保温瓶瓶胆总厂开始进行为期三天的研究论证。研究结果证明，“银胆”和“金胆”都是无毒产品。
在得到科学依据后，众厂家又敦促轻工部质量标准司将结论公告天下，进一步回击南京东玻厂的“银胆”有毒论。
9月21日，轻工部质量标准司郑重发布通知宣称：“我国的保温瓶胆制作有着严格的标准，这些标准和国际标准是完全一致的。我国每年要生产2亿多只保温瓶胆供应市场，从未发现因饮用‘银胆’保温瓶盛水而发生中毒和慢性中毒事件。而我国每年出口国外的几千万只保温瓶也完全符合各出口国的标准，并且一直信誉良好。因而‘银胆’有毒说不能成立。”
“银胆”并非有毒的结论一出，舆论顿时反转。许多“银胆”生产厂家怒不可遏，纷纷指责南京东玻总厂缺少起码的行业道德，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一些厂商决定诉诸法律，要求南京东玻总厂赔偿其经济和名誉损失。
除了国内保温瓶胆生产厂家起诉外，许多消费者也埋怨南京东玻总厂谎报军情，小题大做，使人们虚惊一场。
此时贸然发布新闻发布会及后续的一系列行动使南京东玻总厂骑虎难下。
面对源源不断的同行诉讼，南京东玻总厂这才明白自己犯了众怒。许多消费者也围堵在厂门口讨要说法，这使得南京东玻总厂一度停产。
1999年初，南京东玻总厂负债已高达58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58%，无法再正常运行。4月15日，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破产。
1945年9月下旬，在重庆的沈醉接到戴笠从上海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要他立即把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那幢楼房打扫干净，检修家具，尽可能布置好一点，要调一个排的武装和一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一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并指明叫侯科长主持接待客人的工作。
所谓的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就是臭名昭著的白公馆，在1944年才改的名字，原来戴笠是要把周佛海秘密软禁在这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了南京，上海等城市，陈公博，陈碧君，周佛海等人都被捕入狱，然而周佛海被国民党严密保护起来，这也引起了民众的疑问。
在舆论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戴笠把周佛海软禁在了白宫馆，毕竟周佛海之前见风使舵，当日本占据不利的时候，周佛海就像蒋介石现内表示效忠，而蒋介石也感觉周佛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两个人一拍即合。
1942年蒋介石曾经给周佛海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周佛海有悔过的意思非常好，但希望周佛海暂且留在日本那里得罪立功，我将保证周佛海的前途。
这封信的署名是空的，也是蒋介石在密信中的惯用手法，周佛海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当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周佛海就变成了国民党任命的上海行动总司令，负责维持上海治安。
后来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就被蒋介石安排戴笠软禁在了重庆白公馆，毕竟周佛海为国民党卖命，所以国民党对他有所关照。
然而在上海时周佛海做了很多丧尽天良的坏事，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1946年上海文汇报就发表了一篇控诉周佛海罪行的文章。
周佛海在上海曾经发行过一段时期的货币，这种货币购买价值很低，主要为日军敛财，让上海群众吃不饱穿不暖，很多家庭甚至有冻死饿死的情况，于是沦陷区的群众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审判周佛海。
周佛海被软禁到白公馆之后，和他一起投敌的陈公博，陈立军等人，不但一一被国民党捕获，而且从1946年4月开始相继进行审讯。
陈公博等人大部分都被判处了死刑，并且已经被执行，周佛海听说之后兔死狐悲，心中一直很不安，担心自己也被国民党枪毙。
周佛海的妻子叫做杨淑慧，两个人大肆敛财，做下了很多坏事。
周佛海入狱之后，杨淑慧先是找到了戴笠：“戴老板，您是知道周先生早就投诚了，您可要保他呀！”
戴笠也想保护周佛海，可是周佛海名声太差，群情汹汹，戴笠也不敢保护。
杨淑慧见戴笠为难，抛出了条件：“如果您愿意出手，周先生有一大批古玩字画可以让您鉴赏，如果您实在为难的话，我们也不敢强求，只能把周先生在上海的来往信件公布出去，来证明他是国军的人了。”
戴笠只好出手相助，一方面是为了周佛海的财物，另一方面则是怕杨淑慧鱼死网破，把自己的信件公布出去。
后来周佛海和丁默屯被带到南京关押看管人员和在重庆时的完全不同，在重庆，弹押周佛海的工作人员对周佛海恭恭敬敬，到了南京则是态度恶劣，虽然居住环境挺好，但伙食已经是犯人的规格了。
在重庆，周佛海写下一篇自白书，，但自白书的内容全是表现自己的功劳，说自己做了很多有利于抗战的事情可以抵消自己的错误。
在南京，周佛海又递交了自己的自白书，对自己为何叛国投敌和投降之后的种种罪行做了百般美化，他一口咬定自己，在1942年向军统自首有戴笠的信件，但是周佛海受审的时候，戴笠已经坠机身亡没有人给他作证。
到了1946年10月，周佛海在南京被公审，南京近万名民众把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这时的周佛海雇佣了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这位律师提供了很多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据。
最终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佛海的判决是死刑，然而周佛海仍然像南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结果上诉仍然被驳回。
不过蒋介石迟迟没有枪毙周佛海，周佛海虽然已经被判处死刑，却没有执行，此时周佛海家中散尽家财，贿赂了国民党各级官员，让周佛海得到了减刑，最终被减为无期徒刑。
周佛海虽然没有获得自由，却在狱中过着非常逍遥的日子，1947年端午节，周佛海全家在狱中吃了团圆饭，甚至过得比监狱之外的平民百姓更加滋润。
不过虽然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却并没有挽回周佛海的生命，周佛海长期患有心脏病，在狱中经常犯病，而且还有强烈的并发症，经常痛的周佛海趴在床头喊叫。
1948年2月，周佛海又患上了肺炎和急性肋膜炎，国民党政府把周佛海移到医院单独治疗，结果周佛海却病情突变，最终气绝身亡。
这个丑恶的大汉奸终于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也许枪毙这种死法对他来说太过痛快，只有让他在疾病折磨中病痛而死才是最好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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