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1937年4月，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对于如何安顿这个儿子，蒋介石颇为踌躇。熊式辉为讨好蒋介石，力邀蒋经国到江西任职，蒋介石去电表示同意，并让熊式辉安排职务。
熊式辉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他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不敢怠慢，当即召集省府保安处中将处长廖士翘、保安处少将参谋长熊浜等人前来，共同商议如何让妥善安排这个“蒋公子”的职务。
几人商议后，决定让蒋经国当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并在省府附近选择了一栋新洋房，购买了全套的新家私设备，由熊浜和保安处第二科长邓警民亲自布置；熊式辉还指示公安局长黄光斗确保蒋经国全家的安全。
在当时来说，蒋经国毫无军功，却一下子就当上了少将副处长，这是极为特殊的。过了几天，不见蒋经国到来，又不见侍从室通知，熊式辉让公安局长黄光斗去调查，得知蒋经国已经来到了南昌，住在洪都招待所。
原来蒋介石并是不想让过多的人知道蒋经国的行踪。到了1937年8月，熊式辉正式任命蒋经国为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同时熊式辉还在省府“总理纪念周”上宣布：蒋经国除担任副处长本职外，可以随时到本府各厅处察看，将情况汇报省府。熊式辉如此表现，引起了江西各界议论纷纷，有人讽刺说：“这是熊拐子自找麻烦（熊式辉曾在上海坠机脚部受伤）。”
1938年春，蒋经国兼任江西讲习学院少将总队长，训练流亡青年；1938年5月到1939年2月又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少将处长，公署设在临川县；上校副处长柳昕帮助做实际工作。
当时的蒋经国不到30岁，看起来有一股干劲。据身边人回忆，蒋经国的特点是：第一，自命不凡与众不同，他外出穿着工服，戴着鸭舌帽，显示自己是一个新人物。第二，蒋经国对官员非常的严厉，对普通士兵和职员则很和善，他整顿团队，改善士兵生活，爱同士兵交谈，提出“爱民爱兵”的口号。
有一次，蒋经国对几个团的军官讲话，一个保七团的上校团长周垣迟到10分钟，蒋经国便斥责他说：“你为什么迟到？是不是不爱听我讲话？”
周垣回答说：不是，我的钟慢了。
蒋经国说：“难道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钟是慢的吗？一个军人不遵守时间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次，保安二团团长曾戛初听蒋经国说要到他团里去看看，回团后便连夜点灯大搞卫生整顿。那知蒋经国傍晚穿着便衣到团里伙房去问正在忙着的士兵说，为什么大搞卫生？士兵说团长指示明天“蒋太子”要来，不搞好就打屁股。
第二天早上，蒋经国来到二团，说：“不用看了，昨晚我已看过，集合队伍讲话。”队伍集合后，蒋经国不高兴地说：“一个部队先准备好了，检查看不出真情况，要做到平时和检查时一个样。”
蒋经国常身着便衣到各厅处去检查，有时打开工作人员抽屉来看，发现了花生壳、果皮，便说，你们是来工作的还是来吃花生、看看报、画画到的？如果发现有人迟到早退的更是要登记姓名，当场训斥一番。
1939年3月，蒋经国到赣州接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不久后又兼赣州县长。前任专员刘已达被当地恶霸欺负，受不了折辱引咎辞职。蒋经国接任专员后，因人设事的新兵督练处也随之撤销，副处长柳昕随蒋经国任区保安副司令。
当时的赣南是比较复杂混乱的，本地的土恶霸设卡收税，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江西的10个行政区中，第四区赣州是最乱的。第四区辖赣县、大庾、龙南、定南、虞南、信丰、上犹、寻乌、崇义、南康、安远等11个县，面积大约2.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0多万人，
熊式辉为了蒋经国的安全，亲自选派了一个保安旅共二个团官兵约3000多人，旅长是熊式辉的亲戚黄声，这个旅完全服从蒋经国调遣，有了这么一支力量，蒋经国的底气也足了许多。
第四区的11个县还有保安自卫大队或独立中队，由县长兼大队长。此外，蒋介石还命南昌宪兵第八团派了一个营驻赣州，又由侍从室派一个警卫班为自己的卫士，警察总队又派了一个警察大队驻赣州，蒋经国主政时期的赣州，可谓是兵马齐全，别的专区是不能相比的，也是做不到的。
蒋经国到赣州后，提出了要集中精力整顿地方秩序，高喊“除暴安民”的口号，厉行“一打、一惩、三禁的方针”，即打击地方土匪恶霸、流氓地痞势力，惩办贪官污吏和禁烟禁赌禁娼，同时还提倡公仆精神，改良社会风气等等。在一年时间内，赣南的地方秩序得到了很大的好转，恶霸纷纷逃到了江西其他区。
在秩序得到好转后，蒋经国又从1940年至1944年提出所谓的“建设阶段”。他先是制订了“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后改为五年计划。还提出了一个“五有”目标，即：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房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把赣南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乐园，成为模范区等等。
蒋经国的赣南新政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被不少人称为面子工程。1945年，蒋经国在调离赣南后也承认说：“回忆赣南建设的过程中，人民出了不少的钱，做了不少的工程，但是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效果。”蒋经国勇于公开承认不足，这点比他父亲蒋介石要好得多。
【讲好党史故事】苏区钱老板“抢货”的故事。
在战火纷飞的中央苏区有一个活跃的“老板”，凭借着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不断创造着贸易奇迹，大家都叫他钱老板。
钱老板就是钱之光，浙江诸暨牌头镇王家宅人，出生于1900年11月。他15岁时进入同文书院读书，结识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的张秋人、宣中华等人，逐渐接触到进步思想，在他们的影响下立志投身革命，并于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苏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调遣几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的同时，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提出“不给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口号，给苏区的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
1933年4月，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决定成立中央对外贸易局，时任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的负责人钱之光临危受命出任局长。
钱之光上任后，面对严峻的形势，他一面研究领会苏区的经济政策,一面调查走访苏区金融、贸易状况。他了解到因为国民党隔断了红白区域的贸易往来，苏区生产的粮食、钨砂、生铁、樟脑、烟叶、茶油、花生、豆子、生猪和竹木等产品无法运到白区去销售，而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等又不能从白区采购进来。因此，将苏区的农副土特产品从白区换回军民急需的工业产品，搞活苏区物资流通，是商业战线的当务之急。
他选择赣县贡江、兴国潋江和信丰桃江三条江水的交汇处江口镇江口分局作为突破口，亲自来到江口“蹲点”指导。任命姚名琨为江口外贸分局局长，张子和为党支部书记。江口镇毗邻赣州，东连于都县，南界南康可达广东南雄，西由赣江直通吉安、南昌；北靠吉埠镇、石芫乡，水陆交通都十分便捷。可是情况并非钱之光等人想象的那样顺利，一连几天，江口从白区过来的生意人屈指可数，来了的也只是观望，并未进行交易。调动白区商人的积极性成了当务之急，钱之光乔装打扮穿上长袍带上礼帽化装成钱老板，警卫也摇身一变成了跟班，与商人周旋。
在与白区过来的老板的接触交谈中，了解情况后，他对姚名琨、张子和说：“现在过来的这些商人，只是来了解情况的，他们有三怕：一怕红军没收他们的商品，二怕强卖强买，三怕把他们当成国民党的耳目给捉起来，人财两失。”
钱之光认为还是宣传工作没作好，白区的商人还是不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要大力印刷张贴布告，宣传苏维埃中央政府政策。
他把苏维埃中央政府对白区商贩的减收半税的政策优势告知每一个来苏区的商人。同时对商贩们同我们互市贸易，对他们输入的各种我们必需的商品还进行一定的奖励。
在钱之光和江口外贸分局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下，白区的商贩们同我们互市贸易迅速红火起来。当时赣州城最大的商号“广裕兴”也与江口贸易分局秘密合作，并互派代表，互设秘密采购站。
1933年夏天，江口贸易分局通过赣州商人，从上海购回一部铸造银圆的机器。1934年7月，江口分局受命在2个月内采购6万元红军急需的西药，姚名琨与分局的同志在25天内就采购到了8万余元的西药，并安全运到瑞金。江口外贸分局成为苏区的"第一海关"。
对于大批量物资采购，他们还采用了不少特殊方法。一种方法是打入敌人内部，利用伪军将领牟取暴利的心理，钱之光分别在南昌设立了秘密采购站，在李家村设立赣江办事处，开辟“秘密贸易通道”。他们为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有时还打着军事物资运输旗号派国民党士兵为我们押送物资。
一种是伪装“抢货”。白区商人对钱老板和外贸局同志十分信任，为便于与他们长期合作，免除他们通共的罪名，我方工作人员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地点，在白区商人运输途中，假装埋伏向天鸣枪，商人被迫弃货而逃，制造货物被抢的假象。货款却按照原议价格如数送到赣州商人的手中。
钱之光和中央对外贸易局的同志们，严格遵循经济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大力推行公营、合营和私营商业并存的开明政策，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保证了红色苏区的供给。
图左为钱之光。丨
